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大陆的反动余孽看到了机会，开始蠢蠢欲动，到处破坏捣乱。
为了维护生产秩序，保卫人民生命安全，山东泰安军分区响应上级号召，派出精兵强将围剿当地的土匪势力。
大军一到，土匪土崩瓦解，当地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耿黑子（耿继武）被打死，另一头目宁益山落入法网，但其残部四散奔逃，遁入民间或者藏入大山，依旧是心腹大患。
1951年12月，山东省宁阳县公安局抓获一个土匪残余分子，此人名叫张继新，是土匪的眼线，知道很多土匪内情。
公安局的领导非常重视，希望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抓获更多逃脱的土匪。
于是公安局的王处长就对他反复讲述我党政策：“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惩、胁从不问。你的事情不大，只要老实交代，就会从轻发落，让你回家。”
但是无论怎样审讯，他始终拒绝交代任何问题，办案人员只好向他反复宣传政策，说：“只要你痛痛快快交代了，如果问题不大，很快就放了你，政府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张继新轻哼了一声，阴阳怪气地说：“真的如此？”
“当然了！”王处长斩钉截铁地说。
“不冤枉好人？去年有姓潘的等6个人，都是好人，你们却中了耿黑子的反间计，把他们当做杀人犯枪毙了。就你们那办案水平，鬼才信！”纪端乾冷笑着说。
纪端乾这一句话像晴天霹雳，让王处长呆立在那里，他陷入了回忆之中。当初那起案子本来就疑点多多，争议很大，现在如果土匪所言是真，性质太严重了。
那是一起人命关天的案子，牵涉到6条人命，王处长怎能不震惊？
案子发生在1950年，源于一起违法酿酒案。
刚解放的时候，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政府不许私自酿酒，每人每年只能在村供销社买到一斤白酒。
但是许多酒鬼们受不了，继续顶风作案，茂义庄村干部吴玉东就是一个。
他自以为自己是干部，就目无纪律，跟民兵排长孔令仁开了个地下酒坊，不但自己能过酒瘾，还能牟取暴利。
但是吴玉东的不法行为很快被人举报，受到有关部门的查处，开起来的黑酒坊又被关闭，酿酒也被没收。考虑到是初犯，就对他俩从轻发落，写了份检查。
吴玉东没有这样想，他反而觉得自己是干部，违反纪律也无所谓，不久后重操旧业，开始酿酒。
这次吴玉东的合作伙伴除了孔令仁，还多了个保护伞——区干部潘立振。
群众再次举报，1950年1月初，黑酒坊又被关闭，三人还被带到区公所（解放初期县乡之间的行政机构）接受处理。
最后民兵排长孔令仁一个人把事情揽了下来，被处以30万元（旧币）罚款，人也被释放回家。
可是孔令仁回家后迟迟不交罚款，区领导派就派干事郭宗禄在1月18日下午，带着民兵刘恩利、王成铎去催款。
因为刚刚解放，治安形势不好，两个民兵全副武装前往。
下午五点左右，郭宗禄一行到了孔家，孔妻说丈夫喝醉了，醉得不省人事，三人便转身出去。
当时吴玉东刚好也在孔家，就将三人礼送出村。
不料想，吴玉东刚转身回家，村头就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
不一会，村民向吴玉东报告，村外路边发现三具尸体，吴玉东赶到一看，正是郭宗禄和两名民兵。他吓得面如土色，赶紧到县公安局报案。
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和法医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三人相距不远，躺在大路旁边。
郭宗禄牺牲得最惨，不仅身中四枪（头部一枪、腰部三枪），头还被刺刀刺穿，血肉模糊。
而且，胳膊上还有被绳索勒过的痕迹。
法医发现，现场散落着8枚弹壳，而他们携带的步枪不翼而飞。
三名稽征干部和民兵被杀轰动一时，弄得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县公安局第二天就成立专案组，全力以赴侦破此案。
因为此案是查酿酒引起，自然要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民兵排长孔令仁，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郭宗禄三人遇害的头天晚上，村里就进来了一伙土匪，还把一村民的胳膊打伤。”
可是专案组调查后发现，那天晚上村里安安静静，没有人被打伤，也没有发现土匪。
孔令仁是被处罚的酿酒者，郭宗禄是催要罚款路上遇害，姓孔的居然还敢提供“假线索”干扰办案，不怀疑他怀疑谁？
而且郭宗禄三人的尸体相距不远，没有郭身上有被捆绑痕迹，现场没有打斗痕迹，三人很显然是被杀后抛尸，这里不是第一现场。
同时孔令仁身为民兵排长，熟练掌握射击技术，有作案动机、还有作案条件，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专案组经过讨论，决定对孔令仁等参与酿酒的人实施抓捕，以防他们潜逃。
在审讯过程中，专案组很快发现区干部潘立振也是酿酒合伙人，就对他着手进行秘密调查。
结果群众张继新（文章开头被审讯的土匪）向专案组举报说，他看见潘立振在1月18号这天背着一支枪出了村，回来的时候刺刀上染上了血。
专案组获取这一线索之后，立即请示上级，对潘立振实施抓捕。
到了看守所，潘立振承认自己参与酿酒，却矢口否认自己杀人，其他涉案人员也异口同声说没有杀人。
如此一来，案子陷入死胡同，专案组的同志对案子的看法也发生了严重分歧。
有人说，潘、孔等人出身贫苦，思想觉悟还是有的，也懂政策懂法律，犯不上为了这点事情就动手杀人、惹上命案。
再说了，此案一没有口供，二没有证据，不能草草定案。
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潘立振如果没有作案，为什么会撒谎误导专案组？而且有人看见他的持枪，刺刀见血。
没有证据，是因为罪犯狡猾，把枪藏起来了。
他们不认罪很正常，不见棺材不落泪嘛。
双方唇枪舌剑，争执不下，最后认为有罪的同志意见被认可。
既然如此，就差口供了，只能加大审讯力度，撬开他们的嘴。
解放初期，法制不健全，公安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办案也缺乏监督，从重从快思想严重，刑讯逼供现象就会偶尔发生。
最后，潘立振终于“认罪”交代：因为交不起罚款，18号那天，他把自己的枪给了孔令仁，说如果上面有人来村里催款的话，就干掉他。
“我还告诉孔令仁，完事之后，一定要记得把枪送回。当天晚上，孔如约而来，把枪送还给我，还说问题已经解决。”
潘立振招供之后，专案组人员受到鼓舞，他们再接再厉，将吴玉东、孔令仁拿下，很快就上了手段，从他们嘴里拿到了证据。
但是不用刑的时候，吴、孔二人就立即改口，说自己没有杀人，是经不起酷刑才说的。
办案人员觉得二人太狡猾，重新用刑，二人急忙交代，说自己杀人。
但是第二天不动刑了，他们再次翻供。
如此反反复复，专案组人员失去耐心，固执地以为是他们害怕被杀头，才捉弄公安人员，不能因此就改变他们的犯罪事实。
口供有了，就差物证了，把村子翻遍了也没有找到，案子侦破再次陷入困境。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办案人员挠头的时候，峰回路转，茂义庄妇女主任杜某急匆匆赶到公安局，向专案组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
她说：“18日那天，我亲眼看到吴玉东跟孔令仁在一起，还有区里的老潘，三人窃窃私语，我隐隐约约听他们说‘枪’、“水井”、“村东”之类的话。”
听到反映，办案人员不敢怠慢，立即前往茂义庄，在村东头的一口水井中，打捞出办案人员捞出三杆步枪，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经检验，三支步枪正是区政府配发的、郭宗禄三人出去的时候携带的步枪。
到此，案子真相大白，孔、吴、潘三人杀害公职人员，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案犯供认不讳。
1950年7月，宁阳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反革命预谋杀人案”，主犯潘立振、吴玉东、孔令仁，及从犯王某、李某、赵某6人死刑。
同年11月，6人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上万群众观看行刑，大家拍手称快。
文章开头的王处长，当时也是办案人员，他对此案的看法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又拿不出太有力的证据。如今见眼前这个小土匪说出这番话，立即重视起来，向公安局领导作了汇报。
公安局的领导也非常重视，向宁阳县委作了汇报，县委的意见是，人命关天，有错必纠，实事求是，务必要查个水落石出。
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对案子进行复查，从被抓土匪那里，初步得知了案子的真相。
1950年1月18日下午，郭宗禄一行三人前往茂义庄执行公务，经过一个名叫黑山头的村庄时，遇到一名“鬼鬼祟祟”的妇女，一见他们，老远地就转身往村里跑。
郭宗禄认为这个女的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八成是村里酿酒的不法之徒安置的岗哨。强烈的责任感让他决定尾随而去，好顺藤摸瓜，抓住不法分子。
郭宗禄判断只对了一半，这女的不是好人，是岗哨，但是她是给土匪站岗送信的。
当时匪首耿继武、宁益山正在村子里一所民宅开会，密谋发展成员，扩大队伍。
郭宗禄并不知情，他们跟着那名妇女进了这所民宅之后，迎面射来一发发子弹。根据密集的枪声，郭宗禄判断：敌众我寡，不宜恋战，就指挥两个民兵有序撤退。三人且战且退。
但是由于土匪人多，郭宗禄携带的子弹又不多，根本无法抵抗，最后三人被土匪俘获。
看着政府工作人员，耿继武这个狞笑着对部下说：“来呀，把这三个共党给砍了。”
可是话一出口，他又改变了主意挥手制止了喽啰。
因为他突然想起，刚才郭宗禄说他们是到茂义庄催要罚款的，自己何不将计就计，来个借刀杀人？
于是耿继武对郭宗禄说：“你们只要按我的要求去做，就不会杀你们，毕竟你们上有老下有小的。否则的话，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你们的家人也休想好过。”
郭宗禄又惊又怕，稀里糊涂上了当，配合敌人演了这出戏。
当晚，耿继武将两名民兵扣留，他自己亲自出马，冒充民兵，胁迫这郭宗禄前去茂义庄，到孔令仁家走了一趟，然后被吴玉东送出了村。
虽然理论上郭宗禄有发出暗号的可能，但狡猾的耿继武盯得很严，事实上没有可能做出任何暗示。
出村后，耿继武立即露出狰狞面目，狂笑着将郭宗禄三人残酷杀害，把三人的步枪丢进水井里，等着栽赃。
巧合的是，孔令仁听说郭宗禄从他家出去之后被害，担心公安机关冤枉他，就自作聪明伙同几个参与酿酒的民兵，在村里放了几枪，造成土匪进村假象。
谁知这样一做不但没有撇清自己，反而加重了嫌疑，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自己性命。
为了让公安人员上当，耿继武使了连环计，他先是让喽啰张继新冒充积极分子诬陷孔令仁，说看见他刺刀上带血了；然后又让那个成为自己内线的姓杜的妇女主任前去报案说听见孔、吴三人在家密谋，引诱公安人员去村东的水井里打捞枪支。
枪支被打捞出来之后，此案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酿成错案，让6名无辜的人含冤而死。
在办案人员没有掌握先进侦破技术（如指纹、DNA）的50年代初，这样的冤案似乎无法避免。
因为土匪头子精心设计，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很难看出破绽。
但是冤案形成的原因，主要还是公安人员办案心切，先入为主。
首先两个证人是土匪安排的，他们一直在撒谎，只要经过几次质询就能问出破绽。
而且6个“案犯”虽然屈打成招，但是只要他们不是真凶，只要不诱供，无论审问多少次，6人关于作案过程的细节供述，永远也不会一致。
当时不是没有清醒者，比如王处长，还有区委书记、区长都对案子提出质疑，对最后定案持有不同意见。
可惜他们的意见不但没有引起重视，有的同志还被给予处分。
令人欣慰的是，有关部门尊重事实，重启调查，没有因为影响大就将错就错。山东省司法机关核查之后，立即开始纠错，为被错杀的6名干群恢复名誉，平反昭雪。那些酿成错案的公安人员，则受到了党纪和国法处分。
虽然此案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如今重温，依旧很有其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