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通过影视作品还是报刊新闻、历史资料等途径，凡是涉及到国民党军衔称呼和军衔制度的内容，其复杂多变的称呼和滥用的军衔常常令人摸不着头脑。
“中将师长”“海军少将”“少将旅长”“骑兵上校”……不同的称呼构成都不同，有的是职务和军衔统称，有的则是兵种和军衔统称，这些称呼背后的上下级关系甚至也常常搭配混乱，甚至出现军长和师长都是中将的迷惑场景。
按理说国民党军队有着明确森严、层层递进的军衔制度，军衔的授予与使用更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但实际制度的实施情况却并不如想象般美好，军衔的授予十分混乱，在国民党军队中“中将”军衔更是最为常见的。
这么看来，上个世纪的国军，中将这一没“素质”的军衔，还真能在军队内一抓一大把，甚至有人因此打趣到，在国民党军队的队伍里，假如你遇见一位军官却不知该如何称呼，那么不管他实际担任着什么职务，称呼其“中将”是正确率最高的。
实际上，这与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同时实行的两套军衔制度有关，在不同的制度下，任命程序和标准不同，授予的军衔也并不相同。
这两套制度分别是“职务军衔”和“铨叙军衔”，两种制度之下授予的军衔会有所不同。
职务军衔自黄埔建军时期就开始实行，而铨叙军衔制度自1935年才正式实行，职务军衔的授予往往更加宽松，而铨叙军衔则十分严格，因此许多军官的被授予的职务军衔会高于铨叙军衔，但铨叙军衔又称“官位”，是正式由中央任命且备案的。
铨叙军衔
近代中国的军队军官军衔制度演变得十分混乱，在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军队以前就经历了清末朝廷、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一系列变革。
自清军开始中国军队就开始逐步学习日本等国家的军衔制度，在当时日本的军队实行的是将、佐、尉三等九级的军衔制度，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也逐步确立了三等九级的军衔制度。
后来在实际的实践过程中，军衔授予被大量滥用，军官的军衔也因此大幅度贬值。
到1935年之前，根据相关统计，中国军队不仅现役军人的数量达到了世界排名首位，而且军队中的上将数量尤其之多。
蒋介石也深感如此下去并不利于军队的管理，连他自己恐怕都不清楚国民党军队中究竟有多少位上将。
究其原因，这一时期的军衔任免权限并未收归中央政府，军衔的授予也没有严格的评定标准和任命程序，甚至对不同人的任命标准是不统一的。
为了决心整顿这一混乱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便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措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军衔制度，也即我们今日所说的铨叙军衔制度。
1934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陆海空军官佐任命暂行条例》规定了上将的晋升标准，需要满足一定的资历和军功要求者才可晋升上将，即“上将需经实职年资已满并于国家建有殊勋的中将晋任”，首先严格把控了上将的晋升渠道。
1935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又公布了《上将任官施行条例》，正式将上将军衔确立为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
同月，南京国民政府还还颁布了新的军衔等级表，将整个军衔等级分为六等十八级，将官分为占五级，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少将。
制定了军衔制度法规之后，要想整顿现有军衔制度的混乱局面，还必须根据新的军衔制度重新评定军衔。
于是自1934年4月，国民政府就批准组建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铨叙厅下设三个处，专门负责具体的重新评定军衔的工作。
本就是为了整顿军衔混乱的局面，因此此次的军衔重新评定工作进行地非常严肃，标准审核也较为认真，从少尉至特级上将的评定结果全部报请国民政府授权任命。
甚至1935年初，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还提出：“陆军官阶过滥，殊非尊重名器之道”，提出应当减少任命的上将的数量，将一部分上将改叙中将，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国民党中政会的支持。
由此，国民单军队的现役军官授衔之后，就会任命与其军衔相应的职务，军衔的认知职权统属中央，甚至与上将对应的军职，还要由国民政府“特派”或者“特任”。
自1935年4月起，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以中央政府最高军事机关的名义，正式将国民党军队的各级军官军衔的任命授予权力收归中央管辖。
在铨叙军衔制度的严格管控下，国民政府在军衔的任命、晋升方面都遵照了非常严格的比例和数量要求。每一军衔级别的军官60人编为一个官组，只有在上一官组出现了空缺的情况下才能由下一关组有人晋升至上一官组。
针对之前上将任命泛滥的情况，此次南京国民政府将全军的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加上将等上将军衔编为总数一个上将官组，由此上将的总人数便一直限制在60人左右。
除此之外，一级上将还控制在上将总数量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并且设置了严格的晋升年限和考核标准。
根据《陆军军官佐任官暂行条例》第五条第五款规定:中将须实职年资(四年)已满、并于国家建有殊勋，始得晋任上将。
根据《陆海空军任官条例》规定的陆军中将五年停年的规定则更长。
而且，在任满最低年限的前提下，各级将官的晋任一律凭考绩。
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资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只有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才能择优在有关人事会议上进入讨论的程序，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晋任、授任、转任将官军衔。
根据《国民政府公报》和《总统府公报》记载，1935 年 4 月至 1949 年 9 月，总计任命有少将以
上将官 4996 名，其中，各种上将 160 名、中将 975 名、少将 3861 名。
这期间，现役上将的员额因为掌握比较严格而没有出现超过 60 人限额而过滥的现象。
当时，能够正式授任、晋任上将是一种含金量很高的荣誉，并非普通中将只要熬到一定的资历年限均有晋升上将的可能，被正式任命为上将的人他们或者名高望重、或者手握重兵、或者在统帅机关筹划掌握全局、或者雄踞一方、或者得到最高统帅的特别青睐。
由国民政府特定首长签发任官状正式叙任的军衔称之为正式军衔，它是由铨叙厅根据职务、资历、学历、战功等情况综合考察确定正式叙任，由国民政府颁发任官状。
除了褫夺和晋升外，铨叙军衔不随职务调动而变动，自然，也不能随便晋升。
铨叙军衔制度的确立和实行，严格把控了军衔的授予情况，尤其是上将军衔的授予变得尤为严格，在资历、任职年限、功勋等评价维度上缺一不可，这也就为后期国民党军队内“中将”军衔的泛滥埋下了伏笔。
职务军衔
铨叙军衔虽然看起来等级森严、阶级鲜明，但实际运用起来并不方便，尤其因为其对任命和晋升的标准和程序的严苛规定，导致军衔的授予和实际情况不能相称。
在原本就动荡的国内环境下，战事频繁，军队也在不断扩充，军人的晋升速度比想象中要快很多，军队对于军衔数量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多，而此时按照法定的铨叙军衔的授予程序，根本不能满足军队的需求。
由此就导致了一些尴尬局面的出现，比如军人的职务和军衔并不相称，上下级职务的军官之间有着相同的军衔，如此一来就十分不利于军队作战行动的指挥力度，增大了军队的人事管理难度，更削弱了军人们的作战积极性。
由此，国民党军队中就实际上同时延续了之前的职务军衔制度，也即任命了相应的职务就直接授予相应的军衔，不需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和铨叙厅的审查备案，比如“中将军长”“中将师长”，而不受铨叙军衔法定制度的限制。
职务军衔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军衔，因为没有中央的任命和铨叙厅的备案，也即在中央的人事管理档案中，真正的官位依然是铨叙军衔。
但接受了职务军衔的任命之后，也允许佩戴相应的军衔的标志，职务军衔和职务一直保持同步，随着职务的晋升而晋升，只需要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任命职务的时候同时签发授予军衔即可，有时候即便是给某一军官任命了职务但没有同时授予军衔，也默认其自动晋升为职务相应的军衔。
实际上，职务军衔和铨叙军衔唯一的差别，就在于是否按照法定审查标准和任命程序任命，在铨叙厅是否有正式的备案。
除此之外，职务军衔和铨叙军衔没有任何表面上可以分辨的差异，在佩戴军衔标志、薪资待遇等方面都是完全一致的。
例如，即便是职务军衔为上将而铨叙军衔为中将的军官，也可以佩戴上将军衔，享受上将应有的各项待遇和军事管理指挥权力。
因为职务军衔和铨叙军衔制度的同时并存，军官所处职务和铨叙军衔不一致就是常见的事。
在国民政府的文件中，军衔与职级一致的，称为“任官有案”，职级高于军衔且经过了中央备案的，称为“任职有案”。
1947 年 12月 31 日，国防部关于军官高阶低用任职规定:
“高阶低用人员任职方式三种如左:(一)任官有案人员(不受编制拘束)兹任陆军 × 将为 × 厅副厅长。此令。(二)任职有案人员兹任为 × 厅少将副厅长，保留中将待遇。此令。(三)支上阶薪有案人员兹任为 × 厅少将副厅长，支中将薪。此令。”
由此可见，职务军衔与正式军衔的待遇薪金等方面没有区别。
另外若想快速分辨职务军衔和铨叙军衔，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即看其名称构成。
军衔 + 职务就是职务军衔，如中将军长、少将旅长等，军种 + 军衔就是正式的铨叙军衔，如海军少将、骑兵上校等。
泛滥的“中将”
如前所述，因为建立了铨叙军衔制度的国民党军队中，上将及其难以晋升，自然有许多军官的军衔卡在了“中将”的位置，他们有的处于高官职位但因资历不够难以晋升，有的手握重兵不乏功勋但因年限不能服众也难以晋升，还有的富有资历但因位处虚职难有作为而无缘上将。
在职务军衔和铨叙军衔同时并行的情况下，职务军衔比实际正式叙任军衔高的情况屡见不鲜。
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军统局建立之初的最高领导者戴笠，其当时就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将副局长代行局长职责，但由于戴笠本身出自于黄埔六期，资历还不足，因此虽然职务名为中将。
实际上直到1945年才被铨叙厅正式叙任陆军少将的军衔，直到其去世后才又被追赠为陆军中将。
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大批的“中将”出现，其实这些中将有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其正式叙任军衔即为中将，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也有其正式的晋升和授任记录。
这部分人大概有将近一千人，而由中将晋升上将条件标准又及其不易，其上将总共只有60位，即便满足其他条件，也只有位置有缺才能晋升。
因此这些中将晋升上将的可能性非常小，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晋升中将，却甚少有人继续晋升为上将。
另一部分就是职务军衔为中将，而实际并没有经铨叙厅备案正式叙任的军官。
这一部分的数量就更多了，他们往往处于中将相应的职务上，因此被授予临时性的中将军衔，但他们的实际正式叙任军衔低于中将，有许多历史上我们比较熟悉的国民党将领军官，他们的军衔实际都是职务军衔，甚至身兼多职也就有多个军衔，但都不是正式叙任军衔。
如军统的程一鸣，是军统西北区少将区长兼第八战区调统室中将主任，沈醉参加云南起义前，职务为云南游击中将总司令，但他在保密局内部依然是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这都只是职务军衔，他们都不是正式叙任的将官。
而中将晋升上将的途径有多难，我们从当年的数据和实际情况可见一斑。
当年国民党军队除了去世后另外追授的上将军衔以外，60位上将的中有1位特级上将，8位一级上将，23位二级上将，28个中将加上将（国民党军队仅针对陆军中将级别沿用加衔制度，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其实位陆军上将衔）。
除了资历年限和功勋条件以外，只要上将位置未离世未撤职，中将则不可能晋升上将。
因此，想要通过晋升成为上将几乎不可能，而在评定军衔时直接定为上将的难度也并不小。
特级上将只有蒋介石一人专属，而一级上将则基本都是国民党内的元老级别要么就是镇守一方的大诸侯级别人物，例如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冯玉祥等人，二级上将也基本都是亲信及势力范围稍小的诸侯，例如龙云、刘湘、韩复渠等人。
通过晋升至上将的也并非没有，因资历等限制基本在多年以后才出现此情形，例如陈诚、白崇禧等人到抗战以后成功升至一级上将。
但更多的军团兵团司令都无缘上将，甚至杜聿明直到战区副总也一直是中将军衔。
铨叙军衔制度的制定和实行原本是为了整顿国民党军队内军衔混乱的局面，其鲜明的等级晋升制度和严格的晋升标准和晋升程序看起来十分有利于改善这一局面。
然而由于该制度的内容并不符合国民党军队当时的实际情况，虽然设想十分美好，落地执行却并不顺畅，不得已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增加军队作战积极性还是要沿用职务军衔制度。
职务军衔制度的任命本身就未归属中央，任命程序简单，军衔授予便显得有些随意，大批处于中将职务的军官均授予中将军衔，导致军衔制度整顿前就存在的军衔滥用，因滥用而导致军衔质量被拉低的情况仍然存在。
而且两套军衔制度同时并行显得军衔更加混乱，因职务军衔在表面跟正式叙任的军衔没有太大不同，正式叙任的军衔似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职务军衔在实际军队的管理中依然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由此，也便出现了后世人们常说的国民党军队内“中将”军衔一抓一大把的说法，军衔原本就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是在军队中实际地位的直观体现，而混乱的军衔制度单导致军衔“通货膨胀”，似乎也有一些滑稽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