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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共 4088 字,阅读时长约 8 分钟

· 本文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作 者 | 刘胜军

对中国改革来说,若要问哪一位外国经济学家最值得铭记,那无疑非科尔奈莫属了。他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改革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分。——吴敬琏

科尔奈于2021年10月18日去世,享年93岁

生活在21世纪的年轻一代,已经很难想象上世纪的“短缺年代”,很多物质都要“凭票供应”,肚子总是吃不饱的滋味令人刻骨铭心。即使到了80年代,想买冰箱、彩电、洗衣机三大样,都得批条子、走后门。如今生活在“过剩经济”年代的我们,最应感谢一位经济学家:《短缺经济学》作者科尔奈(Janos Kornai)。1999年,科尔奈再次访华,他逛过中国商店后的第一反应是:“短缺经济不复存在了”。于是他决定写一本新书《过剩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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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人人都读科尔奈

中国改革开放,其实就是“睁眼看世界”的过程(1978,伟大的“睁眼看世界”)。在这一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洪流中,一批“老外经济学家”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影响,耳熟能详的有:亚当.斯密、科斯、弗里德曼、凯恩斯、哈耶克……其中对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当属科尔奈。

之所以首推科尔奈,是因为科尔奈出身于社会主义时代的匈牙利,亲历过计划经济,并获得匈牙利卡尔·马克思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科尔奈1928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犹太人家庭,父亲是杰出的律师,1944年惨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年仅16岁的科尔奈幸运地获得了瑞典驻匈牙利使馆签发的安全通行证。

科尔奈的观察和分析,对于中国经济学家群体而言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和经历共鸣”。尤其是其《短缺经济学》和投资饥渴症、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目标模式等概念,更是直击中国计划经济的痛点,入木三分。1986年《短缺经济学》中文版首次发行,销售量就达10万册,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可谓人人都读科尔奈(人人都要读《21世纪资本论》)。对于中国的“科尔奈热”,科尔奈感同身受:

• 中国读者在我心中,在我的感情世界里,占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2009年,一位记者采访了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记者写道:“这似乎不是央行行长而是一位教授的办公室,正中间并不宽大的办公桌,最右边一摞材料上放着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大作《思想的力量》,书页折了印痕,表明他正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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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一书成名

科尔奈在《自由人民报》工作期间,旁听国家经济委员会年度计划讨论,发现整个国家成千上万家工厂的生产计划居然都是由委员会主任保罗一人说了算,效果可想而知。受此刺激,他在1953年至1956年攻读博士期间完成第一部著作《经济管理的过度集中化》。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深入分析和批判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学术著作。慧眼如炬的约翰·希克斯(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这部著作推荐给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旋即引起轰动。

1968年,匈牙利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进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而科尔奈正是这次举世瞩目的改革的策划者和设计师。

1993年科尔奈(左二)与匈牙利总统根茨和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一起

1980年,科尔奈出版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著作《短缺经济学》。科尔奈指出:“短缺”根源来自国家与企业存在着“父子”关系。利润刺激的削弱、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臃肿的官僚机构、对企业的大量的行政控制等是造成短缺经济的真正原因。科尔奈的思想是中国取消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之一。

03: 有理想但不理想化

与弗里德曼、哈耶克等学院派不同,致力于“转轨经济学”的科尔奈是实践派、务实派:

• 在我第一次踏入中国饭馆前,我对中国饭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我光顾过中国饭馆后,我就开始喜欢中国饭。“摸着石头过河”—中国过去的改革方式给这一点以最好的诠释。

• 快速的、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对市场化的盲目鼓吹,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比如说没有适当的法律、没有适当的执法机构、没有适当的金融市场……),用免费赠送认股权证的方式私有化国有企业,使得采取这些政策(即“休克疗法”)的国家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经济挫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和一些东欧国家。

04: 中国情缘

科尔奈在中国的特殊影响力,主要是因为两点:

• 科尔奈从1986年起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他的课堂上有许成钢、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樊纲、茅于轼、邹恒甫和胡祖六这些大家熟悉的名字。顾秀林(老一代经济学家顾准之女)曾专程慕名从夏威夷跑到哈佛听科尔奈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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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科尔奈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前往重庆参加“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巴山轮会议”)。“巴山轮会议”与1984年莫干山会议,堪称对改革开放影响最大的两次经济学家“头脑风暴”,在巴山轮会议最“大放异彩”的就是科尔奈。作为首名进行演讲的学者,科尔奈为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药方”: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巴山轮上的参会者包括薛暮桥、安志文、马洪(朱镕基的伯乐——老成谋国马洪)、高尚全(“改革老人”高尚全:侠之大者,国士风范)、吴敬琏(“吴市场”今天91岁:我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童大林、项怀诚、楼继伟、郭树清等。1999、2005年科尔奈再度访华(薛暮桥:吴敬琏的伯乐,孙冶方的堂兄,入世的哲人)。

05: 独立之精神

科尔奈备受尊重,也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科尔奈说:

• 做研究的人任何时候都要用批判性的眼光看事情,即使是面对取得伟大成就的国家,无论是面对我的祖国还是面对其他的国家,也无法让我蒙上双眼。我是一位研究人员,一位老师,我教我的学生以这种方式思考—任何时候,我都必须用批评的眼光来审视问题。如果失去了批评的眼光,探索问题的研究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 经济学家有时太强调“技术治国”,我看到很好的学者写了一些很好的论文,包括那些很好的经济学家,但他们没有脱出技术治国论的框框。我们要重新思考,刷新我们的思想,跳出这样的框框。

• 我这一生中,从来不曾为名利奔波,穷尽一生努力追求的,唯有深刻的思想。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说:“我宁愿是一匹自由的、饥饿的狼,也不愿做主人豢养的舒服的狗。”

许成钢回忆说:

• 为了深入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我选择科尔奈做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之一。所以我在哈佛的整个生涯中,科尔奈既是我的授课老师也是我的导师。

• 我也请科尔奈夫妇(雅诺什和苏萨)到我家来吃晚饭。那次最让我吃惊的是,他进我家的时间跟我们之前约定的时间是如此的精确!简直匪夷所思。后来他告诉我,为了守时,他提前开车到我家门外,就在车里等着,时间一到他就准时按门铃。

• 在我与科尔奈四分之一世纪的亲密交往中,我见到的科尔奈是一个从来不对政界、学术界和社会上任何歪风邪气低头的人,永远不低头,永远都是勇敢、坦诚、直率的。他从来不会因为苟且小利而丧失原则,他是以他的人格来带动学术的。

06: 我衷心地希望中国在未来的改革中取得成功

哲人已逝。让我们重温科尔奈留给中国的警言:

• 有人把转轨仅仅简单归结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转型并不仅仅只包括经济的转型,还包括了生活方式、文化的转型,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型等多个方面。

• 对于中国,就内部环境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生产率优势会逐渐消失:劳动力资源开始变得稀缺,工资水平不断攀升,城镇化比率也随之提高,国民享受的福利开始不断增多。

• 衡量经济绩效有许多方面,除了经济增长之外,收入分配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可以发现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向“躺平、内卷”宣战: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来了)。

• 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在其他6个方面却没有进行改革或没有完成改革。这些改革更难实施 ,牺牲更大,会遇到更强烈的抵制:国有企业、硬化预算约束、清算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监管体制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

• 市场经济是政治改革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通往市场经济的道路是漫长的,只有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才能提供更 良好的外部环境。市场经济与政治改革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有好的市场经济,政治改革必然产生。但政治改革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与经济改革相分离。

• 历史上从来没有能够证明制度改革会自动发生的先例。即便我们现在主动致力于制度改革,也可能需要用十年,百年,甚至千年的时间来完成相关工作。因此经济增长并不自然导致制度改革。

• 不存在没有牺牲的改革,尤其是那些艰巨的、代价高昂的改革。这些改革可以因困难而被一时推迟,却不可能永久地拖延下去。

• 稳定有许多种不同的形式,稳定并不意味着僵化。如果稳定指的是缺少健康的变革,那么不会有多少人喜欢这样的稳定。我们应该追求建立一套良好的稳定制度,用充满了文明的、人道的、平和的规则,去实施社会的变革,用这样的变革给老百姓一种稳定的感觉。社会的转型需要稳定,却不需要停滞的僵化。稳定往往与调整、灵活联系在一起。

• 在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一定有什么力量在发挥作用。我想强调,人们并不是仅仅受经济利益驱使去做事情,人们可以为经济之外的理想和其他价值做出牺牲。经济利益很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直起作用的。有无数例子证明,人们可以放弃经济利益,为其他理想而牺牲,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需要采取什么行动 ,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目标,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取决于各个参与方的集体意志。正是这些潜在的价值观引导着我们未尽的转型之路。

• 当国家变得富有时,国家应该向每位公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在此基础之上,可以接受一定拉开的差距。例如国家应该向每位公民提供基础性教育,中小学教育应该免费 ,大学高等教育可以是收费的。一个公平的社会不应该让许多人无家可归,应该向每个人提供一个最起码的住房条件(吴敬琏谈共同富裕之路)。

• 对那些一提起中国就认为是一团糟、什么都是失败的观点,我也认为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哪些方面做对了,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还需要改进。

07: 科尔奈的中国知己吴敬琏

与吴敬琏一样,科尔奈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莫扎特。

1981年,51岁的吴敬琏前往雅典参加国际经济学会的圆桌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见到了来自匈牙利的科尔奈。会议结束后,科尔奈到吴敬琏的房间聊天,吴敬琏顿生相见恨晚之意。

科尔奈后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中国经济学家......相识很久,友谊深厚”(“报人之子”吴敬琏和他的父亲母亲)。

08: 科尔奈留给我们的座右铭

对中国的经济学家而言,笔者认为,科尔奈下面这几段话最应该成为大家的座右铭:

• 经济学中的一些伟大发现,在政治学中早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时代就已经发现了。我们应在这些领域补补课,应该鼓励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老师,多读一些政治学,还有哲学、法律、历史等其他学科的书(企业家亟需补课“政治经济学”)。(注:科尔奈并非经济学科班出身,他的本科专业是历史和哲学)

•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类似于夫妻婚姻一样。他们同居在一个屋檐下,发生摩擦是在所难免的。夫妻发生些口角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幸福的婚姻需要相互取长补短。(30年河东30年河西:敏锐的亚当·斯密,狡猾的凯恩斯,犀利的哈耶克,伟大的波兰尼)

• 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我坦率地提出来,与各位学者进行有益的交流,而不是说教式地对中国的政策提出什么建议,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中国在走自己的路,政策制定者和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有13亿人口,匈牙利只有1000万。中国有数千年历史,匈牙利历史则比较短。我衷心地希望中国在未来的改革中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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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70 后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下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