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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访故居的旅途中,最让我“左右为难”的便是苏州。苏州名人故居不少,如鸳鸯蝴蝶派的周瘦鹃、范烟桥和程小青,并称苏州文化界三老,其故居都是我必往一探之地,但苏州的建筑特色和保护情况却也增加了寻访难度。

苏州的名人故居多为独户小院,自有园林,不论大小,都有幽深之象,且建筑不高,加上必有围墙,几方面都阻碍了视野,若单从外面看,有时连屋顶都看不到,想敲门求入也有难度,如周瘦鹃、范烟桥和程小青的故居目前均由其后人居住,独门独户,又不爱受扰,自然把院门锁紧。

相比之下,其他几个名人故居甚多的城市都与苏州不同,比如青岛,名人故居若未被辟为纪念馆,便仍为几户人共住的民居,人多便杂乱,所以大多院门常开,加上老房子多是依坡而建,推开院门往往还需沿石阶而上,才能走到院子里,即小楼居高临下,即使大门紧闭围墙极高,并不对外开放,抬头也可见小楼全貌;又如上海,许多名人故居都是公寓大楼,并无围墙;至于杭州,西湖一带规划颇佳,人文景点均已修缮开放,名人故居多已辟为纪念馆……

再想深一层,便知区域文化才是造成差异的根本。上海的名人故居可谓“租界文化”,当时的明星和作家热衷于在租界中租住公寓,如周璇、张爱玲等,还有许多作家则以租界为政治避难之地;本书中暂未涉及的天津也名人故居甚多,同样属于“租界文化”,特别是当年的北洋政客,若失意离京便暂住天津,既可避风头,又离北京近,交通方便消息灵通,可谓“进可攻退可守”;青岛的名人故居则是“客居文化”,以当年的国立青岛大学为核心,吸引了大批文人学者前来客居,但他们的故居多是学校提供的“福利”,并非私产,后来多作为普通民居使用;杭州则略复杂些,可称作“隐居文化”,众多名人钟爱西湖景致,在此购地置业隐居,但它又躲不开政治,它与上海的关系颇似天津与北京的关系,有“进可攻退可守”之妙,所以避难文人不少,在此办报者也不少。

苏州呢?我给出的答案同样是“隐居文化”,不过是彻底的隐居——隐居也有心境之分,人至杭州,往往还心有所期,巴不得有一天重返上海的花花世界,可若在苏州置个园子,大多是真的与世无争。

所以,苏州几成鸳鸯蝴蝶派的“根据地”,而且都是私产,程小青、周瘦鹃和范烟桥三位大家都曾混迹上海滩,但不约而同选择在苏州隐居并终老,世间繁华就此如过眼云烟。

也正因此,我喜欢这个城市——能让人沉溺下来的城市,自有其动人气质。

而且,我一向颇爱鸳鸯蝴蝶派,尤爱程小青,多少也对苏州爱屋及乌。当年,这一派曾因政治需要而遭不公正评价,所幸的是,近些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发现其价值。

不过程小青的故居算是我寻访过的最难找的故居,而且找到后也只能看到一个窄窄铁门,完全不知里面的样子。

后来查资料,才知此宅遇上了难题。其实数年前,这处年久失修的宅院已是受保护建筑,有关部门考虑私宅主人无力维修,还将之列入解危计划,打算抽出部门政府解危资金予以修缮。据说这种由政府出资维护私人住宅的做法,在国内尚无先例。不过私宅主人(即程小青后人)认为宅内的三间平房已经失修,墙砖甚至年久风化,手指都可掰碎,地板也被白蚁侵蚀,所以要重新砌墙,若只是小修小补,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结果双方就此僵持。不过这已经是十余年前的事情,不知如今如何。

若程小青泉下有知,会是无奈还是悲怆?

他的故居名为“茧庐”,位于望星桥北堍。门牌是望星桥北堍23号,但我却遍寻不获,只能找到22号和24号,拉了几个人问路,也无人知道“茧庐”,说“程小青故居”同样没人知道,后来才发现故居在一个窄巷深处,巷子只能容三两人并行,两边都是斑驳墙面,还爬满青苔,仅这一户人家,故居院门上挂着“茧庐”匾额,颇为残旧,资料中记载的木门已经变成铁门,紧紧闭着,不留缝隙,望不到里面。

▲程小青故居(周彧绘)

无奈,只能在望星桥一带四处溜达,感受故人遗迹。这一带是典型的苏州老街巷,临河而建,青石板路,午后阳光透过树荫打下来,旁边水面亦有波光,路边有不少窄巷,幽深清静。程小青曾经写过,要制造一件复杂的案子,必须布置四条线索,内中只有一条是正确的,其余三条都是引人误入歧途的假戏,此见解倒还真与他所居环境一致。

程小青幼年家贫,曾在钟表店当学徒,热衷读书,自学英语,居然就此成才,十八岁开始写作,后来还曾跟周瘦鹃合作翻译柯南道尔的作品。

可惜我未曾见过这文言版的《福尔摩斯探案集》。1914年,《新闻报》举办征文大赛,二十一岁的他发表《灯光人影》,主角名为霍森,排字工人却误排为霍桑,此文发表后,引来好评如潮,读者纷纷来信,希望他再写下去,结果他就此一发不可收拾,到1946年,他的《霍桑探案全集袖珍丛刊》陆续由世界书局出版,共计74篇,280余万字,其中许多篇目曾被拍为电影,郑逸梅曾说他:

“毕生精力,尽瘁于此,也就成为侦探小说的巨擘。”

他的文字,洗练中有大气,我一度不明白为何他会被归为“鸳鸯蝴蝶派”,想来所谓“鸳鸯蝴蝶”,并非指小情小调,而是指其娱乐性吧。至于情节,曲折离奇自是有之,逻辑与结构也缜密。

1917年,程小青从上海迁居苏州,潜心写作,霍桑探案集的大部分篇章在此诞生。当年“霍迷”无数,程小青笔下的霍桑,名字不似福尔摩斯拗口,又游走于上海与苏州,翻开书都是大家熟悉的地方,代入感无疑更强。

程小青红到什么程度?不但霍桑的故事每集大卖,拍成电影后部部叫座,甚至还有人认为他是霍桑附体,跑来请他断案。

如今站在残旧幽静的茧庐前,自是无法体会程小青的红——即使是当年,据说这里也是安静的,有些人哪怕红透半边天也不会张扬,他甘于隐居,甚至不惜“作茧自缚”。

不过,他走红时,虽有隐居之实,但小院还无“茧庐”之名。到了文革之前,他把自己关在家中,自题“茧庐”二字,想避开世事纷扰,独善其身,可惜无人能逃过那时代,他也被打为“反动文人”,心灰意冷,自然也无法再创作。1976年,这位“侦探小说之父”落寞辞世,此时,他那两位与之齐名的老友周瘦鹃与范烟桥,早已不堪迫害凌辱,先走了一步。

可惜的是,那么好的侦探小说,就此不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