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赵觉珵 林小艺 庞越】1971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首次在联合国总部升旗。在不久前的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同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个联合国代表团启程前往纽约，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外交部副部长、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从1971年至1981年，周南作为中国第一批驻联合国外交官在纽约工作了十年，他在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回忆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是国际局势变化、民族独立运动形成浪潮的大背景所推动的，而中国重返联合国又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与正义、反对霸权主义作出了贡献。周南说，中国已经是是联合国的主要支持者，未来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前途无限光明”。
环球时报：请您回忆一下，1971年得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的场景。
周南：当年中国能够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有两个没有料到：美国人没有料到，我们也没有料到。
美国人当时的想法是能拖一年就拖一年。基辛格（1971年10月访华）临走的时候说，今年你们进不了（联合国），明年有可能。他的意思是能拖一年是一年，但也知道拖不了很久。
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料到。毛主席在联合国代表团临走前和乔冠华等人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自我毁灭，一个是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料到。”
当时我们看电视，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第一个投票是打破所谓“重要议题”。把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议题作为“重要议题”是美国和日本耍的花招，如果通过了，那么需要2/3的同意票才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提出“重要议题”主要因为1/2挡不住了，即使是2/3，（美国的）支持者也一年年减少，反对者不断增加。
一旦打破2/3，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投票只需要1/2就可以了。所以最后的投票一通过，全场沸腾。亚非国家的代表都欢呼、鼓掌，最突出的就是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我们和萨利姆很熟，他曾经当过驻华大使，当时是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他还做过坦桑尼亚外长和总理，对中国感情很深厚。在录像里，萨利姆当时跳得比较高，手舞足蹈，美国媒体说他是在会场里跳舞，对他恨之入骨。
我最近看到了一段采访，有记者问萨利姆，西方媒体说你当时跳舞了。萨利姆说：“跳了又怎么样？如果有机会我还要跳。遗憾的是当时没有非洲的腰鼓队请来伴奏。”他果然是硬汉子、真朋友。
环球时报：您也提到，中国能够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很多人没有料到的。回过头看，为什么转折发生在1971年？
周南：尼克松访华临走时曾说自己7天的访问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是他改变了世界吗？我看是世界改变了他。”
那时世界格局发生了哪些变化改变了尼克松和联合国呢？ 一个是我们“两弹一星”上天了，实力上升。还有一个是我们多年来支持这些“穷哥们”的民族独立运动。他们一个个都独立了，很感谢我们。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潮流越来越厉害。1955年的万隆会议之后，亚非，特别是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发展迅猛。联合国的成分也在变化。上世纪50年代，联合国刚成立不久，还受到美国控制。当时联合国中没有多少国家，除了美国欧洲等站一起的，还有就是他们能够控制的拉丁美洲，以及零星的亚洲国家。
后来非洲国家纷纷独立，联合国增加了一大批成员。新加入的这些非洲“穷哥们”一般都是拥护我们的，所以美国控制联合国越来越困难的。毛主席讲，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这些“穷哥们”，特别是非洲国家把我们抬进去（联合国）的。
还有一点就是会议期间传来了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也要访华的消息，原来听美国指挥的一些国家觉悟了：原来你让我们当炮灰，你们自己却偷偷地去和中国“拥抱”，这种“坏人”我们不当，他们纷纷改变了投票态度。
环球时报：中国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周南：世界形势的改变、世界格局的改变，帮助我们恢复了联合国席位。而我们恢复席位以后，联合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国家，高举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旗帜，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和发展民族经济。结成广泛的反殖反霸统一战线，大长第三世界国家志气，遏制霸权主义威风，从而推动世界局势向更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方向发展。
我们和第三世界国家说，我们的否决权不只是属于我们，也属于你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投你们的票。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联合国秘书长改选，我们和第三世界国家支持的候选人是坦桑尼亚的萨利姆。对萨利姆“跳舞”事件怀恨在心的美国人坚决反对，并提出了他们的候选人。我们提一次他否决一次，他们提一次我们否决一次，形成双方的否决战。当时在安理会，我们和美国的座位离得比较近。美国的一个参赞问我，你们要否决到什么时候？我回答说，你们否决萨利姆的一天，我们也否决你们一天。我们会奉陪到底。这件事就僵持住了，后来，一些中立国家开始进行斡旋，提出德奎利亚尔作为秘书长人选。对于来自秘鲁的德奎利亚尔，两方面都可以接受，问题才得到解决。
所以我们的否决权是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服务的。
这其中是辩证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国的加入又反过来大大增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实力和士气，给不结盟国家、发展中国家撑腰，促进世界形势进一步变化。整个上世纪70年代，联合国是红红火火。甚至应非洲国家要求，安理会搬到非洲国家开了一次会，专门在现场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又在巴拿马专门开了一次会，支持巴拿马从美国手中收回巴拿马运河主权。
环球时报：您在联合国工作了十年（1971-1981），有哪些事件令您记忆深刻？
周南：代表团（1971年11月）到了纽约，美国群众和媒体对我们的关注铺天盖地而来，代表团一点小事都能上报纸。还有各地的美国大学生到纽约我们住的罗斯福旅馆，展示Model UN（模拟联合国）。
我在联合国工作时，经常遇到发展中国家的提案在安理会被否决，但他们还是要提交到大会表决，在那里往往都取得压倒性多数支持。虽然大会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制造舆论方面是有作用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惯用这种办法。
我刚到联合国时，老布什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来是斯卡利，再之后是莫尼汗。有一次美国在安理会反对的决议在大会通过了，莫尼汗气急败坏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吼叫，“这是多数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
美国在联合国也有占多数的时候，那时这就是“民主”“少数服从多数”。现在掌握不了多数，就说是多数人的“暴政”。这种自相矛盾的事情多了。
在联合国混熟之后，我也会和一些国家的代表私下开玩笑。有一次非洲国家发起提案，反对种族压迫，支持民族独立。美国当然是反对的，英国也跟着反对。我和当时英国的代表开玩笑说，你们大英帝国怎么总是跟在美国屁股后面。他说了真话：你是不知道，我们英国在南非有大量的投资，我们怎么好自己反对自己呢。这说明了什么（他们口中的）“民主、自由、人权、正义”都是虚伪的。
更明显的例子是伊拉克战争。美国当时努力说服安理会的盟友来支持他。刚刚去世的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到联合国安理会，说调查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还放了幻灯片，但法国等国都不支持，美国就单干。没有安理会的授权，这（伊拉克战争）本身就是非法的。
对于美国而言，在掌握多数的时候尽量利用联合国，掌握不了的时候就采取消极态度，再不行就退出，或者拖延、甚至不给会费、耍赖。美国拖欠的联合国会费是最多的，前总统特朗普还直接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拜登当选总统之后又觉得不对头，又重新加入，以便从内部捣乱。
环球时报：您对未来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有怎样的期待？
周南：未来还是要靠国家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影响力才会更大。现在中国是联合国的主要支持者。我们支持联合国，维护联合国宪章，支持联合国的权威，奉行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维和国际和平和正义。总之，得道多助，认真落实习主席讲话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就会无往而不胜。
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也是一个平台。可以说，前途无限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