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莫里森
2020年末，针对一段澳大利亚特种军虐杀战俘的视频，中国CG画家乌合麒麟接连在微博发布两张讽刺漫画“和平之师”与“致莫里森”，并得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引用和转发。
热搜字段迅速汇入成千上万的网线以及地铁之中的人群，此处仍是盛世，但借助着漫画，人们恍然回想起彼方的世贸大厦、9·11、塔利班，想起那个近二十年来莫名被冲淡的字眼：阿富汗。
和平之师
中国离阿富汗从来就不远。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发，沿昆仑山脉的中段往西南方向前行，穿过狭长的瓦罕走廊，途经崎岖的山峦，蒸腾的沙漠和荒凉的草原，便进入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
这里是印度河与阿姆河的分界点，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分别在它的左右伫立，因地带碰撞及撕裂而形成的班达米尔湖在山上兀自汇成一片，终年闪烁着宝石蓝色的光芒。
15世纪之前，作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这里也曾是古代文明的交汇之地。陡峭与荒凉的景致数千年来未曾更改，仿佛仍能看见成群的骆驼满载着茶叶、丝绸、香料和珠宝昂首阔步而去，看见追逐信仰的人们风尘仆仆而来。
15世纪之后，随着海洋时代到来，文明的碰撞方式转变为更为复杂的博弈，无数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势力席卷了这片土地，向它种下由内而外的矛盾的祸根。
现如今，这里有遍地的黄金，流淌的矿脉以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地缘价值，但这里没有情人的鲜花，没有和平的颂歌，没有夜店，更没有选择的自由，在这里找酒比找黄金还难。
这就是阿富汗。在人类前所未有的扩张期，她屡次与繁荣擦肩而过，同时又始终和灾难并肩同行。她是如此的面容沧桑、步履蹒跚，以至于人们几乎忘记她其实同美国一样年轻：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她曾不断地奔跑、跌倒、又爬起来再次奔跑。
她经历了夹缝中的临深履薄，亦经历过“君子好逑”的大国政治爱情。直到厚重的布卡被风扬起，我们才窥见她身后繁复的历史缘由，以及她阿拉伯式的漂亮眼睛。
一、逐鹿之地：大国游戏的优先顺序
没完没了的打仗、蒙头遮面的女性、“富得流油”的矿产、戒律森严的穆斯林、丧心病狂的恐怖主义……在阿富汗留给人们的诸多刻板印象当中，“战争”总是位列第一。
早年间，在谈论阿富汗问题时，人们乐于使用“帝国坟场”的说法。这一夸张的比喻手法将阿富汗描述为一滩自带死亡诅咒的泥泞。
但事实上，假以历史的眼光，纷争本身反倒变得渺小，至少在海洋时代到来之前，发生在阿富汗的一系列古代战争极大地促进了文明的创新和融合，更重要的是，它们塑造了这个国家内部持续不断的分庭抗礼，并成就了阿富汗复杂的民族个性。
阿富汗真正开始被叫做“阿富汗”，是在距今二百多年前的艾哈迈德·沙阿王朝成立之时，即1747年。
在此之前，可以确信的是，不同时代的强势文明早已轮番征服过这块无名无域的土地：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踏足印度次大陆，在这里留下游牧民族的精神和种姓制度的痕迹，随后波斯帝国奔腾而至，带来至今仍是阿富汗人母语的达里语。
当波斯的广阔疆域因频繁的战事节节后退，充满智慧的希腊人接管了这里，希腊的风韵裹挟着奇妙的犍陀罗思潮，在这里开创了一门新的佛教艺术。
7世纪末，1.7万阿拉伯帝国铁骑从天而降，攻占了现在的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阿拉伯文化在此处盘桓的几百年是如此的深不可测，以至于即便13世纪时信仰着萨满的蒙古人从北至南扫荡过境，由阿拉伯人带来的伊斯兰教仍然扎根在了这片土地上，成为阿富汗人迄今为止不可撼动的信仰。
古人的聪明之处在于，在他们自己尚且搞不清楚地球是圆是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连蒙带猜地划分各个大陆，并为它们命名。出于繁衍、迁徙、扩张乃至商贸活动的需要，人类天然地掌握了地缘位置的奥妙，并对世界加以持续、深入的探索。
18世纪，现代科学主义甚嚣尘上，欧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拿破仑的滑铁卢一败，更是直接将英国推向海上霸主的位置，印度洋就这样热闹了起来。
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东印度公司拉开全球化竞争的序幕，东西南北七大洲的相对位置正式为全世界所默认，阿富汗在这颗星球上的特殊性愈发地凸显了。
这里紧紧扼制着欧亚大陆东西向的交通咽喉，把守着包括中国、伊朗、印度等在内的古老帝国，同时还是沙俄西进运动的出口。只要将阿富汗牢牢攥在手里，温暖的阿拉伯海就永远只属于尊贵的大不列颠帝国。
直到今天，我们仍从不同的西方媒体口中听到“为了确保阿富汗的独立与领土完整，捍卫阿富汗人民的自由、团结和幸福”这般离奇的公关字眼。
这一人道主义风味的外交辞令最早出自1838年英国奥克兰勋爵发布的《西姆拉宣言》，彼时正是第一次英阿战争爆发的前夕，英国一方面急不可耐地需要从沙俄手里夺回阿富汗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则要维护大不列颠的绅士风度，希望以傀儡控制的形式间接管理阿富汗，以免在国际上或同盟国中引起公然的仇视和反感。
也是自第一次英阿战争起，阿富汗的历届君王正式开始了其在不同国际势力之间的斡旋。从沙俄到英国，再从苏联到美利坚，盘旋在阿富汗上空的大国势力不断变化，争斗从未停止。
与此同时，世界不再是愚昧而孤立的封闭王国，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加剧让列强们看见一条清晰的利益优先级：全球霸业高于大国关系，大国关系高于阿富汗利益。
事实上，两百多年以来，阿富汗始终恪尽职守地扮演着守墓人的角色，这期间的确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吞并了她，但与此同时，任何一个怀揣着实用主义精神的国家，都会在任何时刻因综合利益的权衡将阿富汗的需求踩在脚下。
没有一个大国真正地因阿富汗而死，但战事不歇，纷争不止，阿富汗的坟场之下，已埋葬着许多本土穆斯林的英魂。
二、坠落的故土：顽固的旧阿富汗
1831年，英国男子亚历山大·布尔内斯以旅行家的身份受东印度公司所托前往阿富汗考察和游历。
因为一口流利的达里语，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对阿富汗国王的敬仰和对当地文化的憧憬，亚历山大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不但成为了时任国王的朋友，还在后来任职政治代理人。
但这名社交红人在1841年以身首异处的惨烈状态被暴乱的阿富汗民众当场处刑：亚历山大纵然谈吐绅士、长相英俊，但他万不该将英国舞会的淫乱风气带到这里，万不该眉梢得意，嘴角带笑，与贞洁的阿富汗女人窃窃耳语。
对于想要将阿富汗纳入囊中的外国人来说，这个国家的腹地伫立着三座威严的雷池：种族部落，宗教信仰以及妇女问题。它们反过来亦是外来者的命门，一旦不小心踏足其中，便有被指控为“破坏伊斯兰纯洁的异教徒”、引发部落叛乱、乃至命丧黄泉的危险。
第一个进入阿富汗吃螃蟹的英国人显然在第二次英阿战争中尝到了雷池之苦，直到全军覆灭，英国人忽然意识到，阿富汗民间的爆发力量竟超出这个国家的君主许多。
1．国家层面的公私分明
虽然，从历史的角度，我们通常将1747年认定为阿富汗“立国”的一年，但是，在建国最初的百余年中，阿富汗其实没有国界，亦没有国法。在当时的阿富汗地区，只是潦草地分布着无数个基于氏族和宗教实现自治的“迷你共和国”。
基于其盘根错节的历史渊源，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一处多民族的地域，其境内最多时能达到三十多个民族，民族之中又分不同部落，这些部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各自攀附着不同的始祖。
自许多年前起，阿富汗内部各部落之间就已形成相互敌对、斗争、分裂的局面，其中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普什图族与非普什图族的文化之间。
普什图族是阿富汗的主要民族，他们曾有这样的谚语
：“我和兄弟在一起时，我们一起对付我的堂兄弟；我和堂兄弟在一起时，我们一起对付陌生人；如果这里什么外人也没有，那我就专心对付我的兄弟。”
直到1747年，英勇与德行兼备的艾哈迈德·沙阿运用灵活手腕修复了主要部落之间的罅隙，国家四分五裂的趋势得到显著的抑制，阿富汗人心中萌生出一种新鲜感：那是一种无须由局外人激发的民族凝聚力和集体意识。
自此开始，阿富汗的社会管理有了统一的雏形，即便当时的它仍被切割为围绕部落展开的三个层次，像一座金字塔：部落之上是王室，王室之上是真主；部落之下是氏族，氏族之下是家庭。
在这座管理金字塔中，位于社会管理顶端的仍然是伊斯兰之神安拉。在神的指引下，由《古兰经》及各类神学著作组成的伊斯兰价值观为这个国家提供基本的行为模范、社会规则以及法律要义。
譬如，当《古兰经》第五章第九十节中真主第三次呼喊：“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像，求签是一种秽行，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人们便将酒精和赌博纳入社会禁令。
金字塔里处于最下方的管理层级的是家庭，无数家庭关系组成了旧阿富汗文化与政治的基础，这并非无理可循：先天的地理特征和后天的种族分布导致阿富汗的家庭分散在各处，特别是在乡村——这意味着天高皇帝远，自然无法事事都向皇帝汇报。
为了及时有效地将他们的小社会运转起来，部落和大家族自发地进行着自治，如同一个个迷你的共和国。
这些微缩的社会中有法官、教师、警察、道德监督员，他们彼此之间的私人关系可能是父子、叔侄、舅甥和邻居，大家各司其职，各居其位，一方面遵循着安拉的嘱托，另一方面创造出深不可测的家族世界，直到家庭的力量彻底代替国王行使社会治理的职责。
上有唯一的真主，下有自治的家族，处在中间的政府是尴尬的，并且给今后政府力量的崛起带来巨大的困难。的确，旧阿富汗并无政府意志可言，神直接通过精神影响对成千上万的氏族和家庭进行有力的跨级管理。
正儿八经执行公务的政府机构寥寥可数，但清真寺必定出现在所有的穷乡僻壤中。每到礼拜日，当神的代理人“伊玛目”高呼“真主伟大！”之时，人们跟着高呼：“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2．被流放的国王与不检点的王后
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时代已终结数百年的今天，距离世界上第一份《女权宣言》在法国发表，已经过去了整整230年。女性解放仍然是阿富汗的三大雷点之一，虽然，它同时也是每一次国家层面改革的关键切入点。
1923年，阿富汗历史上著名的“异教徒皇帝”阿曼努拉·汗颁发了新宪法“秩序之书”，其中的条文除了规定“宗教信仰自由”、“男女平等的义务教育”、“废除奴隶制”之外，还宣告了布卡不再是女性强制穿戴的衣物，氏族之间不得举办童婚，一个丈夫应当只娶一个老婆等等内容。
一生的确只娶了一个王后的阿曼努拉本人彼时已决心和顽固的旧阿富汗割席。在众人瞠目结舌之中，国王带上王后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欧洲游历，深入地拜访先进的西方科技文明。
国王在一次演讲中面向女性臣民说道：“在座的各位女性，若你们的丈夫有一天见异思迁，我支持你们杀了他，我将乐意为你们提供武器。”而王后则身体力行，她在多场公开宴会中故意穿着露肩的西式礼服，并主动揭下了自己脸上的纱巾。
眼见着这一切的教会势力大惊失色，他们需要捍卫自己的高贵阶级，亦要捍卫《古兰经》的处世逻辑。
一方面，他们警告皇帝，伊斯兰的世界里只有神可以制定法律，区区人类没有发布法律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深恶痛绝地批判皇帝的乖张与邪恶，指控他干涉穆斯林无比纯洁的婚姻。
在对传统的虔诚度方面，旧阿富汗世界的三座雷池并非只面向外敌，保守的枪口同样对准蓄意变革的自己人。听命于神与家族力量已久的阿富汗人很难立刻接受奔放的现代穆斯林主义，在他们看来，国王及王后在国外的行径已经不合礼数到近乎裸奔的程度。
不出意外，阿曼努拉的统治很快被私人武装及教会势力推翻，曾经才华横溢的国王和王后流亡至意大利，以做家具维持生计，度过了惨淡的余生。
事实上，在经历了三次英阿战争之后，阿富汗的统治者的确意识到了现代化变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阿曼努拉失败的革命仅是其中一例，而因妇女问题失败的其他革命也并非仅此一桩。
后来，穆罕默德·达乌德于1953年上任阿富汗王国首相，他是一位极聪明的君王，并成功地在他的时代实现了妇女的解放。
但达乌德带来的女性解放是短暂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潜藏在学校、街道、寺庙里的宗教激进者开始冒头——这是一种何其惊人且倔强的迷信：女眷的贞操始终被看做与集体的荣誉息息相关。
每当旧的教会势力倒下，在低头沉默不语的阿富汗人群中，必定有新的教徒站起来，自发地前往执行审判和杀戮的使命。由于选择了脱掉布卡的女性很有可能被激进分子无情击杀，很快，布卡回到了女人们身上，这件沉甸甸的枷锁，她们再也不敢脱下了。
大自然孕育生命，并进行自由的选择，这是自然之所以具备女性特征的原因。在任何族群中，雌性都是奠定族群稳定极其重要的因素。故而，阿富汗这场旷日持久的贞洁捍卫战就像一张双面镜，它一面禁锢着阿富汗女性，另一面也拘押着阿富汗男性的身心。
阿富汗的男子常年参与战争，血腥的战场和残暴的敌人持续地消磨着他们单纯的心性。
与此同时，高压下的两性关系生态又使阿富汗男人长期经历情感上的挫败和深刻的性压抑，一方面因为他们在日常的社交中只能接触到家庭内部的女眷，另一方面则因为婚姻永远是家族政治的工具，妻子是商品，他们必须支付昂贵的聘礼或等价的利益，才能一睹布卡之下的芳容。
然而，蒙面婚姻的幸福概率也由安拉和命运决定，当两情相悦无法成为可能，家庭暴力与性暴力便变得普通。
2003年，当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著作《追风筝的人》出版后，外面的人们发现他们的认知受到极大的冲击：原来，性犯罪在阿富汗竟如此常见。
三、坎坷的生路：内外斗争交杂中的左右翼新风
从古至今，每一个社会在其前进的路上都必定面临两种互相对立的危险：一种是因过分因循守旧而产生的变态与僵化，另一种则是因新主张的出现而导致的内部分裂或是向外屈服的风险。
在保守和变革中做出选择，几乎是所有国家的必修课，但就现有大国的发展史来看，最常被采纳的选项，其实是变革。
人类世界几乎所有的重要文明都起源于单一的迷信体系，但在经历了技术的发展、文化的碰撞或是失败的创痛之后，他们民族精神中的精华得以保存，陈规陋习逐渐被淘汰，曾经紧绷的迷信日渐松弛下来，以便做好迎接下一场繁荣的准备姿态。
在这一场必修课上，阿富汗的执政者亦努力表达了他们想要变革的心愿：从1880年阿卜杜尔的铁腕执政，到世俗化失败的阿曼努拉，再到包括纳迪尔、哈茂德、达乌德等在内的穆萨西班家族成员作出的谨慎努力，不难看出，这些君主一个比一个想要这个国家富强起来。
这一批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期间上台的执政者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已对先进的西方世界十分熟悉，同时也深刻了解阿富汗的根源问题：大国的干涉屡次中断了他们解决阿富汗内部文化矛盾（即种族斗争）的进程，他们必须赶在下一次世界剧变之前，尽快将阿富汗国内的两个世界融合起来。
然而事与愿违，20世纪如同一场猛烈的风暴，既带来新鲜的事物，也带来恐惧与麻烦。阿富汗传统中的一些好东西被破坏，坏东西却一发不可收拾地发展下去，直到酿成滔天大祸。
1．流行音乐、酒精以及嬉皮士的浪漫俱乐部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阿富汗最自由的一个时期到来了。1967年，随着激进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嬉皮士们哼唱着披头士乐队的All You Need Is Love，头戴着鲜花，蓄着胡须或长发，自欧洲大陆一路流浪，高歌猛进，一头扎进充满静谧的宗教主义色彩中的阿富汗。
从某种角度来看，嬉皮士代表了那个时代最具活力、最富幻想以及最没有出息的年轻人群体。或许是因为他们终日沉迷于大麻、酒精、爱与和平，整天说着一些漫无边际的幻想和傻话，手无缚鸡之力。
因此，比起之前的西方入侵者，嬉皮士看起来毫无攻击性，相反，他们的模样更像是滑稽的难民——即便阿富汗对于大麻、酒精等食物有着严格的规定，埋藏在民族个性深处的热情以及若有若无的好奇心仍使他们向这群花里胡哨的年轻人展现出友善和欢迎。
这时的阿富汗像是一间民宿，这些外来的客人一边声称要感悟此处的原汁原味，体验阿富汗式的生活，另一边又期盼着在这里嗑药、饮酒、歌唱、做梦。对于正处于经济发展期的阿富汗来说，这是一笔从天而降的商机。
热情好客的“民宿老板”很快就把一切都安排上了：五光十色的酒吧、夜店和俱乐部平地而起，大麻及烟草生意从隐蔽的渠道走上台面，源源不断的啤酒和威士忌不但出售给外来的嬉皮士，也出售给当地的年轻穆斯林。
女孩们脱下厚重的布卡，换上蓝色的牛仔短裙、丝袜以及低胸衬衫与年轻的男孩在酒吧门口小声攀谈，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接受了高等教育，并能参加选举，自谋职业，自择婚姻。
1963年，喀布尔已经有了6家电影院，从首都喷薄出来的活力简直要飞向天空；1968年，阿富汗竟然出现15次学生罢课和25次工人罢工。这个肃穆的国度忽然变得热闹起来，变得有了歌声，有了温度，有了色彩——直到战争的冷水再次从头到脚地浇下来。
2．阿富汗的黄金恋爱时代
外部的大国入侵者都和阿富汗的保守派打过了几回交道，他们明白直截了当地挑战在这里行不通，因为民间的宗教及氏族力量仍然十分凶悍。很快，外来者不约而同地摸清了攻略阿富汗保守派的手段：金钱。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由苏联领军的社会主义阵营争相向阿富汗的基建事业表达出极大的热忱和慷慨，并就赫尔曼德水利工程、阿尔甘达卜大坝、亚里安纳航空公司、空军基地、萨朗隧道等项目抛出诱人的恩惠。
一时间，技术、机器、工程师、城市建筑家、教育学家大量涌入这里，只为表达他们将阿富汗建立为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的诚意。
当时的阿富汗是个急需扶持的灰姑娘，面对两个富庶子弟的追求，她的内心充满喜悦，一边故作矜持，一边却从不推拒来自两位追求者的献礼。那是一段想要星星也可得到的岁月。
然而，这世上的道理在于，我们只有大权在握时，才真正拥有选择的自由，至少，免费的午餐是不存在的。
除了向阿富汗输入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持，美苏两国的文化渗透也在不知不觉中深入。
20世纪60年代，阿富汗内部的文化矛盾发生了暂时变化，并呈现出三种势力的拉锯：倾向于西方民主社会的右派，倾向于共产主义工人阶级世界的左派，以及受到德奥班德学派影响后愈发激进的国内民族主义势力。
这一时期的阿富汗统治者正是曾经成功解放了阿富汗女性的达乌德，他曾遭受保守派的驱赶，但又于1973年废除了当时的国王查希尔，宣布阿富汗为共和国。自立为共和国总统的达乌德在重新执政后继续推进他的全面改革。
达乌德
达乌德毋庸置疑是一位强势的改革者，然而，他和其他所有阿富汗的统治者一样，都受到同一问题的掣肘。
应对内外部政治环境的双重困境，是阿富汗领导者与生俱来的职责：一方面，阿富汗的统治者需要在内部势力和外部强权之间斡旋，既表明自己对内部宗教传统的热爱与拥护，又委婉地抓住外部现代化发展的时机。
另一方面，阿富汗的统治者们总是在外部的大国势力之间周旋，毕竟，在现有的国家实力及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浪潮面前，宣称独立暂时不可能，选边站又是危险的，只有成为不结盟的“中立国”，似乎才更安全一些。
然而，在双重矛盾之间走钢丝的达乌德终究还是从悬崖跌落。在国内，旧阿富汗仍在顽强呼吸，它的怨念始终挥之不去，像从来没有收听过广播的农民，不知“冷战”为何物，反倒抗拒着土地改革、民法改革和宗教改革，并从落后乡村的田间抬头，向这位拼命改革的总统投来憎恨的一瞥。
在国外，由于混乱的国内政局和强悍的民族主义撼动着达乌德的统治，人民民主党的行动更是日渐暴露出他们是苏联代理人的真相，达乌德决定丢弃“红色亲王”的政治主张，转而投靠英美势力。
1979年，曾经的甜言蜜语至此灰飞烟去，来自北边的BMP步兵战车驶入喀布尔，苏联正式撕破了脸皮，并开启长达10年的暴力入侵。
3．神的学子与屠龙勇士
由于缺乏改革经验，同时又时刻被按压在敌对的大国势力之间，阿富汗在近一百年中的几次现代化尝试都显得十分仓促，并且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在外交的困局里蹉跎，统治者始终无暇处理其内部的文化矛盾。这终究还是导致了更为严峻的问题，在目睹了国家统治者亲手炮制的狗尾草外交后，民众对于阿富汗政府的信任已跌落谷地：这样残破的光景，甚至还不如当年各自为政的部落时代！
10年之间，苏联的装甲车、地雷和大炮日复一日地从农田、村庄和工厂碾压而过，130多万阿富汗人殒命，500多万人流亡国外沦为难民。
战争刺激着阿富汗人最深刻的恨意，为了对抗苏联军队，民间不断出现新的抵抗组织以及“圣战者”的团队，随着战斗进入白热化，其中的一些部落的头领还开始接受来自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金钱及武器。
这个国家正在重新变回曾经四分五裂的状态，因此显得日益危险。
1985年至1991年间，世界各地都在发生令人不安的事件。在东欧剧变来临前夕，苏联这艘巨轮出现沉没的征兆，苏军迅速撤离阿富汗。
然而，在阿富汗内部，人们没有因为终于到来的和平而拥抱欢呼，相反，因为一些细枝末节的纠纷，曾被“表面统一”平息的种族间的仇恨被翻了出来，内战的烈火一触即燃，不同部族成立军阀，彼此之间杀红了眼。
而这一热血沸腾的混战景象源源不断地吸引了更多激进的暴力分子前来，其中就包括1988年成立的基地组织的首领本·拉登。
1994年，以“创造最纯洁的伊斯兰国家”为口号的塔利班横空出世。两年后，被沙特阿拉伯及苏丹政府驱赶的本·拉登辗转回到阿富汗，基地组织与塔利班在支离破碎的阿富汗重逢。
最初的屠龙勇士如今自己变成了恶龙，两个疯子的相遇预示着恐怖主义的降临。塔利班一边疯狂摧毁他们眼中“世俗”的产物如学校、医院、剧院、电台等，使穆斯林女性的尊严下降至有史以来最低贱的程度，另一边则大肆种植大麻，通过向全球各地走私毒品来赚取维系极端民族主义统治的资金。
2001年，在距离首都喀布尔不远的巴米扬峡谷里，塔利班用炸药摧毁了曾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旧时代的精神与人文瑰宝因此灰飞烟灭。
同年9月，基地组织人员炮制的9·11事件震惊了全世界，这一事件将美国重新卷回阿富汗的纷争之中，幸灾乐祸的塔利班很快就遭到美国疯狂的报复。
在此后的20年间，新的矛盾和问题源源不断地出现。直到2020年2月，美国与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答应在今年5月前撤出阿富汗。
这是一项即将打破现有国际秩序，同时创造新的国际格局的重要决定。然而，随着拜登新政府的上台，北约盟国留在阿富汗的数千精兵至今仍然磨磨蹭蹭、举棋不定。
美国的撤军诺言能否实现？撤军后的阿富汗世界将何去何从？社会倒退和种族血战的再现哪一个会先发生？阿富汗身边是否会出现新的大国伙伴？
一系列问题还等待时间来回答，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两百多年前那个由艾哈迈德·沙阿凝聚起来的阿富汗早已轰然倒塌，而当时那份因民族统一而产生的微小的喜悦感，也早已消散如烟。
四、悬崖上的金新月
1．黄金之丘正在苏醒
毋庸置疑，多年的战争早已拖垮阿富汗的经济，即便她曾像一只吞金兽般吞掉了数千亿美元的大国资金。多年以来，阿富汗政府80%的财政预算都来自于外国援助。
然而这些钱一部分以咨询费、采购费、工程承包方的名义流回西方大国的腰包，另一部分则在阿富汗国内被项目官员贪污和消耗。 随着战争与地缘斗争的痕迹日渐淡化，工程项目才是最大的蛋糕，战争变成了生意。
汹汹而来的列强为这个国家建造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银行、学校、博物馆，但当他们悻悻离去之时，也在这里留下了失败的模范城镇、烂尾的水利工程、落伍的坎大哈机场以及破败的“英国小社区”。
2010年，纽约时报忽然发布了一则重磅消息：阿富汗的地下埋藏着价值1万亿美元的矿藏。这片土地上蕴藏着金矿、天然气，煤矿，铁矿等二十多种矿石资源，涉及1400多处矿藏。国际上又开始新一轮的骚动，其中不乏前任侵略者贪婪的目光，他们牙痒痒地祝贺道：阿富汗，你是多么的幸运！
事实上，早在2010年之前，此前从未涉足过阿富汗政治的中国就开始陆续取得阿富汗矿藏的所有权及使用权，同时，中国向战后恢复的阿富汗展现了它一贯的诚恳态度，作出了关于铁路、基建、就业、移民安置等项目的许诺。
宝藏的发现是福，是祸，也是迷，但总归来说，当今的世界格局与上个世纪相比起来，已有很大不同，若能维持外部环境的稳定与内部关系的和平，矿业救国亦成为复兴的可能。
除此之外，在社会秩序缓慢恢复的过程中，威严的狮门山宫殿的大门重新开启，昆都士和巴米扬的市民忙碌于城市服务或建筑工作。
在古老的朔尔巴扎集市中，阿富汗特有的石榴和杏子闪烁着明亮的光泽，青金石、祖母绿、绿松石等宝石重新通过正规的渠道向全世界售出，一个富庶的假想图景正在回归。
2．喀布尔的钢琴师与重返祖国的阿富汗人
2014年，阿富汗籍女性导演萨拉·卡里米在阿富汗当地实景拍摄的电影《方向盘背后的女人》获得了达卡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即便这部电影从未在阿富汗国内上映过。
萨拉代表了近年来众多重返祖国的阿富汗人，他们当中不乏优秀的艺术家，造诣颇深的学者，以及怀揣梦想的企业家。在往日的喧嚣归于平静之后，破败的阿富汗亟待重建，而她漂洋在外的子女不约而同地听见家乡呼唤的声音。
萨拉曾经还想拍摄一部名为《喀布尔的钢琴师》的奇幻电影：电影的主角是一名饱经战争摧残，并以弹钢琴谋生的阿富汗小女孩，在历经千难万险后，她终将找到如同班达米尔般纯净的神圣之湖。
萨拉在剧本中设想了一段浪漫而激动人心的情节：当太阳升起，每一个勇敢善良的阿富汗人都将看见洁白的云朵在湖面上漂浮。只要人们跃入这湖水，他们一身的疾病和伤痛都将被湖水荡涤和治愈。
对于全世界的人文及历史学家来说，阿富汗的研究重点或许并不在于其繁琐的对外战争，也不在于其内部勾心斗角的权力争夺，而在于这些急促的插曲结束之后，人类所保存下来的深刻记忆。
阿富汗居民向来就有悍勇不驯、忠于信仰的高尚名声，他们的个性中始终闪烁着虔诚、仗义与乐观的光辉，即便种族斗争和恐怖主义曾给他们带来无尽的伤痛，坐落在兴都库什山山脚下的穆斯林之家仍然是他们永恒的归宿。
或许这才是阿富汗民族屡经风暴之后，仍然倔强屹立的原因。
五、结语
从内部看来，阿富汗的宗教文化融合之路离奇而曲折。这片土地曾起源于多个种族，繁复的文化差异埋藏在阿富汗复杂的社会与政治生活规则之中，它们经年累月深入阿富汗人的指纹，形成了诸多独特的部落。
然而，在成型为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由于迟迟没能解决其普什图族与非普什图族之间的文化矛盾，以致给日后的恐怖主义埋下祸根。
从外部看来，阿富汗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从来都和阿富汗本身无关，却与全球性的利益关系息息相关。大国干涉的漫长历史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雅利安人、希腊人、蒙古人、突厥人、阿拉伯人以及“法兰奇人”的气味，他们的印记不可磨灭。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这世上从未有人真正征服过这个国度，但他们的确共同塑造了有血、有肉、有泪的阿富汗。
当内外两条支线紧紧地拧在一起，阿富汗的悲剧循环往复，牵连着无数人的生活。
迟迟无法撤离的美、法、英、澳等国的驻军努力在落后的城镇中寻找西洋风情的酒吧，试图寻找一种家的气息，赤脚的男孩还在砂砾的地面追逐他的风筝，身无分文的年轻人渴望着自由的选举和教育，即将成年的少女仍在部落与宗教法的高压下接受从天而降的婚姻。
太阳升起后，洁白的云朵在班达米尔湖上漂浮，每一个如同蝼蚁般的真实生命，都在这片布满创伤的土地上期盼着故事的结局。
参考文献:
塔米姆·安萨利《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
贾春阳《阿富汗问题三十年：地缘政治、民族与宗教》
谈晟广《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宝藏》
电影《土地与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