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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必须第二次“开眼看世界”? 一次重要闭门会的揭示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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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 2021-10-24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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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霸权的衰落与亚欧新未来”会议综述

✪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文化纵横》杂志社

今年八月,由美国撤军所引发的阿富汗变局成为全球焦点,阿富汗变局及其连锁反应将推动国际格局深刻转变,分析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局势及其未来走向,总结经验、研判局势、提出应对之策,成为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为此,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联合《文化纵横》杂志社于10月9日主办“美国霸权的衰落与亚欧新未来”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多所院校及研究机构的三十余位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共同讨论当下变局。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会长刘永胜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中国的崛起打破了百年变局旧的力量平衡,而新力量平衡的构建必然是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尽管国家实力和民族意志给予我们充分应对的底气,但是我们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尤其需要清醒认识到当前中美国家实力的客观差距。美国霸权的衰落更多是软实力的衰落,而非国家实力的衰落。

《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在开幕致辞中指出,以下历史事件共同构成了世界格局的转捩点: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结构性伤害,2020年新冠疫情彰显美国治理的失败,以及当前的阿富汗事变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损害。因此我们有必要充分研究阿富汗变局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其次,阿富汗变局暴露中国在区域事务中缺乏思想上的知识储备和现实战略支点,启示中国必须开始第二次“开眼看世界”的进程:伴随中国逐渐登上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有必要进一步走出去,不仅仅是走向西方和欧美,还应该走向第三世界国家,加大对于这些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的了解,使中国不仅具有西方的世界眼光,而且具有全球的世界眼光。

会议遵循由近及远的逻辑,渐次推进。会议分为“阿富汗变局”、“中美竞争态势的全球影响”、“多元现代化视野下的区域发展”三场主题研讨。

▍第一场:阿富汗变局

导言:2021年8月31日,美国结束了在阿富汗长达二十年的战争。在付出两万伤亡和两万亿美元财政支出后,美国换来的是“塔利班取代塔利”。阿富汗问题的影响是区域性的,然而美国的介入和撤出,令阿富汗变局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对中国而言,阿富汗变局战略层面的冲击,来自于美国战略转变为中国带来的新地缘政治压力;思想层面的冲击,则来自于我们面临阿富汗变局时,缺乏知识储备,缺乏一手信息,极度依赖于英美世界提供的既有认知。本场探讨是学者们研判国际局势变化和思考中国战略定位的结晶,拟为中国如何应对阿富汗变局提供有益参考意见。本场发言由《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主持。

王世达:警惕美国变成阿富汗地区的“搅局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世达就阿富汗问题汇报五点观察:第一,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介入有得有失。美国成功击毙本拉登并加入了亚欧大陆核心地带的政治和安全事务,但是二十年巨大的投入最终换来“塔利班取代塔利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失大于得。第二,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后期地缘考量逐渐压过反恐考量,反恐的双重标准导致美国在阿富汗“越反越恐”。第三,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符合美国整体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调整方向,亦即止损和专心应对中国挑战。第四,美国撤军后仍然是阿富汗问题的关键一方,从直接的军事干预变为间接干预,可能获得更大主动权,其角色有可能从局内人转化为局外人甚至是搅局者。第五,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威胁并未就此消失。基地组织将继续在阿富汗境内活动,伊斯兰国的呼罗珊分支将借机做大做强,东伊运等疆独分子加急转型,浮现新的不确定性。

杨成:中国应谨慎推动阿富汗议程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家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杨成教授结合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现状,讨论了上合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有为空间。上合组织扩员后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其他地区整合议程对上合组织的冲击,使上合组织出现组织效率下降、议程“空转”等现象。但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大多与阿富汗相邻,许多上合组织成员国出于自身关切,在上合框架外发起了许多针对阿富汗问题的新型的三方或多方磋商机制。此外,上合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有良好的前期参与基础,阿富汗问题能够作为上合组织的一个重要议题加以提出。

▲ 杨成教授

杨成指出,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已经走得很远了,接下来需要非常的谨慎来推动整个议程。谨慎不仅是出于“帝国坟场”的历史教训,以及对塔利班和恐怖主义到底能切割到何种程度的疑问,更是出于中国对核心利益与现实手段的清醒认知。中国在中亚的首要利益是安全利益,尤其是防止西部地区安全受到冲击,经济利益是非常次要的。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介入的手段十分有限。手段和目标相匹配,中国的最佳应对策略是在上合框架内,借助阿富汗议题加强跟中亚国家的实质性的安全合作。

黄靖:AUKUS是美国全球新战略的“奠基礼”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的黄靖教授分析了美国阿富汗撤军背后的战略大调整。首先,美国不惜破坏地区稳定、承受盟友声誉损失,是为了完成自奥巴马时期开始的战略收缩。从阿富汗撤军后,美国在陆地上的战略包袱就基本被抛掉了。其次,美国不惜破坏联盟体制、得罪法国,建立美英澳(AUKUS)这一个“盟中之盟”,根本目的是为了控制海洋,进而控制整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AUKUS是美国美国全球新战略的奠基礼。

▲ 黄靖教授

黄靖教授指出,美国这一次战略转变,是对马汉海权论的新一轮实施。从历史上看,两次世界大战英国之所以能战胜法国、冷战美国之所以能拖垮苏联,关键在于制海权。美国收缩回海洋,凸显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在制海权上的重要战略意义。然而,“控制海洋进而控制陆地”的传统海权论这次是否会落空,则取决于是否能通过“互通互联”打破陆地的闭塞和相互敌对。最后,现在要拿出一个针对美国新战略的战略还为时过早。从本质看,中美竞争是两个大国利用对方的压力整合自己内部的竞赛,谁能把自己的内部事务搞好,谁就会赢得主动权和主导权。

林民旺:中国应考虑承认塔利班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林民旺教授论证了中国应考虑承认塔利班新政权的若干原因。首先,从局势来看,塔利班已经成为阿富汗主导的政治力量,未来很难出现其他变数。其次,林民旺教授分享他对塔利班政权性质的理解:塔利班是阿富汗的民族主义力量,九十年代塔利班打的旗号是反苏,如今则是反美。简单说塔利班是封建的、宗教的力量,可能会掩盖它实质的政权性质。最后,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承认塔利班有利有弊。好处是能够牵制美国和印度,代价是可能得罪塔吉克斯坦。承认塔利班也可以促进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只有和塔利班建立良好关系,在东突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内部安全的恐怖主义议题上,中国才有可能获得更大发言权。因此,在承认塔利班问题上,中国应加以考虑。

高剑波研究团队:八月并非拜登撤军的最佳时机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数据与应用分析中心高剑波教授研究团队的何兆阳同学展示了新闻媒体数据中阿富汗政治不稳定性的演进,原理是通过新闻事件结构差异来反应一个国家的政治风险和不稳定。实证直观辨识出影响阿富汗政治局势的若干大事件,验证了数据的可靠性。根据新闻媒体数据生成阿富汗政治不稳定的时间序列图,可以观察到阿富汗局势的动荡期与稳定期,其中,2017年的9月到2018年的8月,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以及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的窗口期。而今年8月美国副总统彭斯称去年特朗普与塔利班签订多哈协议,给阿富汗带来了一个稳定时期,这个稳定时期却并不长久。由此或可得出一个推论,美国错过了合适的撤军时机,其霸权衰落始于特朗普,由拜登继承这份政治遗产而加速。

▍中美竞争态势的全球影响

导言:阿富汗变局的重要推动力是中美竞争态势逐渐压倒个别区域矛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性的重要事件。拜登在8月31日撤军演说鲜明指出,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美国正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美国的战略布局正加速转移,其同盟体系也正发生深刻调整。美国霸权的衰落、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趋势,使这个世界不太可能重新回到类似于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在今天,这个问题显得不再那么泾渭分明,而是需要辩证分析。本场发言和讨论通过分析英国、欧洲、亚太和亚欧等区域大国与在中美竞争态势中的核心诉求与战略选择,以及这些变化对中国的潜在影响,为中国如何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环境提供方向指引。本场发言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主持。

钟飞腾:中美不会重复冷战模式的经济“脱钩”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钟飞腾对中美经济脱钩前景作了预判。经济脱钩现象有三种可供参照历史经验:冷战时期中美脱钩到零的模式、当前美俄贸易脱钩到1-5%的模式、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脱钩到10%的模式。当今世界的贸易表现为价值链,中美两国作为贸易大国,脱钩成本和难度都很大,所以中美经济关系不会演化为冷战的脱钩模式,而是一种局部性的相互依赖。

▲ 钟飞腾研究员

从这一事实判断出发,钟飞腾分析了中国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关系的可能变化:亚洲国家将分别与中美挂钩。日本有可能跟随美国,加入对华技术封锁,而中国可拉拢的潜在盟友则是工业实力不输日本的韩国。美国往高技术领域升级、进一步金融化,一方面将加剧美国国内形势的动荡,另一方面加剧国际货币危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道路,发展制造业、加强和人民币挂钩以规避美国发展模式带来的国际风险,可能是这些国家未来的行为趋势。

肖河:拜登政府开始转向对华长期经济遏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肖河从“行为导向”到“资源导向”的二维理论框架出发,分析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变化。行为导向型的经济战略强调改变对手行为,又称“经济强制”;资源导向型的经济战略强调削弱对手的经济力量,又称“经济遏制”。这两种策略都存在正收益成本或者负收益成本的现象。特朗普之前的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以经济接触战略为主,通过让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促使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越来越接近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由从经济接触转为经济强制,试图利用负面措施来改变中国的行为。而拜登开始从偏向于短期改变中国行为的经济强制转向长期积极遏制。与冷战时期的经济遏制策略相比,今天美国推行的对华经济遏制策略依赖于多边经济遏制联盟的构建,以挑动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为主。

章永乐:“欧洲主权”概念的阐释走向和政策空间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章永乐教授发言主题是“欧洲主权”概念走向和政策空间。欧盟何以能有“主权”?传统主权理论将欧盟视为要么是不适用于主权概念的国际组织、要么是适用于主权概念的国家。为了解释欧盟一体化进程,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理论家提出改造主权概念,将主权视为是可分、可共享的,欧盟的主权由成员国和欧盟共同行使。“欧洲主权”意在加强欧盟对外的独立自主和欧洲一体化在各个领域中的深化,其走向则要看法德轴心是否能协调一致、明确立场。

▲ 章永乐教授

“欧洲主权”涉及欧盟防务建设、共同移民挑战、聚焦重点的对外政策、可持续发展的榜样、数字化欧洲建设以及经济和货币力量的欧洲这六大关键任务。在未来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欧洲主权的表述未来可能还会持续加强,但在具体政策方面,真正建构起一个比较强的自主性主权,面临较大困难。对中国而言,欧盟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并尽可能保持更多对美国的独立性,可以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康杰:欧亚大陆历史性大国将迎来复兴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康杰判断,霸权力量退出欧亚大陆后,欧亚大陆内若干历史性大国将迎来复兴。康杰老师提出,如果将欧亚大陆视为一个统一的地缘板块,它的中间地带就是中、俄、欧这三个欧亚大陆力量中心之间的广大地区,其核心行为体是历史上拥有自身的势力范围并且现在试图重新恢复其历史性势力范围的大国。这些大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独立于中、美、俄、欧的政策自主性,可以后者中维持一种左右逢源的特性,表现出比较强的机会主义和自主性。

以俄罗斯、土耳其、波兰三个典型的新中间地带国家为例。今年5、6月以来,美俄之间出现了静悄悄的、戏剧性的缓和进程。拜登政府实显著降低了对乌克兰的支持,避免双向战略投入,这客观上增强了俄罗斯重新扎紧新中间地带作为它的后院篱笆的战略势能。土耳其则通过引领泛突厥化潮流、参与2020年以来的南高加索变局和当前的阿富汗变局,增强了自己在新中间地带的影响力。波兰通过“卢布林三角”、“三海倡议”等重要抓手,未来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加速整合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在内的中东欧地区。弄清楚这些新兴新兴历史性大国的诉求和对我们的影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孔元:英国外交战略的核心是搭美国便车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孔元分析了英国脱欧后形成的“全球英国”战略,以及中美竞争背景下英国外交政策的调整。2016年的“全球英国”战略是英国搭乘美国自由霸权秩序便车、深化同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经贸关系的一种机会主义算计。中英关系是“全球英国”外交政策的试金石,在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英国实施和美国类似的接触战略,搁置了中英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大力发展中英贸易。特朗普上台后推翻了美国构造的自由秩序,“全球英国”不再具有实行空间。随着中美关系恶化,中英关系也急剧恶化。

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英国对外交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明确宣布后冷战以来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经无法推行,英国必须更积极地响应美国提出的大国竞争口号,参与塑造未来国际秩序。具体的应对路径有:加强集权;内外互联;加强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和军队建设;向印太倾斜等;对华政策则采取和美国类似的三轨外交。孔元老师提请我们注意英国政策文件和美国的同步性,AUKUS协议也反映了英国希望借英美特殊关系在经济和技术升级等方面谋取更多好处的心态。

▍多元现代化视野下的区域发展

导言:如果说阿富汗变局是美国霸权衰落的症候,那么美国霸权的衰落则为亚欧大陆探寻自身发展道路提供前所未有的契机。塔利班重新夺权并成为目前有能力主导阿富汗重建的唯一政治力量这一事实,之所以带给我们如此之大的震动,正是由于长期对伊斯兰主义以及政治发展缺乏深入理解。“王者无外”的天下传统,使我们视野里缺乏对等的他者,而近代以来中国屈辱的被侵略史和艰难的民族复兴史,又使西方成为我们眼中最大的他者。本场发言和讨论以阿富汗为起点、从认识伊斯兰出发,将多元现代化真正带回区域研究,提出适应、理解、尊重亚欧大陆多样的政治发展路径并与之对话的主张,促进中国以积极平等的方式参与亚欧新秩序的构建。本场发言由《文化纵横》杂志社主编陶庆梅主持

吴冰冰:中国要做好伊朗及伊斯兰主义影响力上升的准备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吴冰冰教授在中东战略格局背景下介绍了伊朗国家建构的若干经验。中东地缘格局朝着三个大趋势变化: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下降,可能不得不接受地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的影响力上升,尤其是伊朗和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将保持上升势头。外部大国影响力下降增加了地区国家博弈格局的复杂性,仅从中美竞争的角度去分析中东地区格局,可能会导致对地区发展趋势的误读。

▲ 吴冰冰教授

在此背景下,吴冰冰教授分析了伊朗国家建构的经验,指出伊斯兰主义与伊朗民族主义的整合、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制度化、伊斯兰主义和军方的整合,使得在现在的伊朗,宗教不是一个消耗性的、破坏性的因素,而是一个支撑性的、建设性的因素。在外交政策上,伊朗搭建了一套维护周边安全的有效的地区盟友体系,并寻求美国承认伊朗的地区大国地位。在伊美关系无法推进的前提下,伊朗的一个重要选择是“向东看”,尤其重视中伊关系。与美国相比,中国外交政策重心不在中东,对中东国家的认知过于简单。对于伊朗建构的中东地区架构,中国还未做好充分准备。

毛克疾:南亚未来或将形成美印、中巴战略对峙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毛克疾分析了美国撤军后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走向。首先,南亚的力量会有深度重构,可能会出现美印、中巴各为一边,泾渭分明的战略对峙。阿富汗撤军后,美国对巴基斯坦战略需求的断崖式下降为美印关系升温铺平道路,美国在全球层面比中国强大,印度在南亚层面比巴基斯坦强大,美印的组合是强加强,中巴的组合某种程度是弱加弱。其次,印度对阿富汗和中印战略对峙的投入消耗极大,难以为继,将由对陆进攻专为对陆防守,同时出现对海转向的转变。这正好与美国的海洋战略遥相呼应。印度转向海洋战略,除安全和战略意义外,还附加有经济意义。在美国的盟友体系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需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提供初级资源,日本有比较完备的技术和基础设施解决方案,而印度则有超大规模的体量和市场,很有可能再造一个10亿级别规模的工业化经济体。

李成日:中日韩区域一体化进展、障碍及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成日汇报了中日韩区域一体化进展、障碍及前景。东北亚是中国外交比较大的作用区域,应该主动积极地予以谋划:第一,应该主导东亚地区或者亚太地区的合作进程;第二,中日韩合作要扩展到东北亚,包括朝鲜和蒙古,甚至俄罗斯;第三,海陆丝绸之路要联动起来,一带一路要与东北全面振兴结合起来。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呈现进程缓慢但绵延不绝的特点。目前,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较快,但是由于美国因素、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纠纷,自贸区谈判面临较大困难。今后区域发展的若干前景有:东北亚合作和中国国内发展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和中日韩合作对接、促进中朝韩合作,以及借冬奥会进一步推动中日韩的合作等。

段九州:中东有可能出现一种普世化的民族主义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段九州介绍了中东国家建构的类型及当前中东本土政治潮流的特征。概括来说,中东国家建构主要有三种类型:独立战争和军人主导,如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土耳其;统一战争和宗教主导,如沙特、伊朗。殖民遗产和执政联盟,如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科威特、阿联酋。中东主流的国家建构思潮是军人主导的世俗民族主义与宗教主导的政治伊斯兰,它们分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了主导作用。前者在奥斯曼帝国之后流行,伊斯兰主义的回潮则是因为20世纪后期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的失利促使其对世俗化统治方式进行反思,以及批评政府和军队的民主潮流。

段九州老师指出,当前中东国家建构危机与20世纪50年代地区安全真空和治理失效的情况很相似。在中东地区系统性危机背景下,军队出现崛起的迹象,如“阿拉伯之春”国家政权的崩解与军队崛起,海湾国家通过国民兵役制加强国族认同,以及在西方制裁和安全冲击下伊朗和土耳其的国家政治安全化。一种普世化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出现在中东的未来。

曾向红:西方始终存在构建“同一性帝国”的冲动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曾向红教授在西方同一性帝国的野心与失落中观察美国的阿富汗撤军。同一性帝国严格地区分自我与他者,将自我视为优越的一方,将他者视为对自我的威胁,而且是劣等的、有待被拯救或者教化的差异,差异本身构成一种威胁。这种对差异的恐惧可以追溯到欧洲三十年战争。借用人类学家托多洛夫关于“双重运动”的论述,曾向红指出西方构建同一性帝国的方式是文化同化或者是奴役征服。构建同一性帝国的冲动在西方始终存在,在冷战结束以后也有鲜明体现。在话语中,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行动中,在发展中国家推进华盛顿共识,实行“大中东计划”改造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都体现了双重运动的传统思路。

阿富汗的例子证明美国构建同一性帝国的企图遭遇严峻的挑战,阿拉伯之春的发展也证明美国高估了自己消灭或者同化差异的能力。消除差异、同化差异,还是尊重差异、维护差异,目前已经成为影响欧亚秩序发展前景的两条不同路径。所以如何在尊重和维护差异的基础上,保障多元秩序的效率,是欧亚秩序构建中的关键问题。

《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在闭幕式进行总结发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打开国门看世界的历史性潮流,但是我们看待外部世界的眼光却被西方视角所遮蔽。在阿富汗问题上,知识界莫衷一是,缺乏相对统一的看法,这其实反映我们对阿富汗缺乏了解,过度依赖英美提供的知识范式。由于未能形成独立视角,我们甚至也不能真正认识美国。今天再度“看世界”,有两个需要调整的方向:其一是在中国崛起的时代重新看世界,其二是要从原有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调整到以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体系来看世界。本次会议正是在这种对学界和研究界的强烈期待中召集和举办起来的。

本文转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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