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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血性，是中华儿女血性的一部分。
1928年3月16日，鲁迅在上海。新华社资料片
陈延年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4月5日，一些市民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烈士纪念堂参观。新华社记者陈飞摄
在一些语境中，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男人被打上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标签。
然而，这些标签与真实的上海人风马牛不相及。只要严肃认真地走进上海的历史，客观公正地打量上海的现实，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事实：上海人的血性，是中华儿女血性的一部分。
他们给上海注入了血性基因
首先，需要对“上海人”做一个界定。
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通史》主编熊月之介绍：自1843年以后，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1921年的上海人口已达250万，几乎是北京的3倍、苏州的4倍，广州的1.5倍，“1921年，上海人口中，83%为非上海籍”。
百年之后的今天，根据最新公布的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市常住人口为24870895人。100年，10倍。全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为10479652人，占比42.1%——“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指的是没有上海户籍的人们，外省市落户上海的不在此列。
这42.1%，也是“上海人”么？答案是肯定的。熊月之说：“‘上海人’的内涵有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先是指狭义的、拥有上海籍贯的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涵逐渐扩大，泛指一切在上海安家立业的人，到清末民初，这一观念已被社会广泛认可。”他举例说，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代表13人，都是各地党小组的代表，上海小组代表李达是湖南永州人，李汉俊是湖北潜江人，都不是上海本土人，二李在上海工作、居住的时间都很短，不超过3年，但大家对于李达、李汉俊作为上海小组代表，从无异议。“这正好说明，当时及日后，人们对于什么人可以算上海人的问题，有个不言自明的标准，即：不管籍贯何处，只要在上海生活、工作即可。”
决定一个城市品质的，最主要的是居住在这里的人。自开埠以来，大量移民持续涌入上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独特的历史造就了上海人鲜明的特点，比如精明、务实、重视规范、遵守契约。同时，上海又“城以人兴”，来自五湖四海的上海人，给这座城市注入了硬朗气质、血性基因。
首屈一指的，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壮大。“七一”前全新开馆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有一个专门的章节来呈现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发祥地的上海。上海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这使得上海拥有中国工人阶级最庞大的一支队伍：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上海工人总数约65万，占上海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以上海工人罢工活动为标志走上了政治舞台，这也是中共建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上海作为全国多功能经济中心在人口方面的突出反映。”熊月之说。
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残酷压迫下，工人阶级革命意志坚定、彻底，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的阶级。在上海，从响应五四运动，到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再到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再到上海解放前夕的护厂运动……上海工人阶级，是当时上海最有血性的一个群体。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徐光寿说，如果说上海人没有血性，何以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上海诞生？
除了工人阶级这个群体，还有众多革命者个体，也给上海深深烙上了血性基因，比如陈独秀。陈独秀是安徽人，1913年在安徽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差点被乱军枪毙，经人营救后移居上海；1920年，刚被北洋政府释放的陈独秀在武汉演讲，引起震动，被勒令离开武汉回到北京，一到北京，又遭警察监控，在李大钊的建议下，避到上海，从此走进历史的聚光灯下。
当年上海“一市三治”，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政出多门、事权不一，自然形成了“安全缝隙”。不少革命者像陈独秀一样，在家乡或外地不能容身，来到上海。《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有一段话讲得很生动：他与陈独秀、施存统等人，都是因为思想激进，宣传新文化，为他处所不容，但上海可以“包容”这类人物，“我们几个人，是被赶拢来的”。这么多血性儿女，汇集上海，风云激荡，对上海城市的影响是深远的。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女性，也是在家乡遭受保守势力迫害被“赶拢”到上海来的，她叫王会悟，在开天辟地的关键时刻，她成为“红船哨兵”。
王会悟
当然，说起给上海注入血性基因的个体，又怎能不提一个光辉的名字：鲁迅！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140周年诞辰。他的人生最后10年，是在上海度过的。这也是鲁迅以笔为枪战斗最为激烈的10年，上海是他一生斗争的最后一道壕堑。他遍体鳞伤，却傲然独立，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无上光荣。毛泽东评价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
江南人血性源头之一可上溯到方孝孺
1949年6月2日，上海解放一周后，人们在南市南车站路190号原国防部保密局旧址，挖出了黄竞武的遗骸，惨不忍睹：尸体口目洞穿，手足残断，指甲俱脱……可见临终前遭受了多么残酷的折磨。
后人说起黄竞武，皆喟叹不已，称他是“与新中国擦肩而过的人”。黄竞武出身上海川沙名门，从小聪颖，清华大学毕业后，公费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毕业回国，痛感时局糜烂、社会黑暗，在父亲黄炎培的言传身教下，积极开展爱国民主活动。
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反动统治已崩溃在即，处于末日前的疯狂，黄炎培此时已前往北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黄竞武深知自己处境，仍然不肯离沪避难：“现在的工作很重要，我绝不能因个人的安危而使工作陷于停顿。越是危险时刻，越是紧要关头，越要坚守岗位。”他得知国民党政府准备把中央银行的黄金财物全部偷运到台湾的消息后，挺身而出，予以揭露，使国民党政府偷运金银计划未能全部实现，蒋介石十分恼火，将他视为眼中钉。
上海解放前15天，黄竞武被绑架；上海解放前7天，受尽酷刑、始终不屈的黄竞武被活埋，时年46岁。他看到了旧世界的毁灭，却没有等到新世界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在儿子肖像照背后，深情写道：“我们每一回走过北京天安门，望见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想起千千万万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生命者之间有一个是你……”
翻开上海史，有多少黄竞武这样的热血儿女！
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尤以江南人士居多。1958年，中央将原属江苏省的宝山、嘉定、上海县和川沙、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划入上海市，上海的行政区划一下子扩大了10倍，基本奠定了今天上海的规模。有趣的是，至今上海远郊农村的老人到市中心城区，还说“去上海”。人们说起江南，多认为婉约文弱，殊不知，江南也有刚烈勇猛的一面。明末清初，八旗铁骑在江南遭到了极其猛烈的抵抗，“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悲壮成为中华民族的永不磨灭的记忆。
熊月之研究认为，江南人血性的重要源头之一，来自方孝孺，就是那个誓死不对“篡位者”朱棣屈服、结果被灭了十族的方孝孺。方孝孺是浙江台州府宁海县人，1402年遇难。方孝孺案发生时，就已激扬了江南舍生取义、刚正不阿的浩然之气。昭雪以前，其影响早已潜藏人心，昭雪以后，更是光焰万丈，深刻影响了江南地区的士风、民风与学风。清兵南下，江南志士无不以方孝孺为榜样，誓死抵抗。康熙年间松江知府鲁超曾精辟地分析这一影响：“方正学先生殉节于靖难之时，至三夷九族而不悔，纯忠大节，震爆天壤，童孺妇女皆知感慕而称述之。其文章具载，炳炳烺烺，揭天地，昭万古，而不可磨灭者也。”
方孝孺墓
1931年2月7日夜，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密集的枪声中，一群革命者高呼着口号倒下，其中就有著名的“左联五烈士”。鲁迅先生悲愤写下：“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他还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特别提到柔石回乡见母亲的事。在狱中，柔石千方百计托人带出纸条，让自己的战友们无论如何要瞒着在乡下已经瞎了眼的母亲，万一自己牺牲，决不能让母亲知道这个消息……此后，鲁迅与他的朋友们一直替柔石赡养母亲，她到去世还不知道儿子早已遇害。上海学者吴基民深入挖掘这段历史细节时，感慨道：“这是一段多么令人感慨的往事啊，不能现在一提及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总是津津乐道于歌舞升平，而不触及这样悲怆的往事，否则，真是历史的悲哀！”
柔石是方孝孺台州同乡，原名赵平复，“柔石”是他的笔名，取自他家乡一座纪念方孝孺的名为“柔石金桥”的石桥。柔石曾自述，取此笔名就是为了继承方孝孺精忠报国的精神。
熊月之说：“方孝孺书写了江南文化中刚强勇猛的壮美篇章，他的事迹极大地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众所周知，江南文化既有小桥流水、鸟语花香、庭院深深、斜晖脉脉的优美，也有独立潮头、劈风斩浪、金刚怒目的壮美。优美与壮美，共同成就了江南文化的优良品质。”
《觉醒年代》剧照
精神传承的力量是无穷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熊月之也追剧，说起陈延年慷慨赴死、誓死不跪的往事，他感慨说，陈延年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一个在江南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他就是方孝孺式的人物！”
未完待续......
本文来源于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肖春飞、潘旭、孙丽萍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中国国家历史又双叒叕上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