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近300年，一幅专家公认、已知世界唯一私人收藏的郎世宁油画后妃肖像，在北京展出。正在保利艺术博物馆举行的“弘历的世界II”特展上，这幅肖像画和西洋钟表、瓷器、铜胎珐琅器、织绣服饰等百余件珍贵展品，揭开了18世纪盛清宫廷艺术的西洋风潮。
该展学术顾问聂崇正先生，已83岁高龄。1965年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毕业就进入故宫博物院研究清朝宫廷绘画的他，仍记得半个世纪前，他们第一次在故宫库房里发现一批半身肖像画时的震惊。
他用“闻所未闻”来形容当时的惊讶，每一幅画作都是半身胸像，画面上是皇帝、皇后与后妃，却不见画家署名，“从墨色和颜色来说，有些明显不是传统工笔画。中国绘画特别注重留白，但这些画的背景，全部用颜色涂满了。”这个年轻人顿时预感到这批画作的重要性。
1979年，聂崇正撰写《郎世宁和他的历史画、油画作品》一文，在那之前，关于明清宫廷绘画的研究，处于空白。上世纪80年代，他又出版《清代宫廷绘画》一书，那批后妃肖像画第一次印刷出版，故宫这批珍贵油画藏品和宫廷绘画中的“异类”郎世宁，才逐渐被外界认识。
“我们对郎世宁的认识和研究缺乏应有的高度。”聂崇正说，多年来，国内学界对郎世宁的作品不够重视，他分析原因在于，郎世宁首先是外国人，有传教士的宗教背景，加上中国强调文人画，所以忽略了郎世宁的肖像画和历史画成就。
他认为，几百年前，在没有相机和录像设备的清王朝，要保留宫廷中的人物相貌、事件乃至清代服饰文化，文字之外最理想的手段就是绘画。从这个角度来说，郎世宁用画笔记录历史，刻画人物肖像，留下的是不仅是画作，更是研究清代宫廷的宝贵文献资料。
聂崇正说，郎世宁笔下的康雍乾三朝，正是清全盛时期与周边少数民族战争与外交事件频发的阶段。“他把这些事情经过用画笔记录下来，同时也定格当时的皇帝、后妃甚至很多功臣的相貌瞬间，其价值是一般同行替代不了的。”
皇族肖像写真，文字不可替代的历史
仔细看《纯惠皇贵妃油画像》，能获得一种比看早期黑白照片更真切细腻的体验。
23岁的纯惠皇贵妃肤色红润，面庞端庄娴静，显示出郎世宁很强的肖像画写实功底。
纯惠皇贵妃一身金黄色缉米珠八团龙冬吉服袍，宫廷服饰所用的面料之考究、刺绣工艺之繁复，以及东珠耳坠的材质、眉勒子上青绒点翠嵌东珠的细节描绘，都细微而逼真。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林姝介绍，乾隆共有41位后妃，其中纯惠皇贵妃是乾隆后妃中最早的汉人妃嫔，从潜邸的格格一步步升成嫔、妃、贵妃、皇贵妃，一生堪称乾隆朝妃嫔晋秩的缩影。她认为，这些画像给后世提供了最直接的形象，“我们能了解到当时的宫廷生活场景，绘画有着文字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翻看历史，乾隆曾对郎世宁有过“着色精细入末”、“传神笔”和“世宁写真擅”的赞誉。让聂崇正尤为赞叹的是，学西方写实绘画的郎世宁，在中国找到了兼容中西文化的折中主义创作方式。
对比欧洲同期绘画，聂崇正发现，从伦勃朗到维米尔，都注重强烈的光影反差，但在郎世宁这里，都是平光效果。原因只有一个，中国皇帝不喜欢面部阴影。
在《纯惠皇贵妃油画像》上，很明显看出郎世宁用“退晕法”来作画。为迎合皇帝喜好，他刻意减弱侧面光线，用西方焦点透视法画出人物五官，淡化明暗对比，仅用色彩晕染，就表现出纯惠皇贵妃清晰的立体五官。
从郎世宁留存的大量画作来看，多为皇族肖像写真，比如《乾隆朝服像》《果亲王允礼骑马像》，用透视法表现帝王的日常生活和重大历史事件。这种宏大题材的绘画，几乎是中国画家望尘莫及的。
“他会吸收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这是他聪明的一面，也是他能得到乾隆皇帝赏识的原因之一。”聂崇正认为，郎世宁当时绘制的作品数量庞大，有的与中国画家合笔，有的没有署名，作品数量接近两百件，“他给皇帝后妃画肖像时运用的手法，既可说是他的创造，也算是他为适应中国观众欣赏习惯做出的妥协。”
聂崇正查考《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时，翻阅到乾隆帝下令让人创作油画的记载，其中很多次的谕令对象都是郎世宁。他创作了大量肖像、历史和静物画，以及接到很多雕塑和建筑委任，足以说明乾隆当时对他极为赏识。
郎世宁在中国收了十多位徒弟，其创作风格也影响着当时的中国宫廷画。
在中国画中，并不注重手部描绘。聂崇正以郎世宁的《弘历射箭图》为例，骑在马背上、正在射箭的乾隆，其手部描绘可谓生动。更有意思的是，乾隆是斜着眼睛瞄弓箭的，这种斜眼造型，在中国人物画中一般不被允许，但郎世宁仍以西方绘画技巧完成了创新。
清宫廷绘画，绕不开的郎世宁
在郎世宁之前，也有很多传教士艺术家来到中国，但都较早离开。只有他，供职经历了康雍乾三朝，被皇帝重用，拥有“西洋画师第一人”美誉。
“他做了一辈子的宫廷画家，人生三分之二的岁月，都是在中国度过的，最后还葬在北京。”聂崇正说，从内容角度来看，郎世宁用丰富的在华人生阅历，成就了清代宫廷绘画中最有价值的纪实绘画。
这位生于意大利米兰优渥家庭的男孩，19岁之前一直在接受职业化的专业绘画训练，据推测，他的老师是米兰绘画工会中一位颇有名望的画家。
郎世宁19岁才加入耶稣会，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以耶稣会修士身份前往中国，于1715年12月抵京觐见康熙，自此进入宫廷供职。
据北京传教区主教记载，1715年10月11日，27岁的郎世宁与17位耶稣会士、15名传教士和2名普通职员一起来到北京宫廷时，身份就是画家。
康熙亲自接见郎世宁，当场就要求他画禽鸟。尽管毫无心理准备，他的画技依然让康熙惊叹，第二天又去看了他画的犬兽图。
翻阅早期清宫档案，郎世宁的名字不是被写成“郎石宁”，就是写成“郎士宁”，这些错误，说明他早年并不被宫廷重视。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郎世宁才接到最大的绘画任务《百骏图》，这幅欧洲风味浓厚的作品，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
雍正比郎世宁年长10岁，经常下旨让他创作，又不断提出修改批评意见。从雍正时期开始，郎世宁就不断揣摩帝王审美，在构图和风格上揣摩中西艺术如何融合。
从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百骏图》黑白草稿来看，郎世宁用西方墨水素描的技巧，反复思量马匹的姿势和位置，不断推敲。
到了乾隆时期，乾隆将年长自己23岁的郎世宁视为长者，而郎世宁经历过雍正年间的磨砺，更懂得如何拿捏艺术分寸，也更能贴合皇家审美。
郎世宁最擅长的写实肖像之前没得到展示。而乾隆对他的写实技能尤为看重，曾御题诗“写真世宁擅，绘我少年时”赞誉他，将几乎所有的帝后肖像画都交由他绘制。
一幅故宫博物院藏的《乾隆朝服像》，画中刚即位的乾隆有着年轻人的朝气，朝服虽繁复，膝盖部分仍然仔细画出了反光，地毯也用了西方透视法。乾隆四年（1739年）所画的《乾隆戎装像》，也是郎世宁一人完成的巨画。
现藏于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的《心写治平——乾隆帝后妃嫔图卷》，高53厘米，宽688.3厘米，是郎世宁对即将即位的乾隆及其后宫皇后、嫔妃的群像描绘。其中的纯惠皇贵妃，与现在展出的《纯惠皇贵妃油画像》完全一致。
过去的观点认为，西方油画在清代宫廷中，是被排斥和不看重的绘画品种，但聂崇正经过多年研究求证发现，油画在清宫里是很大的门类，只不过由于创作时间久远，保存条件较差，才被忽视。
“要研究清中期宫廷绘画，郎世宁是绕不开的人物。”聂崇正认为，中国美术界对于郎世宁的评价，应该从整个清朝历史的角度去重新定义其在中国绘画史的地位和成绩，把他作为中国美术史的一部分来叙述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