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日，在香港街头，参加庆祝国庆巴士巡游的人们挥动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 新华社 图
日前，深圳举行了“2021年第二次深圳智库峰会”，在该峰会上，如何与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匹配、平衡，成为深圳热议的话题。在香港，香港经济再一次腾飞，必须融入国家发展，也已逐渐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
10月初，香港特区政府发布2021年施政报告提出，要由创科推动香港再工业化的发展，使创科成为香港新经济动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出，北部都会区将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整个都会区发展完成后，将可容纳约250万人居住，并提供65万个职位，包括15万个创科产业相关职位。
北部都会区重点发展创科，将与支撑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维港都会区互补。香港未来发展将依靠北部都会区与维港都会区并驾齐驱，互相辉映。
根据特区政府于施政报告绘画的蓝图，北部都会区依靠国家发展，把握“十四五”规划的机遇，将发展成为具规模的城市空间，成为香港境内促进港深融合发展和联系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的地区。
搭上国家发展的快车道，香港必将再次腾飞。
香港两次腾飞背景都是抓住国家发展机遇
10月15日，香港青年学生观看《国家相册》大型图片典藏展。新华社 图
“北部都会区是开启由治及兴新进程的标志性事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工程。”在日前举行的2021年第二次深圳智库峰会上，主持峰会的深圳智库联盟常务副理事长、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玉阁认为，未来20年，香港与深圳接壤地带将产生第二个CBD和新增长极，深港应围绕该主题持续沟通协调。
1947年底，上海商人李震之在香港创办大南纱厂。作为二战后香港第一家纱厂，它开启了香港纺织业飞速发展的道路，成为香港第一次经济转型的缩影。香港纺织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带动经济起飞，是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动力之一。20世纪80年代，纺织厂北移，厂商逐渐迁往内地，随后香港多间纱厂宣布结业。21世纪，香港只余两家纱厂还在生产。
如今的纺织业，早已不是香港经济的重心。而它的兴起和没落，却直观地展现了香港经济的两次转型。制造业北移后的香港，倚靠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实现了第二次腾飞，背后也是内地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潮流。
回顾战后香港经济腾飞的过程，学界有多种解读，最普遍的认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成功完成了两次重大的经济转型，分别促进了香港经济的两次腾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论坛上指出，事实上，香港的腾飞从来就没有脱离过中国内地而存在。
20世纪50年代起，香港由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港转变成为以产品出口为主的自由港，从而走上工业化道路，实现了第一次经济转型。王文指出，其时恰逢内地解放后，一批来自沪粤闽的资本、人才逃至香港，成为香港早期的发展基础。内地来的企业家和劳工移民带来了大量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涌入，推动了香港工业化道路的开启，也成为香港制造业发展的开端。借助于此，香港凭借贸易型轻工业带动了经济的迅速腾飞。
第二次转型则开始于70年代，于90年代大致完成。这次转型促使香港制造业北移，经济结构从工业制造业为主逐渐转向服务业为主，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学界公认这次转型的关键在于香港把握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机遇，从而促成香港的初步崛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香港更是乘势而起，借助中国高速发展创造了香港的“亚洲奇迹”。
香港的经济转型，依托内地而发生，也进一步加深与内地的合作。内地改革开放后，由于香港和珠三角之间形成了“前店后厂”的跨境产业分工体系，在一河之隔的深圳，深港边境地带先后建立起了罗湖、福田、皇岗、文锦渡、莲塘、沙头角、深圳湾7个边境口岸。粤港两地充分合作互补，促进了双方经济的飞速发展，也给香港再次腾飞中重要的金融产业和专业服务业腾出了空间。回归后，香港强化金融、物流、旅游和工商业四大支柱产业的发展，四大产业也成为香港经济的支柱。
大湾区城市深度合作本是应有之义
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邓希炜曾发文指出，2003年后靠旅游和地产带动经济复苏，实则“错失良机”。他认为，第三次经济转型需要政府强势支持，加大研发开支支持创科，并推动再工业化为科研及初创打造完整生态环境。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经济与政策研究主管王春新也认为，香港在近年来贸易及物流产业相对衰落后，转型发展关键在创科产业，但是“香港在80年代把依赖低成本的加工工序外移，但本土制造业没有转型提升，因而多次失去了发展高增值创科产业的良机”。
与此同时，内地城市创科产业飞速发展。近年来，大湾区的创新驱动发展不断增强，逐步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创新龙头的区域协同创新格局。在研发投入上，2020年广东省研发投入总量超过3400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R&D/GDP）也不断增强，从2015年的2.47%提高到2020年的3.14%。而与之相对的是，香港公布的最新数据中，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015年的0.76%增长到2019年的0.92%。而从产值来对比香港深圳这两个毗邻城市，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字，香港2019年创新及科技产业增加值只有234亿港元，仅占本地GDP的0.86%；而深圳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多达10156亿人民币，约为香港的50倍，占GDP比重高达37.7%。
从香港来内地创业的胡先生告诉记者，他亲身感受到内地在创新创业方面有许多优势。他提到，内地城市对于创新创业政策扶持的力度更大，对创业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遇。此外，内地优良的创新环境也在产业结构上给创业者更多选择。“香港的产业结构还是比较单一，而内地就更多元。而且像互联网企业这种新兴科技公司，香港绝对没有内地发达。”
此外，大湾区内城市创科发展的迅速也离不开城市间的深度合作互补。例如2011年，深圳市与汕头市合作建立深汕特别合作区；2017年，广东省提出《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2019年，广州市和深圳市签订《广州市深圳市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20年，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和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签署了推进广深科技创新合作框架协议。大湾区内的城市加深了合作实现合作共赢，也促进创新要素的流动和增长。因此，香港想实现创科发展，融入大湾区无疑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香港与珠三角的创科产业合作已具基础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广汉指出，深港口岸跨境人流与车流统计数据中，私家车早在2009年就超过了货车，位居跨境车辆首位。“这反映了香港与珠三角产业合作从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创科产业转变，深港跨境就业、居住增多，社会经济融合发展正在加深。”
香港最新的施政报告提出，要将北部都会区建设成国际创科中心。该规划既是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创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决心，亦是顺应时势、把握机遇的努力。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把深港河套纳入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创科发展的坚定支持。
今年9月27日，特区政府发布回归以来香港首份营商环境报告，有针对性地回应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在港投资者的关切。当时，香港中联办发言人也发表谈话指出：“一国两制”是香港营商环境的最大优势。中央高度重视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市民根本福祉，制定出台大量惠港利港措施，竭尽全力支持香港发展。“十四五”规划为香港确立了新的发展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在向纵深推进，横琴、前海改革方案让香港迎来新的机遇，香港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得天独厚的营商环境更显优势。驻港外国商会从中看到机遇、看到商机，对媒体表示“香港营商环境优良，仍将扮演面向国际和内地的超级联系人角色”。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教授黎晨表示，香港和珠三角可以延续过去“前店后厂”的合作传统，未来实现大湾区内的“前研后产”，利用香港的大学科研优势，实现大湾区内的产学研合作。他亦指出，现在香港的大学多把分校区设到内地，也是这种趋势的体现。“香港北部已有许多大学校区和科学园区，此次发展创科可以考虑连点成线、扩线为面，共同建设北部科技园区。”
“科技运用研究及产业化正好是大湾区的强项，完全可以填补香港中下游之不足。”王春新也指出香港想在创科产业上实现突破，融入大湾区是必行之策。他认为，大湾区内的创科合作，有利于城市间互补短板。“一方面以香港全球顶尖的基础研究能力去补大湾区基础研究不足的短板，另一方面以大湾区高超的科技运用研究和产业化水平去补香港的短板，全力协助香港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他强调香港必须推动“官产学研”的结合，将研究成果产业化。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香港需要全心全意和深圳协调发展，使整个创科的产业链更加完备，这样香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会更强。“香港在科研、吸引国际人才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而兄弟城市深圳、东莞有着先进制造业的基地，把研究成果转化成商品的能力很高。”他强调香港需要与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有更紧密合作，所以边境地区将来会起变化，整个北部都会区会汇聚香港的创科产业。
深圳反响迅速，香港的下一步棋在哪里？
从深圳河看深港两地，图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正在加紧建设。 南方日报记者 鲁力 摄
面对香港北部都会区抛出的引子，深圳方面迅速提出了“临港都市带”构想。日前举行的2021年第二次深圳智库峰会上，深圳智库联盟理事长、市决咨委专职常务副主任高振怀提到深圳要规划与“北部都会区”对接、匹配、平衡的“深圳临港都市带”。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玉阁建议支持深圳国资国企、大型央企和民企等参与北部都会区建设；支持深圳企业到北部都会区设立双总部、分公司、研发中心、联合实验室等机构，开展项目合作，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在接受南方报业专访时说，北部都会的规划就是基于香港和深圳多年的合作而提出的，“近年两地的合作都以创新科技为主，中央支持港深打造‘一河两岸’：深圳河以北有福田、罗湖，深圳河以南以后将会有个新田科技城，它比落马洲河套区要大两倍。北部都会区也是基于这样的合作基础上构想出来的”。她表示，香港一直有这个能力成为创新科技中心，但以往的政治环境严重阻碍政府施政，导致提出任何建议都必被反对。而过去一年多来，中央通过颁布香港国安法和完善特区选举制度，使得立法会脱离了泛政治化的内耗环境，因此特区政府能提出这样的施政报告。
深港澳科技联盟顾问、深港科技合作促进会创会会长张克科分析了当下深港合作呈现的四个转变：由“深圳单边单向阶段性推进”转变为“香港主动提出双边协同对接共进”；由“特定空间”到“沿边境纵深全方位规划”；由“基础设施、创科发展”向“公共服务、人才集聚、社会协同、居住就业和生态文化、商旅”等全面规划；由“单向推进的招商融资政策导向”向“规划对接、服务对接、标准对接、智慧平台对接的共赢新机制”转变。
在抓住“十四五”规划下香港转型的机遇的方向下，香港正在调整思路。接受南方报业专访时，林郑月娥指出在“香港国安法”及“改善选举制度”中央两大举措下，香港已经“拨开云雾见青天”。但未来想要真的尽快落实北部都会区规划，林郑月娥认为，香港特区政府一定要提升管治效能，譬如政府架构要改变，要有更多有为的人加入特区政府，公务员系统职位应该“能者居之”等。
关于重组政府架构，林郑月娥在最新的施政报告中已经提出一些初步设想，其中就包括扩大创新及科技局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改变香港“工业式微”的观感，并凸显由创科推动香港再工业化的发展。她还提出可能增设副司长主理新界北发展，并与深圳市政府紧密联系，共同推进相关项目。
林郑月娥对南方报业记者透露，“在今年5月的时候，我们已经梳理出很多具体的项目需要推进，所以成立了19个专班。”这19个专班中不少已为北部都会区做准备。
香港亦有声音认为特区政府应当学习内地，从制度上展现决心推动改革。香港传媒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董会主席于品海发文建议，香港可学习深圳、上海，设立“香港北发展领导委员会”，在组织上和政策上力行改革，政府全力推动落实北部都会区规划，社会才会相信规划并非空谈。他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在城市规划和审批上效率极低，要建设北部都会区，必须先推行制度改革，否则将“寸步难行”。
【记者】王勇幸 李心迪 张玮
【作者】 王勇幸；张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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