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大力推进正规化建设，积极向苏联等军事强国学习，引进军衔制便是其中之一。我军在引进军衔制的同时，也广泛学习苏军的一系列军事礼仪等军事文化，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展现出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军队的新气象。
军衔制的引进，让我军与世界全面接轨，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按照军仪军礼，“洋气”的另一面，是有的光荣传统淡化了。比如，我军从建军伊始就特别注重“官兵一致”，干部战士无论军服还是伙食都一样。战争年代，官兵同在一口大锅吃饭，官兵无拘无束，端着饭碗或蹲或坐，说说笑笑，就像农村的田间地头一样自然亲切。老红军、老八路虽然后来成为高级干部，对这样的方式都习以为常，引以为荣。
引进苏式军仪军礼之后，这样的方式就成了“管理涣散”的表现，引发苏联顾问的不解和不满。按照苏式的等级礼仪，将军有将军的餐厅，军官有军官的餐厅，士兵则有士兵的食堂，而且吃饭时正襟危坐，有严格的礼仪规范。
按照苏联的这种管理方式，“现代气象”倒是有了，但官兵之间也有了隔阂。不仅吃饭如此，方方面面都是如此，许多老红军感到不适不满，说干部越来越有“官威”了，光荣传统恐怕要断送。这些中肯的意见受到重视，1958年，主席亲自倡导开展将军下连当兵活动，目的就是想让干部重新体验基层生活，拉近官兵的距离，增进官兵的感情，去除干部身上的“官气”。
这个活动，受到广大干部的支持，许多老将重新穿上列兵军服，以一个“老新兵”的身份回到连队，和年轻战士一起摸爬滚打，刻苦训练。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上将，也下到济南军区徐州某部，当一个“新兵”。
杨得志上将虽然军务繁忙，但他以饱满的热情，重新投身基层，仿佛又回到了红军时代，重新焕发青春。为了更好地得到锻炼，杨得志不搞特殊化，特意要求做好保密工作，绝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还特意将名字改为参加红军时的名字——杨绍起。到了连队，他迅速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大家还给他起了个亲切的外号，叫“老杨头”。
战士们很喜欢这个年龄可以当他们父辈的“老杨头”。老杨头虽然年龄大，可是劲头比年轻小伙子还足，什么训练都不甘落后，身体素质甚至可以和一些小年轻比试，大家都很佩服。老杨头整天笑眯眯，和蔼可亲，对小战士非常关心。无论训练多累，老杨头总和小战士抢着做“劳务”。吃饭时，给大家抬饭、盛饭。休息时还不忘打扫营房、厕所，战士都非常感动。
“老杨头”有两个绝活，令年轻战士敬佩。一个绝活是，他能用3个手指做几十个俯卧撑，还能用嘴叼起地上的手绢。另一个绝对，是无论组装拆卸什么枪械，“老杨头”都一看就会，马上就能精准掌握，几遍下就行云流水，还能蒙上眼睛操作。要知道，就算年轻人也要摸索很长时间才行。有人认为，是不是杨得志是司令员，所以早就接触和熟悉我军各类武器？实际上，杨得志之所以掌握武器这么快，主要是因为在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人素养。
战士们越发对老杨头的身份感到好奇，开始暗自观察。很快，他们从老杨头打背包发现一些“破绽”。解放后，我军打背包的方式已经和红军时期完全不同。杨得志并没有接触到打背包的细微变化，还用红军时期的打背包方式，连队指导员看到后非常惊讶。上级只说这个老杨头是来帮忙的，原来是一个老红军呢！
有的战士很细心，在书报上看到照片后认真进行对比，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发现这个可敬可爱的“老杨头”，居然是军区的杨得志司令员！战士无不振奋激动，争相以老杨头为榜样，积极投身工作训练。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这场将军下连当兵的活动，确实起到良好的双向锻炼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