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要说卡着全球脖子的热词，“芯片”，怎么着也能排进前二。
以美国为例，为了解决芯片短缺危机，4月至今，仅半年之内，就密集召开了3次“半导体峰会”。[1]
不过，真正惊掉全球下巴的，是最近的这次——美国商务部直接要求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厂，必须在45天之内上交相关商业机密数据。[2]
消息一出，三星立马就不乐意了，通过韩国驻美大使委婉表示“企业不会轻易提供高度机密的信息”。[3]
接下来，就是近期刷爆网络的那一幕。美国商务部部长对着镜头毫不客气地来了句：“如果他们不愿提交数据，我们还有其他办法，但我希望我们不要走到那一步。”[4]
今时今日，不由得让人想起了40年前，美国与日本围绕半导体产业所进行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激烈博弈。
关于那段历史，我们只是旁观者，对其中的诸多细节和隐情都不甚了解，因此在中文世界里也有着不少误读。
今天， 阿信要为你带来一种难得的“当事人”视角，它来自于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的回忆录《美日博弈：美国如何将未来给予日本，又该如何索回》。
作为美国商务系统的前高官，普雷斯托维茨历任三届美国政府，几乎主导了整个80年代的美日贸易谈判，并最终使美国取得了对日“半导体战”的胜利。
日本人对此恨得牙痒痒，甚至直接在《日本经济新闻》头版指名道姓地骂他是“造成日美经贸关系紧张的罪魁祸首”。
事后，他将整个过程巨细靡遗地记录了下来，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更是要求财经阁员人手一本，且必须熟读。
可以说，他的贸易主张某种程度上主宰了这40年来，美国在半导体等高端技术领域的政策实践，自然，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美国为什么执行如此强硬的外贸政策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且必须了。
背景：日本崛起
从计算机战争到半导体战争
半导体产业诞生于美国，曾是美国活力的象征。它如何从一个国家未来的象征变成一个处于困境的产业，这既是日本崛起和美国衰落的代表，也是20世纪后半叶的一个大事件。
两国的竞争其实早在1956 年正式拉开。只不过， 起初，计算机比半导体受到的关注更多。
1959年，IBM推出了第二代1401计算机。日本人痛苦地发现，IBM远远领先于本国的计算机制造商。被外国主导的恐惧所困扰的新审议委员会宣布，日本的首要任务必须是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国内计算机产业，而IBM成了目标。
这种思维背后透露出日本维持自主性和同质性的强烈愿望。对标IBM的决定因此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
而到了70年代初，有两件事使计算机战争升级成了半导体战争。
第一件事就是IBM推出第三代370电脑，该机型基于新的主存芯片，这震惊了仍在努力追赶IBM二代电脑的日本。
第二件事则是1972年，美国向日本施压，要求其开放电子市场，以换取冲绳回归，以市场换领土。
两件事叠加在一起，给日本以深深的刺激，媒体甚至将之比作曾经敲开国门的“黑船事件”。
由于1975 年初，最新一代的主存芯片是4K，第三代16K主存预计将很快发布。于是日本人下定决心，一定要赢得这场技术和经济战，这就意味着必须举全国之力在1980年以64K主存芯片击败美国。
日本政府这样安排之后，日本公司强大的工程、制造和财务方面的优势发挥了作用，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
1976-1979年，日本由政府牵头发起“VLSI联合研发计划”，东芝、三菱、日立、富士通、日本电气 （NEC） 这些大企业集中了自己的优势资源攻克技术难题。
日本政府砸了720亿日元全力支持，日本的研究所和大学负责技术攻关，相关企业负责研发和市场应用。
联合研发计划实施仅仅4年后，日本就取得了1200余项专利，商业秘密申请数达347件，所有参与计划的日本企业都可以共享这些“战果”。
在1980 年底，日本电报电话公司 （NTT） 甚至宣布它已经远远甩开美国，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256K主存样品。
日本公司将其在主存技术方面的新优势与过去的激进定价策略结合起来，开始横扫全球主存市场，美国败局已定。
美国曾有14家1K芯片厂商、15家4K芯片厂商、12家16K芯片厂商，但最终只有两家留在了64K市场，日本公司则无一掉队。
1985年是第一个转折点，日本第一次在市场占有率方面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半导体生产国，日本最高的时候DRAM坐拥全球80%市场。
1986年，日本领先的计算机制造商富士通公司甚至回过头来提出收购有着“硅谷之母”美誉的仙童半导体公司。
日本半导体可以说在80年代达到鼎盛。无论是基础技术扎实的上游供应链（半导体材料、设备）、巨头丛生的芯片设计、制造环节还是面向消费市场的电子品牌，日本企业遍布整个产业链并拥有话语权。
美日贸易摩擦的实质
两种不同经济思想的竞争
美国半导体公司面对日本举全国之力而形成的排山倒海般的竞争压力并不是没有抱怨。
它们将这形容为一场“不公平”的竞争。
早在1981 年，美国半导体行业的精英就已经意识到美国公司已经落败，他们派出了英特尔创始人诺伊斯、国家半导体公司总裁查尔斯· 斯波克和AMD创始人杰瑞· 桑德斯三位重量级大佬前往华盛顿游说。
结果，在政府官员和议员们的眼中，硅谷的这群人，就像是打架打不过的爱哭爱闹的孩子。
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和日本对国民经济的目的和运作方式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解。
美国信奉17世纪自由贸易先知亚当· 斯密，并将消费作为主要经济引擎， 美国鼓励企业与政府、劳资间的对立关系，并将其写入法律，并且认为，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凭借庞大的军事研发支出，保持美国永远领先的地位。
因此1985 年11月，虽然总统内阁全体成员几乎一致同意：半导体产业作为支撑国家繁荣和国防的高科技的核心，正在被日本的竞争摧毁。
然而，大多数与会者都反对采取任何行动，他们相信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正如总统的一位高级顾问所说，“如果我们的人竞争不过日本人，那就顺其自然吧”。
而日本则不同。
早在1936 年，日本大藏相高桥是清就清楚意识到，经济上的战败将比军事上的落后更加难以克服。产业和金融的领导地位就是国家安全。
高桥是清（左）
因此，日本将重点放在可以提升日本战略地位的关键产业的生产和主导地位上。日本一直倡导的是由国家来兜底，努力实现企业、研究机构间的合作。
两相对比，在日本待了几十年的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对此写道：
支撑美国经济和战略思维的这些陈词滥调是错误的，并且对美国的衰落负有不可估量的责任。
正是这些观点，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根本转变。
反击：从谈判到制裁
美国的获胜之路
半导体被称为电子时代的大米和21世纪的原油，从玩具、电脑到先进武器系统，不可或缺。在战略产业榜单上，半导体产业几近榜首。
1989年，索尼公司联合创始人和会长盛田昭夫和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在他们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中不无骄傲地写道：
日本能够改变整个世界的权力平衡。
他们明确指出，不使用日本的半导体，弹道导弹就无法精确瞄准；如果日本不把半导体卖给美国，而是卖给苏联，日本便有可能改变世界的权力平衡。
美国如梦方醒，甩开了曾经制定过《广场协议》、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奉为圭臬的金融系统，派出了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这样的外贸系统务实派官员采取实质性行动，且在80年代中后期主导了美日贸易的几乎所有重大谈判。
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
一开始，美国的手段是吓唬和游说。再后来，美国提议谈判。美国的目标是：阻止日本人在美国市场的倾销行为，同时大幅提高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份额。
虽然早在1982年11月美日之间就曾达成过第一份半导体协议，但是情况毫无改变。
不到三个月，美国代表团进入第二轮谈判——1983年11月达成的第二轮半导体谈判协议，其关键内容是通产省将“鼓励” (“给予指导”的委婉说法) 日本主要芯片用户购买更多美国芯片，并同美国供应商建立长期关系。
这份协议在1984年似乎一度奏效。
在美方取得进展时，需求却在放缓，大量新芯片投放市场。日本市场需求下跌了11%，美国市场销售更是大跌30%。新“长期关系”维系了不足一年。
美国半导体产业事实上正面临死亡。
美国和日本(产品)的市场份额 (全球市场的百分比)。来源:《美日博弈》
随着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衰退，美国产业状况越发恶化。美国进行了休克疗法：不必等私营企业提起诉讼，政府自己启动针对256k主存芯片的反倾销案。
1986年3月17日和19日，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大规模倾销给出了官方的初步调查结论——部分日本半导体产品价格仅为生产成本的一半。
5月21日，美国众议院以408∶5的投票结果敦促总统，如果不能很快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就对日本进行报复——美国，似乎动真格了。
紧接着，1986年9月2日两国又签署了第三份半导体协议。
“6年间协议不少，却毫无结果”普雷斯托维茨在《美日博弈》中说。
美国忍无可忍，因此于1987年1月27日这天，给日本60天时间来表明其完全遵守协议，并开始准备报复性措施。
1987年6月，以邓肯·亨特为首的5名美国国会议员，直播砸东芝收音机，给“日本威胁论”站台。
尽管日方马不停蹄地游说，且全天候地盯着美国国会，但美国总统还是于3月27日宣布对包括笔记本电脑、家用电动工具等在内的各种进行制裁。
作为回应，通产省实施了严格的生产和出口控制措施，在美国产品销量小幅上升的同时，倾销停止了。
随后 美国国防部又决定效仿日本，在未来6年内投资6亿美元，以支持美国产业的集体复兴努力。
这个被称为Sematech1 的方案将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由13家美国 公司承担一半的样机生产线开发成本，使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能够赶上日本，随后三星、台积电等日后的半导体明星企业也被吸收加入这一组织。
在连番打击下，如日中天的日本半导体行业就此一蹶不振，成为未来日本经济失落30年的一个缩影。
美国为什么必须成为“世界第一”？
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在《美日博弈》中回忆，在不少场合，针对他“美国第一”的鹰派主张，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必须是第一，或者美国是否能够在所有事情上都是第一？
普雷斯托维茨回答说，答案很简单，就像一个孩子，如果他使尽浑身解数，最后只得了一个C，那么无可指责，如果都没有付出过力随便考个C应付了事，就完全不可接受。
在半导体这种性命攸关的产业上，美国采取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就很成问题。
美国不尝试成为“第一”的后果是什么？
他认为：
作为一个步履蹒跚、日渐衰落、对自身价值观失去信心的社会，我们将无法重建破烂不堪的基础设施，无法在中心城市教育孩子，无法铲除毒枭，无法提供避难所、希望和机会。
但正如译者于杰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提到：美国在30多年后所面临的问题显然更多、更复杂。
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经济全球化，美国政府尚有拿捏的余地，或支持或抑制，均可见到效果。而今，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伴随以资本全球流动，历史上的拿捏余地，即便有，也极其逼仄。
利益的盘错，使得即使是解决贸易失衡，其难度也远超 20 世纪 80 年代，断不是砸几台电视、烧几辆车可以化解的。
不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其他经济体，唯一确定的是，未来是不确定的。
参考资料：
[1].美官员：拜登将签署行政令，解决全球芯片短缺问题.环球网.
[2].鸿门宴？台媒：美国开半导体高峰会，强迫台积电、三星等45天内交出商业机密数据.环球网.
[3].微博@参考消息.
[4].抖音@中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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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楚旂 | 审核：Yoyo
2021.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