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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的变与不变

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量,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使出各种手段,妄图使中国屈服。建国初期,当时的美国政府就对新中国采取封锁、孤立的政策,结果非但没有达到它险恶的目的,新中国反而在国际舞台上越发活跃。

进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冷战的加剧,美国感到它难以应对苏联的挑战,恰好这时苏联对我国的边境安全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美国开始寻求同中国接触,宣称对华奉行“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初步实现正常化,1979年,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翻开了历史性的一页。其后,中美两国在共同反对苏联霸权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这一时期也成为两国关系中难得的“蜜月期”。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领导欲”明显上升,他们公开宣称:“历史已经终结”在国际关系中,美国挥舞意识形态的“大棒”公然对别国内政指手画脚,试图使全世界只存在一种声音,而这一行为自然遭到我国的反对。

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稳步提升,让美国当政者越来越恐慌,他们在制定对华政策的过程中,也越来越不理智。

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重返亚太”的政策,把美军的主要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在中国的家门口耀武扬威,2016年,美国共和党人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入主白宫,在竞选时,他就多次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在正式就任后不久,更是挑起了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

特朗普政权奉行所谓“极限施压”政策,就是说,利用美国强大的国力,对不合美国心意的国家进行疯狂打压,直到对方扛不住压力妥协,接受美国的无理条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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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策略或许在其他国家身上有效,但是中国人民是绝不会接受美国这一套无赖把戏的。特朗普政府任期的四年里,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挑衅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捍卫了国家核心利益。

2020年,美国民主党人拜登成为美国新的“掌门人“尽管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尚难预料,但可以预见的是,无论美国哪一届政府上台,美国的对华政策都很难有什么质的改变。美国对中国,变的是策略,不变的是目的。

(二)美国对华政策的“迷局”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有过一番分析。郑教授认为,在当前的一些政客刻意操弄和美国媒体的刻意渲染之下,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反中、仇中“的政治正确,纵观历次美国总统大选,哪个候选人能对中国”放狠话“他就能获得选民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客为了迎合选民,他们之间互相比拼的不是政见的优劣,而是谁对中国更加强硬,美国的政治生态也越来越走向民粹主义。

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在国际事务上不得不寻求与中国进行合作,这就要求美国必须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在一些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要轻易惹怒中国,

尽管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一股力量,试图使中美关系完全陷入停摆,前总统特朗普更是狂妄地宣称“不排除与中国断交“,在美军内部,也存在着一些所谓的鹰派,叫嚣与中国进行战争。但是这更多的被人们看作是一种恫吓行为,目的还是为了在同中国的交往中获取更多的筹码。

要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国内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挑战,但是中国人民捍卫祖国的意志是举世皆知的,与这样一个大国进行战争,美国得不偿失。

一方面,美国人不愿意放弃它“世界警察“的地位,与中国进行平等的对话,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就此陷入迷局之中。

用郑教授的话说:“美国的政策像是大杂烩,什么有用就装什么,有时候甚至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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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领导人多次在外交场合声称,“不寻求遏制中国,欢迎中国崛起”然而在实际行动上,却采取另外一种态度,拉拢几个地区盟友,在舆论上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指责,在军事上,又不停的在中国周边进行演习,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抵近侦察。

再如,在国际舞台上,美国对中国进行打压、遏制。但是,中国有着庞大的市场,众多的劳动力,美国政府出于它的资本主义本性,不可能完全关闭与中国交往的大门——这样做,对美国有害无益。

一方面要遏制,一方面要沟通,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由此可见。郑永年分析,这背后的可能有着复杂的原因,种种充满矛盾的现象背后,可能是美国保守派利益集团,和军工集团互相博弈的结果。

纵观美国的历届总统,鲜少有在任期间不对外发动战争的,这背后就是军工集团在起作用,此外,如何驾驭美国国内的各派势力,把握好对华政策的方向盘,这些,都考验着美国当政者。

此外,种种矛盾性的背后,凸显的是美国对华恐惧心理。面对中国快速增长的综合国力,美国显得不知所措,其突出表现是:美国在早期的国际争端中,一般采取表面中立的态度,利用地区争端,挑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美国自己则退隐幕后,坐山观虎斗。

然而最近几年,美国越来越急于插手地区事务,而且在插手的同时,还用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做幌子,强迫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拉帮结伙,试图对中国进行恫吓,这背后正是美国做贼心虚,心中恐惧的表现。

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本应根据其本国利益制定,反观现在的美国,却越来越在外交场合提出所谓“价值观外交”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

在美国的叙事系统里,凡是他的敌人,都是“不民主”的,而美国自己则以民主代言人自居,我们不禁要问,世上道路千万条,难道只有美式民主,才是唯一的民主形式吗?美式民主是“万能药”吗?

每四年一次的“民主选举”选民似乎只有在投票日当天才被唤醒,而此后则进入一种不正常的休眠状态,每次选举之前,候选人扫街拜票,发表各种激情洋溢的演讲,宣称要改变国家,结果国家面貌没有什么改变,改变的只有白宫的主人。

在国际舞台上,凡是顺从自己的,不管它采取什么制度,美国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包庇态度,宣称它们是“民主阵营”凡是主张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甚至仅仅是相应美国不够积极的国家,都是美国的敌人,试问美国口口声声宣称的“民主”又在哪里?美国大搞“认同外交”目的何在?

郑永年认为,这是美国人精心布置的一个“陷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来往日益密切,现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局面自然不是美国想要看到的,于是它逼迫世界各国做出选择,要么是美国的盟友,要么是美国的敌人,没有任何灰色地带。

美国的这一行动,给中国带来了严重挑战,中国如何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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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的应对之策

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不应该跟随美国的步伐行事,而应办好自己的事情,切勿掉入美国的陷阱之中。

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虽然是西方世界的总盟主,但所谓的西方世界并非铁板一块,甘做美国的棋子,例如德国经济部长就曾对媒体表示:“很多国家对人权的理解都不同”德国的国防部长也在国内多次发出对华理智的声音,称:“对华强硬只能让自我感觉良好”。

美国追求世界的单极化,维持他的超级大国和世界霸主地位,而中国则主张世界应该朝着多极化的目标发展,每个国家都有权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发展道路,这是中美分歧的根本所在。

特朗普政权上台之后,对很多国际组织都“一退了之”反观中国,则始终捍卫国际关系准则,让世人看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有的样子。

如前所述,中国有庞大的市场,西方各国在追随美国的同时,不能不有所顾忌。

只要西方国家还想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还想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所谓的西方反华联盟就不可能组织起来。

我们应该在继续坚定捍卫国家利益的同时,更加自信地把我国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随着中国的发展,西方世界的种种诬蔑之词终将不攻自破。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国率先控制疫情,这背后是党的坚强领导,全国人民一起努力的结果,反观西方国家,疫情仍处高峰期,防控政策漏洞百出,甚至出现了种种反智行为,与之相比,中国恢复经济的速度,让世界惊叹。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前最主要的事情,还是抓住经济发展的机遇期,进一步做大做强,迎接“后疫情时代”的到来。

(四)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布局

世界是在不断变化中向前发展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进行改革开放,国际市场也远比今天要开放,在当时一些人的认识里,似乎有了“国际市场”就什么都可以买到。

然而,近些年的事实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人们,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人家不会卖给我们,怎么办?郑永年认为,中国只能加强国内的技术力量,从而打破外国的垄断地位,这条路会很艰难,但舍此以外,别无他途。

而中国想要发展,就必须打开国门,用更加包容的态度去面对世界。当前,美国惧怕中国的发展势头,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同外国的合作,然而这些年,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都可以看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妄图把中国同世界隔离,最后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美国越是要隔离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中国就越应该迎难而上,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世界看到,这个世界不是美国的“一言堂”各国的事物,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其他外部势力都无权干涉。

郑永年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借鉴老一辈领导人的智慧,当年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指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广大亚非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这两者之间的其他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中国无论如何发展,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不称霸。

中国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没有走国强必霸的老路,相反,我们在发展本国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无论国家大小,中国都给予平等的对待,这一点和美国的霸权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而言之,中国要做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对外关系上,不必跟随美国的脚步,而要迈出自己坚实有力的步伐。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发展更好。

(五)外部挑战与中国的自信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的发展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多方面因素,对中国的崛起绝不会听之任之,而要千方百计地加以遏制,甚至是破坏,这就要求中国在坚定对外开放的同时,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核心利益。

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美国对华遏制的速度与强度明显加快,在试图孤立中国的同时,又在领土主权等中国核心利益上疯狂挑衅。

虽然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废除了前任奥巴马的许多政策,但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却被特朗普继承了下来,依靠地区盟友,对中国正当的活动说三道四,横加干涉,助推地区紧张局势。

而在香港、台湾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和它的盟友更是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

近些年,在美国的教唆下,一些不法分子在香港进行暴力活动,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香港的繁荣稳定,为此,中国中央政府果断出台《国安法》止暴制乱,维护了国家利益。

香港问题由来已久,众所周知,香港以前被清政府“租借”给英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中华儿女的不懈努力,香港才回归祖国,然而一些香港青年,长期被英国殖民主义者洗脑,产生了严重的“恋殖情结”加上香港社会固有的一些问题,这就给了西方社会一个插手的空间。
对于香港问题的复杂性,邓小平早有预见,他指出:

“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

时至今日,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佩服邓小平的远见卓识,正是中央政府的及时出手,才确保了香港局势的逐步平稳。

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台湾问题上同样动作频频,岛内一些人和美国人互相勾结,致使台湾局势复杂严峻,中央果断出台多项措施,对这些分裂行径予以坚决还击。

如何在保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和发扬传统文化,让人们意识到各国国情的不同?郑永年教授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众所周知,中日两国在近代有着相似的遭遇,其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发展壮大起来,而清政府却日益腐化堕落。

考察日本在明治时期的举动,不难发现,日本人在“开眼看世界”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本国文化的传承,当时的日本虽然“脱亚入欧”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经验,但是在一些事关本国传统的问题上,日本人从来没有改变,而他们这样的自信,甚至保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

对于西方的一些经验,我们可以学习,但我们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本国,而绝不是跟着别人否定自己的文化,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经验,不失为一个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