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将尽，接到军区作战号令，14军42师师长王润成立即命令师侦察科长谭伯达，带领侦察参谋和侦察连，２月５日前从云南河口和金平县驻地出发，赶往麻栗坡边境的扣林山实施现地侦察，侦察兵要逐点查明战场道路、雷场，和越军工事、火力配置。
敌情明确是作战的先决条件。
除了传统的步兵侦察，扣林山作战投入强大技侦分队，使用了空中侦察照相，首次采用红外和彩色高分辨成像技术，将越军占据地域的地形地貌和工事，以图像方式准确呈现，使王润成感到非常欣慰。
42师的前进指挥部在麻栗坡的猛洞开设，由袁玉昌副师长和罗南孝副团长负责，首先确定各作战分队的集结地域，然后是进攻出发阵地、冲击出发阵地，同时确定穿插分队路线，包括开设各级指挥所，以及各种口径炮兵阵地的布设。
王润成下令，每一个步兵班都要由侦察兵带到指定位置，侦察兵在行进中要走在队伍最前端，如果踩响动地雷暴露企图，“按军法从事！”
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第42师指挥员，前排左2师政委张跃水，左3师长王润成。后排左1夏加明，左2付晋利，右1周国梁，后排多为侦察官兵。
这次作战志在全歼，因此肯定要穿插，而且是加强连规模的穿插。对穿插分队路线，根据王润成的托付，在前方指挥的袁玉昌副师长要求夏加明在白天、晚上和大雾天各走一次。
阵地抵近侦察结合破译侦察查明，扣林山当面越军为313师14团9营。
扣林山主峰1705.2高地和以南几个高地上有一个加强连。第二高峰1682.3高地及附近为一个连。扣林山东北端1574.4高地和临近高地也是一个连。越军营部配置在这三个连队后面，有迫击炮分队。其阵地侧后有107火箭炮发射阵地，还有122榴弹炮一个营。再后边就是越军313师的炮兵团了。
两军比较，我军兵力火力（尤其是炮兵）占绝对优势。
扣林山战后，王润成认为侦察是一大成功，敌情明晰，我军没有走不到位和走错路的情况，步兵和炮兵都打准了。
扣林山拔点作战在山岳丛林地带进行。在这样山头起伏的地形上打歼灭战非常困难。其难度在于，为了避免战斗扩大到高烈度的大规模边境战争，扣林山进攻部队将没有空中火力支援。而炮兵火力对骑点的越军山头阵地和兵力打击毁伤的效果比较有限。骑线高地的地形越军高，我军低，越军经过较长时间经营，工事和防御设备比较完备，其火力对进攻部队形成威胁。此时，毗邻的老山和八里河东山高地均为越军占领，因此在战斗进程中我军侧翼的敌情顾虑较大。在这样的地形上作战，若打成击溃战，伤亡会小一些。
王润成决心打成歼灭战。
在部署侦察的同时，王润成师长反复研究了1979年的战例，尤其是静下心来反复研究了我军在边境作战中的一个失利战例。研究结果认为，该战失利是由于出现了5个失控，即指挥、协同、联络、管理和保障失控。这5个失误中，最关键的失误是令出多门，指挥失控。
有鉴于此，王润成决心在扣林山作战中减少指挥层次，强调统一指挥。这是因为在和平时期战场往往为当前独有，各层级指挥员都加以关注，都希望参与指挥，导致指挥系统非常庞杂。
126团首长提出了同样的愿望，王润晨对此完全赞同，他多次向军长张景华、副军长刘子波提出，扣林山作战，由126团团长姚双龙独立战场指挥，避免出现在战场上令出多门的现象。
陆军14军首长批准王润成的建议。
1981年4月8日，扣林山作战进入倒计时，军师团三级首长组成的指挥班子来到扣林山前沿作了阵地观察。
走下前沿，军长张景华主持作战会议，明确扣林山战斗指挥体系。他说，这个问题王润成提了多次，也一直在困扰我。下放指挥权，怕别人说我不负责任；要是军师团都去指挥，又显得婆婆太多，捆住了一线指挥员的手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次作战中，军不设前指，只派观察员；师设前指，但师团指挥‘合二为一’，以团为主。师的作用是督促和加强指挥，不干扰团的指挥决策。“
军长一锤定音，王润成当场表态，坚决执行军长的指示，扣林山前线作战由团长姚双龙指挥。（刘廷贵、张仁安《扣林山作战的“定海神针“》，见《烽火历程——纪念王润成师长专集》，第174-175页）
3-4月间，王润成带领作战科长和几位参谋到麻栗坡观察前沿阵地，走访中越两国边民，不断完善作战计划。
王润成先后6次召开师作战会议以确定作战方案。
20世纪80年代中越边境线主要战斗发生地示意图
为扣林山作战配属了强大的炮兵。
从士兵成长起来的王润成在野战中格外重视炮兵，尤其是直瞄火炮。他在作战会议中命令炮团火箭炮营营长莽子章，把火箭炮拆散，连炮带弹扛上山隐蔽，战斗发起后火箭炮阵地设在山顶上。其中要有火炮设在野猪塘，直接瞄准扣林山主峰侧后的1442高地越军阵地，支援穿插到位的三连战斗。
王润成要求，尽管贴到越军眼皮底下，火箭炮阵地决不能暴露。
根据师长命令，一个火箭炮连向野猪塘阵地进发，6公里、两门炮、360发炮弹，全连官兵自己扛上山。
扣林山正面投入85加农炮连。该连炮兵在夜暗中整修道路，战斗发起时6门火炮突然向前推进800多米，最远的一门炮向前推进了1公里多。
炮兵在扣林山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与1979年的边境作战相比，两年后的1981年春天的扣林山战斗，部队的合成程度明显提高了。除了炮兵、工兵、后勤运输等传统兵种，技术侦查分队、防化兵、通讯兵，还有气象兵等等集结到一起。
空军指挥员也来了。临近战斗发起时，空军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侯书军率领指挥所进入42师前指，与王润成师长协调陆空协同。应42师要求，空军侦察机飞抵扣林山上空拍摄了地貌照片。越方的大部分工事和道路一目了然。
作战期间，驻滇空军出动多批次歼击机编队实施边境空域巡航。一旦越军出动飞机，空战势在必行。
1981年5月，在扣林山作战中的王润成通过电话指挥作战
编制战斗计划的同时，王润成考量了战场救治。 领受作战任务后随即召开的师作战会议上，王润成首先提出，扣林山作战要用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争取让参战的每个战士和干部都能看到战斗胜利的那一天。 他提出，空军派直升飞机到前线，快速转运救治伤员。
这个计划上报军部后，刘子波副军长立即答复，军里没有直升飞机，救运伤员靠师里想办法，但军部会立即报请昆明军区申请直升飞机。
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批准使用直升机到前线运送伤员。他明确，接送场地必须在主战场我方境内纵深一侧。
工兵营赶往麻栗坡南温河桥头平整场地，开设了直升机空降场。为了达成战斗的突然性，参加扣林山战斗的主要作战兵力六千余人，开战前一周离开驻地，战斗发起前两三天突然集结到预定出发阵地。越军会不会发现我军的战斗企图？
预定的作战发起时间一分一秒迫近，王润成的心情也越来越凝重，临战前两三天里尤其是这样。他最担心两件事，一是5月1日扣林山发生了前哨枪战，会不会暴露作战企图？其二，扣林山进攻作战会不会“打一个空”？
原来，广西边境线上的法卡山之战在5月5日清晨6时打响，进攻的广西边防团进展顺利，战斗持续1小时即攻占了越军据守的山头，但是歼敌数量不多。上级早已确定，扣林山战斗将在广西部队打响法卡山战队之后，两个战场互为呼应。
王润成收阅了关于法卡山战斗的战况通报，担心受法卡山战事惊吓，扣林山越军撤出了有生力量。
眼下扣林山大战的机器已经开动，停不下来了。
5月6日，扣林山战斗准备完毕。各个步兵和炮兵分队分步骤出占进攻阵地。
下午，王润成师长在战斗发起前最后一次召来姚双龙团长和下属三个步兵营长，还有炮兵群指挥长王正仁、125团副团长郑松福，紧急通告刚刚收到的军区敌情通报：5月1日侦察兵与越军前哨接火，已经引起越军高度警觉，敌情有生变的可能性。军区张銍秀司令员要求，做好打恶仗的准备。
传达叮嘱事毕，王润成向各战斗分队指挥员敬一杯壮行酒，众人皆一饮而尽。炮火准备将在5月7日清晨6时发起，具体时间由现地指挥员临机处置。
师、团开设了联合指挥部，炮火准备时间在向师长王润成请示同意后，由姚双龙团长发布开始的命令。
这天早晨，扣林山弥天大雾。
师团指挥所里一点声音也没有。
5时50分，刘子波副军长打来电话问王润成，是不是按时发起进攻？
王润成回答，大雾，看不见，大炮目标不明，请给予阵地指挥员临机处置权。
电话机那头，刘子波副军长要求说，按照预定计划开炮，否则天一亮，我穿插分队有被越军发现的危险。
1981年5月，扣林山作战中的王润成师长（右2）和政委张跃水在指挥作战
刘子波说完话放下了电话。他打来的电话虽非命令，但分量非常重，压得电话机这头的王润成眉头紧锁，面色铁青。
参谋胡云龙站在一边，说了一句:”师长，执行命令吧！”
尽管压力巨大，但是王润成没有下达立即开火的命令，而是自言自语似地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雾这么大，我看不见，敌人也看不见，怎么发现（潜伏的）三连？”
在王润成身边的，是师侦察科长谭伯达和副参谋长朱启。
王润成决心将进攻发起时间稍稍后延。
离师指挥所几十米处有一个小棚子，师侦察参谋付晋利和周国梁两人值守，他们面前有2个电话机，其中一个联结阵地前沿技侦队补队长的电话，随时接收他发来的情况，再报告给师团前指首长。
可能是刘子波打来电话之后，付晋力看手表不到6时，王润成师长打来电话问：“小付，今天的雾会不会散？”
付晋利说：“师长，今天的雾会散的。”
师长问，大概什么时候散？
付晋利回答说：“一般情况下，这个雾八九点钟会散。”
当时他曾想，进攻开始的时候，有一点雾应该问题不大。王润成师长听到回复放下了电话，不到十分钟又打来电话征询意见：“小付，你说今天越南人在不在（山上）？”
付晋利说：“这个事让我再问一下技侦。”他立即打了一个电话给补队长，问他：“越军阵地上有什么异常没有？”
补队长说，没有啊。
付晋利说，师长对这个事情很关心，他关心山上敌人在不在？有没有异常情况？
补队长说：“（越军）应该在，他们所有的联络是正常的，准点的。没有异常现象。”
付晋利随即报告师长，技侦队报告，山上的敌人没有异常。
没有想到，几分钟后王师长又给付晋利打来电话说：“小付呀，敌人到底在不在呀？”付晋利说：“师长，应该在吧。我刚刚问过技侦队。”
就在6时前后的30来分钟时间，王润成师长给付晋利直接打了3到4个电话，主要问题是，扣林山越军在不在阵地上？
付晋利知道，师长生怕部队冲锋上去打一个空。
身为师侦察参谋的付晋利也看到了前一天的法卡山战报，说广西部队发起进攻，结果法卡山上没有多少越军，大部分人已经撤走了。（此后越军的反击相当激烈，这是后话）
想到这里，付晋利又给补队长打去电话，强调说，师长很关心这个事。
最后的电话使补队长稍有迟疑，他在电话那头问了身边的人，然后回答付晋利：好像没有什么异常。
付晋利立即报告了师前指。
团指挥所中的胡云龙参谋回忆，这时，大家屏住呼吸等待，只见师长拿着望远镜走出指挥所，爬上身边山坡，胡云龙紧紧跟着他。
王润成手握望远镜，趁着黎明前的些许光亮，竭力观察越方阵地。
过了一会儿，有一阵风吹来，前方山头似乎露了出来。此后，浓雾逐渐从山巅向山麓下移。
时针渐渐指向6:30。这可能是王润成心中预定的炮火准备时间了。
2018年，以参战指挥员们为主，撰著《剑指扣林山》一书，其中揭秘了尘封己久的“炮火准备提前3分钟”的故事。
书中记录，1981年5月7日早晨6时20分，扣林山战区炮群群长下令:“各营、连注意，15分钟急速射，装填炮弹。”
85加农炮八连官兵立即揭开大炮伪装网。一炮手打开炮闩，二炮手装填炮弹，瞄准手装定标尺……
6时25分，各营长接到“装填完毕”报告。
炮兵阵地上一片安静，等待“放”的口令。
6时27分30秒，八连副连长官体荣听到了传令兵的声音：“注意阵地，防止走火。”
官体荣即刻复诵命令。谁知他刚说完“防”字，一位排长听成“放”字，立即下令：“一排注意,放。”
这个排的3门火炮齐响，打出3发炮弹。
官体荣吓了一跳，立即命令停止射击。但他还没有回过味来，炮群群长命令开炮的命令已经下达了。
由此，扣林山炮火准备提前2分30秒打响。（见《剑指扣林山》上卷第84~86页）。
原来天下有极巧的事情，正在炮火准备前，到达扣林山背后指定位置的穿插分队邓登成副营长，向前指发来越军可能已发现我穿插部队的信号，希望炮火覆盖越军阵地。
上述两个炮火准备细节，均指向一个基本情况，就是王润成师长根据战场实情掌握进攻发起时间，当机立断地实施炮火准备。
命令由姚双龙团长在他面前下达。
付晋利回忆，炮弹在越军阵地上爆响了，技侦队队长立刻打电话告诉付晋利说：“炮弹一响，所有越军台都出来了，敌人都在！”
付晋利给王师长打去电话:“报告师长，敌人的电台都出来了，说明所有的敌人都在。”
王润成最需要的就是这个信息：扣林山越军已在合围中。扣林山作战炮火准备提前3分钟开始，由于合成军指挥员的适时恰当处置，没有影响战局。王润成推迟炮火准备，是正确的决心。
战至当日下午，进攻分队全歼扣林山上两个高地的据守越军，打成了歼灭战。
扣林山战斗中的3个主要攻击高地分布图
扣林山上的两个主要山头攻下来了。但是越军盘踞在第三个较大山头上（1574.4高地）并没有撤走。按照既定计划，如果入越军不走，即相机攻取之。
但在这个时候，扣林山作战的主将姚双龙病了，而且相当严重。
大部队开拔前夜，姚双龙就病了，抱病指挥部队向战区集结。
5月3日，主要作战兵力已经集中到麻栗坡战区。这天，姚双龙发高烧达摄氏40度，团卫生队医生为他输液治疗。第二天，部队进至南温河，姚双龙到配属作战的战地救护所检查，医生诊断为急性肾小球肾炎，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发起战斗在即，姚双龙坚决不同意住院，他抱病指挥了进攻扣林山的战斗，取得进攻战斗的胜利。
夜以继日指挥战斗之后，姚双龙病情急剧恶化，仍然打着点滴坚持指挥，攻占扣林山后做好进一步攻取第三点1574.4高地的战斗计划。
姚双龙病情在王润成的观察之中，他判断如果延误下去，姚双龙非常危险，可能危及生命，而且可能耽误战场指挥。王润成于5月12日果断命令，将姚双龙抬下战场，送入野战医院治疗。
他决心任用师副参谋长朱启担任126团代理团长，指挥下一阶段拔点战斗和整个扣林山战场的防御作战。
5月13日，姚双龙向朱启移交了战场指挥权，心里实在舍不得刚刚打下来的战场。
王润成协调两位心爱战将的交接。
战斗历程证明，和姚双龙前期指挥那样，朱启的指挥非常出色，尽管两个山头被126团攻占，越军已有充分准备，朱启指挥部队依然成功穿插到位，断敌后路实现了合围，于5月22日攻取1745.4高地，将整个扣林山控制在手并转入防御。后来，朱启升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上将军衔。
对王润成来说，攻占扣林山完成了预定任务的一半，下一步是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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