【本文节选自《我在犯罪现场：差一点我就遇害了》，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初到美国，为了生存，我日夜发狠苦读，终于成了美国医院的注册护士。结果，上岗后没多久，竟让我遇见了个稀罕事——一位死者生前因签署了器官捐赠，马上就要被医生解剖了，谁曾想，紧要关头，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真是活久见！
那天，我当班，下午 6 点半到医院。跟我交接班的护士是一个胖乎乎很爱八卦的墨西哥女孩子苏珊，见了我就说：「嗨，今晚你有得忙哦！」
「什么？有情况吗？」在加护病房，我们一个护士最多照顾四个病人，病人病情严重时就一个，如果说「有情况」，那多半是不好的消息。
「这个病人今天早上因为癫痫发作入院，从急诊中心转过来的。从进院到现在，十几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医生已经通知让摘掉仪器，就等病人家属过来签字。」苏珊向我交代病人的情况。
我一听，心就沉了下来。才入职不久，难道这就要成为我医护生涯中的第一位死亡病例？
死掉的患者叫乔治。27 岁。有癫痫病史。他于当天早上 7 点时分，在家突然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倒地后失去意识。他的哥哥打 911，之后他被送入急诊部。
急诊部马上给他做了脑部 CT，排除脑出血。急诊医生做了相应治疗后，他依然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瞳孔扩散。到了下午 4 点多，神经科医生开了核磁共振，反复确诊，最终结果为「大面积脑中风引起的脑死亡」。
所以，我要做的事就是，等待家属过来签完字，摘掉仪器和气管。
没一会儿，病人家属出现了。来的是病人的哥哥埃文和他母亲。他们仍然满脸期待地看着我。没办法，告知家属这残酷的工作，得由我来做。
凡事总有第一次！我吸了一口气，说：「我很抱歉，他已经……」
那位母亲立马就捂着脸哭起来。埃文一把将她搂在怀里，轻轻安抚她。等家属平静下来后，我继续解释：「乔治从入院到现在，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无脑干反射，不能自主呼吸，医生已经确诊死亡。」
那个时候，我本人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亲人的离世，对病人家属的悲痛真的无法感同身受。不过我也知道，在生死面前，再多安慰的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帮他们穿好隔离服，戴好口罩，示意他们用干洗手液洗手后，我带他俩来到病房与死者告别。
只见乔治母亲走向病床，捧起儿子的手，嘤嘤哭泣着。资料显示，死者乔治是器官捐赠者，于是，我将摘掉呼吸仪器的通知书及器官捐赠同意书递给哥哥埃文签字。
拿到签字书后，我马上通知医生，又打电话给器官捐赠组织，让他们来人取器官。
结果就在一切安排妥当，我们准备将死者推到手术室进行解剖时，意外发生了！病房门「啪」地很大一声被闯开，一个近 60 岁的男人冲进来，嘴里嚷着：「可怜的乔治！你们不能摘掉他的呼吸机！他还没有死！」
我瞟了一眼这个人。他大约 1 米 8，身材微胖，头发胡须都有点花白了。他身上散发着难闻的酒味，一看就是美国底层的那一拨人。
只见他发疯一样，粗鲁地把身边的医生和护士都赶走，趴到死者身边，一双粗糙的手摩挲着他的脸，叫唤着：「你们不能摘掉他的呼吸机！他还没死！」
怎么会没死呢？交接完班，我亲自去病房查看过的。当时我观察了死者，那是一个胖乎乎的白人小伙，面色红润，棕色的头发整齐地朝后梳着，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的病况，你会以为他只是睡着了。
我还走到病床边，打开血压仪，测了体温：血压 125/70mmHg，脉搏 66，体温 37 度。虽然，他看着像个健康的小伙子，心跳、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都可以通过一系列药物、呼吸机和各种监控设备加以维持，但他已经没有了自主意识。
一旦被宣判为脑死亡，便意味着无论采取何种医疗手段都无法挽救患者生命。正因如此，国际上用脑干死亡作为死亡的标准。
所以，这个人到底是谁啊？在这发什么疯？我吃惊地转头看向埃文。
埃文解释说：「这是我和乔治的父亲。我刚打电话通知了他。乔治和 daddy 一向关系很好，所以可能一时接受不了。」
医生也走进来，试图跟乔治老爹沟通：「我们对这一切很抱歉，但是……」
「走开！谁也不准拔掉呼吸机！他不会死的！」他挥着双手，声嘶力竭地喊着。
埃文见状，走上前去：「你冷静一点。我和妈妈也很难过……」
「你他妈的给我闭嘴！我知道，你们想杀死他，你们想要他的器官！妈的，我告诉你，我不同意！」老乔治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很快，几个人高马大的保安想过来拉老乔治。结果，鬼知道，这个老乔治居然右手从腰间拔出一把手枪来，大喊：「你们都给我出去！谁敢过来，我就打死谁！」
全场的人都呆住了。我像个木雕一样，杵在那儿，心都要蹦出嗓子眼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梁静茹给了我勇气。我就是觉得，作为当天的值班护士，应该向他解释点什么，于是，我说：「先生……」
「给我出去！滚！」老乔治压根没给我说话的机会，直接就拿枪口对准了我！
丫的，这个疯子！酒鬼！我当时在心里一万个后悔：我要是知道，在美国当护士，有朝一日会被枪指着，我当初肯定不选这一行。枪口下的我瑟瑟发抖，我甚至觉得自己要窒息晕倒了！
我和丈夫是 2009 年移民到美国的。我们把家安在德州休斯敦——美国的医疗中心。为了减轻丈夫的压力，我决定在美国社区大学读个注册护士。
在美国，护士地位很高，病人去医院，都是由护士负责处理，有情况才通知医生。所以，美国医院对护士的需求非常大，且男女比例协调，年薪高达 6-7 万美金。有硕士学位的，甚至可以拿到 10 万的年薪。
首先，我在社区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上 ESL 英文课程。过了语言关后，我在社区大学申请了护理专业。经过两年多的学习，2014 年 6 月，我以全 A 的成绩顺利毕业。
两个月后，我通过了美国的注册护士执照考试，被休斯顿 Tomball 区医院的 ICU 重症加护病房录用。经过 24 周的新人训练后，我顺利上岗。
结果，上班不久，就遇到这样的鬼事！
由于乔治老爹手里有枪，又不肯接受儿子死亡的事实，显得神经兮兮的。为了安全起见，我赶紧跟着一帮医生护士，退了出来，病房里面只剩下家属。
出了房门，我那一颗心才稍稍回落下来，生生呼了一口气。
透过玻璃窗，我看见老乔治的情绪慢慢放松下来，他低头去看自己昏迷不醒的儿子，一边抚摸儿子的脸。
他的大儿子埃文见状，迅速走上前去，一把夺走了他爹的手枪。这个老乔治便又激动起来，一把将大儿子推开，大声嚷着：「好啊，你们串通一气！你以为我只有一把手枪吗？」说着，就把手往裤袋里掏。
埃文和母亲见状，也赶紧退出来。老乔治起身把病房门关上，并在里面反锁了。他把窗帘也拉起了半边，让外面的人看不清里面的情形。
护士长吓得赶紧拨打了 911，报告医院现场发生病人家属持枪威胁的情况。我也一路小跑着，去把其他病房的门全都关上。
很快，医院外面警铃大作，进来了大批全副武装的特警队员，所有人在病房门外的走廊里一字排开，枪口全都齐刷刷对着病房里面。
妈呀，那种只在美剧里见过的场景，第一次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眼前！我心里直后悔，怎么没去买张强力球彩票。
面对这样的场景，我感觉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了思维和行动能力，只能站在一边呆呆地看着，整个人都傻掉了。
领队的警长手拿扩音器，向病房内的老乔治喊话：「先生，请你放下武器，把双手举到头顶，走出病房！」
然而，老乔治不为所动，我透过窗户，踮脚望去，他一直紧握着儿子的手，似乎不停地在呼唤着。他时而摇晃着儿子的身体，时而埋头哭泣。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床上的病人纹丝不动。一个已经死掉的人，怎么可能指望他再醒过来呢？
脑死亡和植物人状态看起来很像，但植物人不依靠外界的支持，就可以有自己的呼吸，心跳、血压都可以保持正常，甚至在某一天清醒过来；但脑死亡患者却需要依靠药物和呼吸设备来维持。
借助于医疗设备维持心跳、呼吸，也并不意味着此人还活着，因为一旦撤掉设备，心跳、呼吸会立即停止。所以，国际上科学地判定脑死亡死亡的标准是最为准确的。因为，脑死亡是不可逆的。
此时，特警队队长右手拿着个扩音器，左手插在裤腰带上，不停地喊话，劝老乔治走出病房。老乔治全然不理，依旧在里面一遍遍地呼喊着儿子，哭喊声穿透了房门。
看得出来，这个乔治老爹很爱自己的儿子，这么哭天喊地的，在西方人中倒是很少见。我当时，心里也有点发酸了。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就这样僵持着，谁也不敢冒然进到病房内。屋外的气氛也越来越凝重。三小时后，特警的警长骂着娘，终于失去最后一丝耐心，示意队员们做好破门强攻的准备。我的心也跟着一紧。
就在警长准备挥手下令时，病房内的老乔治却忽然兴奋地大叫起来：「我儿子醒了！医生，医生！快进来看！我儿子的手在动！」
什么？会动？我没听错吧？我看了看身边的安迪，他是乔治的主治医师，只见他把头摇得像吃了摇头丸一样：「不，怎么可能！他一定是疯了。」
屋外大家窃窃私语着，一阵骚乱，我听到很多人在推测，这个乔治老爹保不齐精神有点不正常。
特警队长又拿起话筒：「先生，请你把双手举到我们看得见的位置，走出房门！」
老乔治照办，双手举到头顶，从病床边慢慢走到门口，一边兴奋地说：「我没有武器！医生快点进来看我的儿子啊！」
大家紧盯着老乔治的每一个动作。可是等他走到门后，就进了盲区，大家都看不见他了。
特警队长紧张地大喊：「你站住别动！」病房门被老乔治从里面反锁了，怎么办？大家都看着队长。
这时，乔治的母亲——这个已经有点虚脱、浑身瘫软的女人终于说话了：「先生，我知道他，他不会乱来的，他只是舍不得儿子。」
特警队长看了看她，犹豫片刻后，摸了摸下巴，终于下决心，喊道：「你打开房门后，把手举到头顶，不许乱动，慢慢走出来！」
病房门轻轻地打开，老乔治举着双手，满脸笑容地走出来，不过脸上湿湿的，应该是刚才还没干的眼泪。
特警队长朝身边一个队员示意，那名警察默默上前，把老乔治的双手拷在了背后：「你已被捕。你有权利保持沉默……」老乔治毫无反抗，反而异常轻松：「我说得没错，我的儿子还活着！医生呢？医生！」
这时，医生安迪示意我与护士长赶紧跟着进了病房。
我们进了病房后，经过简单查看，我们发现，乔治真的活了！他的眼皮开始眨动，瞳孔对光有了反应，医生与他对话，他居然能通过手做出了反应！这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死人又活了过来！
妈呀！要不是亲眼所见，我决不相信，这会真的发生，毕竟当时距离他死亡已经过去 12 小时了。
另一边，乔治老爹已经被警方控制住，并带去了警局。我们整个医护组又一起对病人做了一个集中检查。
当我捏病人的耳垂时，他的眼皮快速跳动，双手都有了反应。我敲他的手腕和脚踝时，他也有反应，从无力的摆放，到向内弯曲。
这些都是神经系统评估的重要项目。根据格拉斯哥昏迷指数（Glascow coma score，专门用于测评病人的昏迷程度，指数越低，严重程度越高，低于 8，为重度昏迷）来看，病人白天的昏迷指数为 3，而我现在给他的测评指数为 6，这是多大的进步！
我的病人从被宣判死亡，到突然又恢复意识，想想都让人激动。检查完毕，我赶紧让乔治的母亲与埃文进来。乔治母亲抚摸着小儿子，又是哭又是笑。埃文偷偷用发皱的衣服蹭了蹭眼角。
等到第二天早上 6 点半，白班护士来接班时，苏珊也进来了，听闻医院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她一进大门就大叫：「天哪！这简直是奇迹！」她一边感慨，一边抱怨昨天她不在现场，错过了那么惊险又感人的一幕。
「你是不在，我昨晚真是差点吓尿了。太惊险了，乔治老爹还直接拿枪对准了我！」想起来，我都觉得真是心有余悸。
后来，乔治在加护病房又住了三个星期。我们看着他一点点从昏迷中苏醒，到慢慢睁开眼睛，回答我们的问话。在这期间，乔治的母亲和埃文轮流守护。我们由此得知了这一家人的故事。
原来，在乔治兄弟的幼年时期，父亲做生意被人骗得倾家荡产，从此一蹶不振，天天饮酒度日。妻子看着他日渐沉沦，一气之下与之离婚，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家。那年，老乔治的两个儿子，一个 10 岁，一个 7 岁。
哥哥埃文恨不得立马离开这个酒鬼父亲，因为父亲醉醺醺的样子，让他在同学们当中都抬不起头来。
弟弟乔治却对父亲充满了不舍。离别的那天，乔治看到父亲拿着酒瓶，斜倚在门框边，一副颓废的样子，眼中却有泪花闪烁。他哭着挣脱母亲的手，扑到父亲的怀里。
当母亲生拉硬扯将其带走时，乔治将脖子上佩戴的怀表摘下放到父亲手中。
家庭的变故，让乔治老爹更加颓废，而他唯一的情感寄托则是小儿子乔治的怀表。这还是乔治 5 岁时，他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
他打开怀表，端详着里面一家人的合影，感伤之际却发现照片表面有轻微凸起。掀开一看，竟是一张小纸条，一看就是小乔治的字迹。
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写着：「爸爸，别放弃，我一定会来看你，你一定会找到新工作的！」据说，乔治老爹被感动得像个孩子般痛哭流涕。
从那以后，老乔治决定振作起来，他擅长修理电器，便开了一家修理铺，后来也卖一些小家电。尽管当年离婚时，两个儿子都被判给了母亲，但乔治自幼与父亲较为亲密。
所以，年满 18 岁后，乔治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父亲生活在一起。毕业后，乔治在一家公司当业务员，平时只要有时间就会在父亲的店里帮忙打理。
当我让埃文签署文件的时候，老乔治忙活了一天，晚餐喝了点小酒，正打算关门休息。当他接到大儿子埃文电话时，紧张地差点吓晕——因为当时，我们这边已经拿到了埃文签署的捐赠协议，准备拔掉乔治维持生命体征的呼吸机。
因为乔治有过癫痫发病史，在过去也突发过几次晕厥，每次都是他老爹陪在身边，在过去发生的几次晕厥中，他一般会晕厥 2 小时后，自行醒来。所以，老乔治误以为这次也一样，儿子只是短暂昏迷，绝不会撒手人寰。
然而，儿子的紧急情况监护人却是他的前妻和长子，身为父亲的他，并没有行使任何决定的权利。分秒必争，再犹豫下去，儿子就真的要与世长辞了。
于是，老乔治操起家里的一把手枪，就往 Tomball 区医疗中心赶。后来，就发生了之前惊险的一幕。
老乔治被逮捕后，他的事儿很快成了当地的新闻头条。有不少媒体蜂拥而至，有的盛赞老乔治用执着的爱，打动了死神，创造了儿子生命的奇迹；
有的却质疑是我所在的医院出现误诊，才导致患者死而复生。作为事件的亲历者，我明白当时医院的所有处理都是合乎标准的。
但为了解开这其中的疑惑，我特意咨询了乔治的医生安迪，为什么会出现脑死亡病患又恢复意识的情况？
安迪告诉我，美国耶鲁大学有个研究团队，曾对全美 492 个医学中心宣布脑死亡时是不是有评估和判断失误进行了调研。
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医院之间对脑死亡关键条款的执行有差异，不同医院的判断方法并不完全一致，会出现微小偏差。
我一听，瞪大了眼睛，问：「可是，很多脑死亡后志愿者的器官将被用于移植，如果不同医学中心判定标准不一样，器官移植前，人们难免会怀疑，病人到底死了没有？这也太惊悚了！」
安迪解释道：「你知道的，本身医学领域就存在很多争议，不过，在脑死亡问题上，这个标准是非常确定的，我们医院也是 100% 地按规定执行。无论是从瞳孔反应、还是反复检查神经反射，且 6-12 小时后观察和重复检查无明显变化，才判定脑死亡。怎么，你该不会也跟那些外行人一样，以为咱们医院误诊了？」
「当然不是！」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个安迪的黑眼圈很重，头发也略有凌乱。显然，那几天，因为媒体不断地骚扰，他已经被这件事弄得有点崩溃。
事实上，我想，大多数医疗工作者都是秉承专业精神，负责任地面对患者。面对生死，无论中美，都是如此。
等到乔治出院时，显然，他已经成了我们医院的名人。我们还专门给他开了一个出院小派对，庆祝他的胜利！
几个月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庭审。法庭上，毫发无伤的乔治端坐在他爹身旁。
老乔治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医生宣告我的儿子已经死了，但我又心存幻想，儿子是不是如往常一样，只是陷入暂时的昏迷？三、四个小时醒不来，那六、七个小时呢？再等一天呢？我只想争取时间！我不想让他们那么快就撤掉我儿子的仪器！你们叫我怎么接受他已经死了的事实啊！」
在庭审中，乔治老爹也承认这是极为冒险的，是一个极端的决定。在那种情形下，持枪与警察对峙，瞬间被击毙的可能性很大，而被判入狱是 100% 的事情。
「然而，在那种情况下，我想不到别的更好选择，我只知道，我不能失去我的儿子。」他含着眼泪说。
我看见我的病人乔治，他注视着把自己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父亲，向法官求：「我知道我父亲触犯了法律，但他是因为不愿接受我已经离世才那样做的，这完全是出于爱！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正是因为他所做的一切！」
这样的一番父子情深，把庭审现场的陪审团成员也感动得泪水涟涟。也把我这个坐在电视机前的人，看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最终，老乔治因持致命武器进入医院与警方对峙被判刑 10 个月。
后来，我在 Tomball 医院工作 2 年后，于 2018 年举家搬迁到洛杉矶。这件事情，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真爱，有的时候，真的能创造出生命奇迹。而这世上的确存在很多事情，是用医学所不能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