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有个说法：新人手壮，第一次总会有好彩头。
- 但对一些特殊职业来说，这句话无异于诅咒。
我听说过不少事例：
有个新手医生，职业生涯第二场手术，就遇上医院里几十年一见的罕见肿瘤。还有个心理咨询师，从业第一年就接待了一个老是念叨自己要杀人的客户，心理疏导失败，客户最后付诸行动。
今天的故事里，警察朱想刚毕业就遇上了一件大案子，要抓一名特殊的杀人犯。此人居然敢掏出猎枪谋杀警察，闹得整个刑警队不得安宁。
当时，所有的老刑警都倾向于流窜犯作案，只有朱想提出了一个新思路。
没想到，真让朱想误打误撞遇上了凶手，还差点儿把小命给交代了。
2017 年 1 月 27 日，大年三十。小城里 70 多年历史的煤矿礼堂，迎来了最后的高光时刻。
春节后，煤矿礼堂将被拆除，原本两万多职工的大型国有煤矿也将破产重组。
煤矿礼堂曾经何其辉煌。足有十几米长的舞台上，聚集了小城所有的重要事件。最鼎盛时，半包围舞台的三层看台要容纳一千人，后门出口总是挤满抢不到座位的观众。
小时候我常和父母来这参加各种团拜会。当年礼堂甚至能请来唱“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杨洪基，还有在春晚上说相声的大兵……
如今，看台只剩下一层，木制阶梯座椅换成不锈钢架子加塑料。辉煌早已不在。
那天是我们分局的春季联欢会，不值班的人都到场了，台下黑压压满是警察。就连退休的前辈们都穿上洗得发白的 89 式绿警服，早早坐到前排等候着。
就在开演前，我们的局长郑昭一个人站在舞台中央，费力指挥着我用手机给他拍照。
背景是他精心挑选的，正好将一片磨掉漆的木地板纳入镜头。整个礼堂，只有这个角落还保留着过去的痕迹。
两个多小时前，郑局长就罕见地在灰蒙蒙的晨曦中开着帕萨特出现在我们派出所，一身板正的警服，冲进值班室就把还在值班的我拽了出去。
煤矿礼堂也见证了郑昭所有的青春岁月。他告诉我，“以前参加最多的就是公审大会。”
印象最深的那次公审大会发生在十八年前。2001 年 10 月那天，30 出头，刑警队“尖刀”侦查员郑昭坐在公检法、政府、工人代表们的身后，挤在人群中。
那天共审 12 名罪犯，郑昭不关心别人，只等着最后出场的——那个杀人犯。
2000 年 7 月的那天凌晨，连绵数日的小雨终于停了。天蒙蒙亮时，李家岗居委会后面的小巷里，一个中年妇女瘫坐在门口失声痛哭。
这里是典型的棚户区，到处是一个小院两间瓦房的南方民居，不到一米宽的小路并着臭水沟曲曲折折地向远处蔓延，满是泥泞。此刻，除了闻声赶来的邻居，人们还在睡梦中。
那位妇女身后的小院深处，弥漫出一股淡淡的臭味。
白色“昌河”警车赶来了，负责大案要案的刑警二队来了几个侦查员——唯独少了“尖刀”刑警郑昭。
两年前，同样是雨停之后，同样是一起命案，一时冲动的郑昭拎着七九式轻型冲锋枪抓捕嫌疑人，开了枪结果抓错了人。郑昭因滥用强制措施，被贬去了郊区派出所。
这个清晨命案中，顶替郑昭空缺的，是刚从沈阳刑警学院毕业，不过 23 岁的新人——朱想。
他是当时整个刑二队最年轻的侦查员，平常密实的头发三七分，瘦高白净，一脸稚嫩。
刚从值班室床上爬起来不久的朱想此刻顶着一团鸡窝头，打开手电，光柱在院子里晃动。
他走进门开着的那间。白瓷砖上洒满了血。家具上洒满了血。血迹已经发黑。一个姑娘躺在茶几和床中间的地上，手捂着脖子上的两个血窟窿。
她死得很痛苦，应该是捂着伤口挣扎了好一会儿。
室内除了几个酒瓶子以外，只有被翻遍的乱七八糟的柜子与倒在地上的尸体。“这是典型的入室盗窃转化为抢劫杀人啊！”年轻警察朱想心想。
朱想走进了另一间屋子，他弯下腰摸了下土灶台，冰冷。再看看锅里，一股馊味。
死者 27 岁，女性，名叫燕燕，本地人。她常年在深圳打工，刚回家一周，还没走访过亲戚朋友，却倒在了血泊中。
法医判断，燕燕大约死于两天前的凌晨时分，没有性侵痕迹，脖子上那两个血窟窿就是致命伤。
老法医拍完照片走出屋子，取下橡胶手套收拾家伙。他满脚粘的都是发黑发臭的血污，走路黏呼呼的。他看着朱想在院子里踱步，十分不快，嘟囔了一句：“不懂规矩。”
同行的老警察赶紧招呼朱想去买瓶二锅头。这是警队老传统，看完尸体的人都要用高度白酒漱嘴，然后一口喷在手上。据说能消毒辟邪。
刑二队的人围绕着小院转了一圈，燕燕家后面是杂草丛生的野地，后墙附近发现了人为踩出的痕迹。那些东倒西歪的杂草里，还隐藏着点点血迹。
草虽然不深，但密密层层难以下脚，朱想他们每踩一下都能惊起蚂蚱、蛾子四散而逃。
血滴将刑警们引向了十几米外的一大片杨树林。杨树林的尽头，是通往外地的省道。杀死燕燕的嫌疑人，恐怕乘车逃跑了。
当年这里是未经开发的荒郊野岭，如今早已改造成了驾校。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一个神秘人将燕燕家洗劫一空，衣服上还挂着没有凝结的血水，仓皇经过。
连日的小雨留给现场的证据并不多。但侦查员们还是在草丛中发现了一张巴掌大、几乎被小雨泡烂的纸头。
朱想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从一本电话簿上撕下来的，上面还用圆珠笔写了一串号码，蓝色字迹已经晕开，但清晰可辨。
殡仪馆的抬尸工来了。见惯生死的工人瞟了一眼燕燕：“刚死 200，臭了 500。”
听到自己女儿尸体的报价，老太太哭得更厉害了。派出所的老民警赶紧把老太太拉到一边，转身塞给抬尸工 500 块钱和一包烟。
“嗨，流窜犯，下车摸过去或抢或奸，完了上车跑路。”刚开车回到刑警队，朱想就听到同事这样说。
发生了命案，一把手必须到场，老局长早上直接赶到刑二队听汇报。当年全区二十多万人就俩刑警队，一队接普通刑案，二队接重案。
老刑警们都倾向于，燕燕死在了流窜犯手上。
现场提取到的纸头，上面的电话号码归属地是东北的丹东市。在逃跑的路上还不忘撕毁的东西，肯定事关重大，就算找不到嫌疑人也是重要的调查线索。
没人反驳，散会后各自干活，把会议上讨论的结果当成侦查方向——自从郑昭被踢出刑警队，刑二队已经很久没出“刺头儿”了。
当年“尖刀刑警”郑昭主办排污沟分尸案时，就栽倒在“刺头儿”固执的劲儿上。
他咬住一条线索不放，死磕一个吸毒鬼。但最终证明那个吸毒鬼子根本不是真凶，他只是存心为报复前女友，给郑昭下了套。弄的“尖刀”被“发配”郊区派出所，每天处理邻里纠纷。
眼看着刑二队的案情分析就快定调，就差老局长拍板安排人去东北了。没想到坐在一旁的新人朱想忍不住站了起来，“刺头儿”再次出现——
“我在现场走访到了一些情况，还是有必要汇报一下的。”
新人朱想说，走访调查时他听一个起夜的大妈反映：前几天听见燕燕家有人吵架，一男一女骂得很厉害。虽然没听清楚他们吵了什么，但是非常确定吵架的绝不是本地人。
“男的说的是东北话！和电视里一模一样！”
“那不还是抢劫杀人，搞不好就是东北的，不算啥新鲜线索。”说这话的是队里的老刑警。老刑警一副说教样子，一句话就反驳了“新刺头儿”。
“师傅你听我说完。”“新刺头儿”不低头。
朱想继续说，在走访另一个街坊时，对方给出了一个与流窜犯作案完全对立的细节。说看到一个面生的瘦瘦高高的年轻人挑着水进入燕燕家，应该和燕燕认识。邻居根本没在意他长什么样，只记得有挑水这么个事儿。
“尖刀”郑昭犯错这两年来，大家查案子都变得特别谨慎。局长其实也倾向于流窜作案，但“挑水的年轻人”实在搞不清，好歹是条线索不能大意，这让老局长很头疼。
燕燕一年也回不来几次，父亲早年在矿难中丧生，回家也只是住在李家岗居委会后面的小院里，而母亲家则在居委会马路对面，除了母亲隔三差五来这里看一眼，燕燕在家总是待不了几天就会再回广东。
燕燕的社会关系主要都在深圳。听说她在那边的夜场工作，不说别的，就凭燕燕的相貌，找百八十个恩客都不成问题。
这种人际关系复杂的受害者，要想梳理出一个调查的线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新人”朱想才毕业一年，连出差办案都没有过。老局长想到可以让个老刑警带他去深圳走访一趟，算是给新人锻炼的机会。
如果能排除掉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局里也能更有底气地组织人手去东北重点摸排。
其实老局长心里有个最合适的人选，那就是在南方打过仗，和三教九流都能打上交道的，被“发配”调解邻里纠纷的“尖刀刑警”——郑昭。
老局长决定亲自去请郑昭。
第二天上午，局长只身一人开车来到郊区派出所。他想让郑昭陪着朱想一起去深圳，正好借这个机会，把已经接受了两年惩罚的他调回刑警队。郑昭应该重新做他最擅长的事情。
俩人见面的时候，郑昭正在为老大爷调解绵延了好几代人的土地纠纷。他喊来一边的联防队员继续调解，自己赶紧迎上去敬礼。大热的天地和老大爷算陈年旧账，他的嗓子都哑了。
局长示意郑昭把手放下，招呼他到楼上会议室，介绍案情。
“我都转业十年了，南边什么样了我哪儿知道，再说了，所里也缺人。”不出意外，郑昭直接拒绝了老局长重回刑二队的提议。
这时候派出所所长提着水瓶走进了会议室。所长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态度毋庸置疑：农村派出所穷得叮咣响，根本没有新警愿意来这受苦。好不容易调来个“尖刀”，哪有轻易放走的道理。
“尖刀”额角有道延伸到眉毛的长疤，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留下的。他一米八八，浓眉大眼，敢冲敢干，就是当警察的料。“尖刀”虽然鲁莽了些，但在同行眼里，绝对是个宝贝。
老局长也是军人出身，他知道郑昭还在因为被踢出刑警队的事情生闷气。那事儿对他的处罚确实太重了。
郑昭当时心里想：刑警队因为这事让自己被处分，碰上棘手的案子才想起还有自己这号人能干活，让人心寒。
“我早就被局里忘了，然后等二十年后在这破地方退休吧。”
“小朱才毕业，你在一边照拂着我也放心，就当是老兵带新兵。”局长没有把案情讲得太细，他赶紧换了一套说辞，安抚郑昭的情绪。
“得了吧，我之前的那事队里早就引以为戒了。你们肯定不知道给新来的那个小朱说了多少遍。现在再让我去带他？人家估计打心眼里就不服。”郑昭想。
“这就是个劫道儿的案子，给新警练练手也好，对不住了局长。”郑昭说得很客气。
请郑昭出山的事情，失败了。
最适合办这案子的郑昭不出山，老局长安排一个快退休的老民警和一个联防队员陪伴“新人”朱想南下，前后折腾了 4 天才辗转到达深圳。
那时候即使是深圳这样的大城市，警察办案时都还没有执法记录仪和录音笔，朱想他们外出查案，只能靠纸笔和脑子和两条腿。
“新人”警察原以为这就是个走访的活，如同自己在老家分局，不管要找社会混子还是红牌小姐，只要说个名字，社区民警一个电话就能把人叫来。
没想到，自己仿佛突然被蒙住了眼睛，啥方向都找不到——
2000 年前后，深圳的酒吧、KTV、夜总会非常红火，从业者成千上万，而且大多是外地人，找一个叫燕燕的女人，如同大海捞针。
“你睇，全国各地年年协查尸源的函件都咁厚，找你们这个女人，难度唔小。” 深圳民警用粤语味很浓的普通话泼了盆冷水。
当年从家乡出去打工的年轻女性有三个去向：河北保定、湖北武汉、广东深圳。从事夜场工作的女子，背后多有本地“鸡头”带领。
想找这样的女子，就要找到“鸡头”。朱想这样一个新警察很难和这些人接触到，即使找到他们，对方也不会信任一个刚毕业的大孩子的。
那位深圳警察倒是给朱想提了个相当有用的建议：找在深圳混得不错的老乡，利用这层社会关系网，以人问人。这个在今天叫“人肉搜索”的玩意，朱想已经提前十多年体验到了。
艰难之下，一同出差的老民警最终发挥了巨大作用，深圳某商会的副会长不仅是老乡，还是他辖区的人。副会长介绍了在酒吧一条街“混社会”的中年男子“阿七”。
“阿七”本是我省最北的社会混子，现在混到深圳酒吧一条街当“马夫”，粤语中马夫其实学名叫“介绍卖淫”。
“当时我才 23岁，毕业不到一年，多多少少有些那个叫道德洁癖，自己是打心眼里看不起这种人。但是没办法啊，人生地不熟，有求于人，只能硬着头皮上。”如今已经是副局长的朱想说起这段往事禁不住大笑。
阿七一听说给老乡警察办事，一口答应下来。他接过朱想递过去的照片，当时就脱口而出：“就是她！燕子。夜总会的头牌！”
原来，燕燕没到 20 岁就来到深圳的酒吧一条街，在夜总会当陪唱公主。如果有客人要带她出台，她也接。
半个月前，燕燕跟领班请假，说是自己母亲生病了要回家照顾。燕燕不是一个人返乡的，在酒吧一条街小有名气的驻唱歌手，同时也是燕燕的男朋友陪着她。
“歌手是个东北小伙吗？”朱想急着问领班。
朱想根本听不懂广东话，只能让领班说一句，等深圳民警翻译一句。两人还时不时用粤语交谈一会，他只能在一旁干看着。
这段不长但是有用的信息足足聊了半个多小时，说到关键点的时候，朱想实在是忍不住了。
“佢系广西人。”领班说。
当晚回到宾馆，朱想几乎一夜没睡。
广西男人叫太育，陪燕燕回老家至今未归。朱想在燕燕家附近走访时，从街坊口中听到的那个挑水的年轻人，也许就是太育。
他杀害了燕燕之后逃之夭夭？但他是广西人，为什么说东北话？或者说太育陪燕燕回家之后就离开了，凶手确实是偶然闯进燕燕家的流窜犯？
朱想感觉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第二天一早，“新人”朱想便把在深圳摸到的情况汇报给老局长。老局长在电话里半天没吱声。
朱想说，这个广西人和燕燕关系密切，应该就是燕燕生前最后的联系人。不管怎么样，这人一定要找来询问。朱想申请从深圳顺道去广西，到他老家进行外围调查。
局长沉吟了好一会，最后决定马上召集刑二队全体人员开会讨论。
足足过了两个多小时，分局批准了朱想的请求。局长特意在电话里说明：太育目前仅仅是关系人，去广西只能开展外围调查，除非有确凿无疑的证据，否则不批准任何抓捕行动。
此时正值盛夏，朱想一行人想想也没什么要带的，只简单收拾了一下。
临走前一晚，“漂泊”在外的一个“新人”，一个要退休的老警察，还有一个联防队员凑在一起喝了顿大酒，第二天三人就这么醉醺醺地上路了。
太育的家乡位于广西西部的十万大山地区，靠近中越边境。朱想他们先坐了一天火车从深圳到南宁，又要换乘大巴向深山进发。
此前，朱想从没见过广西的风光，在长途大巴上看什么都觉得好奇。足足看了两天风景，朱想只觉得到处都是一片绿以及时下时停的雨。潮湿闷热的天气让人心烦意乱，一趟车坐下来，衣服都是馊的。
离开深圳的第三天上午，大巴在县城里停车了。想到达中越边境的乡里，还得等私人承包的中巴车，就是既拉货也拉人的那种，而且什么点发车还得看运气。
中午朱想他们在换乘站的小饭馆里喝了不少当地的米酒，正巧车也到了，大家就微醺着上了进山的车。
这里的环境比朱想象中糟糕得多，仅仅可以两车并排行驶的山路不知蜿蜒到哪里，时不时还有骑摩托或挑担子的村民迎面走来。
大巴里闷热酸臭，加上自己又喝了酒，朱想在路上把脑袋伸出车窗，往外吐了不知道多少回。
山路的另一侧就是悬崖，路途颠簸，车里其他乘客毫不在意，一路上用广西俚语交谈着，但是朱想被吓得心惊肉跳，有几次他觉得整个车几乎快要歪下去了。
朱想攒了满身的臭汗，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下午 6 点多，终于到了。他们没敢停留，马上找到乡派出所。
太育老家的民警听完了简要案情，先安排朱想他们暂时住在所里，想下村还有很远的路，步行的 3 个多小时，等第二天白天才好走。
这里林子密度极大，到处都是高高矮矮的灌木。虽然朱想的老家位于大别山余脉，丛林遍布，但是和广西的原始丛林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
太育家的小山村只有 30 来户人家，除了一片被河流冲击出的小平原，其他地方非常崎岖。房屋依着高低起伏的地势修建，稍微好点的民居是上下两层的砖瓦房，差点的是看起来已经有些历史的竹木吊脚楼。村民的房前屋后种着一些作物，小鸡之类的家禽在村里乱窜。
村部也和这里大多数的建筑没什么两样，仅仅是一个二层砖瓦房，外面挂着一个党徽和村委会的牌子。
乡派出所的民警带着朱想找到了村主任兼治保主任。那是个 40 来岁的中年人，虽然大小是个官，但是和普通农民没什么区别，也得下地干活。他已经有了白发，配合满脸的胡子，看起来不是一般的沧桑。
朱想刚落座就给村主任递烟，又把寻找太育的事情说了一遍。主任啧了一声，“你们和他回家也就是前后脚。”
三四天前，主任看见太育从家里的吊脚楼出来，走进了不远处的大山，再之后就不知道了。说不定，人已经返回深圳。
“什么？人走了？”朱想听完有些着急，忙问太育家在哪里，还有没有其他人了。陪着他的老民警悄悄示意朱想，遇事儿不能慌。
毕竟这趟过来只是摸清太育的情况，就算太育真的是凶手，也不能贸贸然地到处打听。走漏了风声，有人给他通风报信怎么办？
主任掐灭了朱想递的烟，摸出自己的旱烟袋点上，往窗外一指，村委会对面那个竹子的吊脚楼就是太育家的老房子，只有三间，家里除了房前屋后几片菜地，还有一笼子鸡。除此之外再没有值钱的家产。
太育家和这里大多数村民差不多，每年的收入就是卖山货和地里那点收成，偶尔进山打点野兽，多少年都没有变化。
太育从小就在村子大山的原始丛林里野跑，上完乡里的小学，等到 14 岁就出门打工去了。
当晚，朱想他们回到乡派出所宿舍，打算第二天返程向老局长汇报。老民警总觉得哪里有什么不对，当时手机还不是很普及，他借了朱想的翻盖电话打给深圳的老乡，让对方赶紧打听一下太育到底有没有回深圳。
“我们从深圳过来，路上就耽误了 3 天。主任说三四天前最后见太育，算一下日子，他应该已经到深圳正常上班了。”老民警计算着日子。
两个小时之后，深圳那边电话来了：太育没有回去。
太育最后一次现身，正在往大山里走。朱想提出让主任带他们进山里看看。
第二天一早，主任带着 3 人进山了。临出发前，主任换上了一件老旧的绿色长袖军装，把裤管扎好，拿起一把弯刀。
他在路边砍了几根树枝，把上面的叶子和凸起削平，做了简单的登山杖。主任吩咐，山里面林深草多，拿棍子多晃晃免得招来一些小动物，“跟紧我，千万别乱走。”
上山的路只有一人宽，4 个人排成一列沿着小路往深处走。朱想身边到处是红色的土地、密实的灌木、裸露的山石上覆盖满了青苔，各种奇形怪状的昆虫时不时飞过，耳边是飞鸟一刻不停地鸣叫。
才走了几百米，朱想基本就看不见路了。再走就只有护林员的简易窝棚了，传说附近有豹子出没。主任对他说：“就这样了，再想往里走得准备柴刀。”眼见也没什么线索只是在瞎逛，朱想他们准备转身返回。
“嗵！”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响，余音在丛林里回荡。
“快跑！”响声刚落主任就大喊起来，嗓子几乎破音。
愣了一秒，朱想看见不远处的林子里好像升腾起一缕白烟，附近的草木摇动，给人大事不妙的感觉。
顾不得其他，几个人跟着主任，玩命一般，用最快的速度下山，脸上、手脚上被灌木和锋利的草叶划出了好多道血痕。
朱想很清楚，刚刚那一声巨响，是有人在对他们放黑枪。
跑出大山的几个人一边喘气一边互相打量，就好像在确认彼此有没有少啥零件似的。
万幸的是，大山里林密草深，山民惯用的前膛土枪也没多少杀伤力，铁砂被树木挡掉了大半，大家都没受伤，就是被吓得够呛。
几乎可以确定，偷袭他们的人就是太育。
村里是不能待了。
本来这次南下，为的是走访了解情况，谁都没做好拼命的准备。如果太狗急跳墙，一个刚毕业一年的刑警、一个辖区派出所民警加一个辅警，根本对付不了。
大家一起去了乡派出所，朱想把案情和盘托出。太育的女友燕燕惨死家中，此刻太育凭空消失，最后一次有人目击是看到他进山。如今朱想他们上个山都能遭黑枪，太育畏罪潜逃的可能性非常大。
村主任十分震惊，他想象不到这个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可能背着一条人命。就算太育这些年去深圳学坏了，他也还是个 18 岁的小伙子，怎么能杀人袭警。
朱想显然还没有缓过来，他来不及弄掉浑身的草叶和露水，脚脖子上被划拉出来的血口子也没有治疗。他踱来踱去，无法平静。
老民警按着朱想的肩膀让他坐下，顺手从他腰间拿过手机给局长汇报情况。
“操！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你们几个，赶紧给我回来……。”局长在电话里又急又气，让他们南下排除线索，竟然冒失到差点丢了命。
当着村主任和当地派出所民警的面被局长骂，几个人面子也有些挂不住，刚刚死里逃生的众人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就在那愣着。最后还是当地派出所给了个建议：村委会，民兵还有民警都盯着太育，只要发现他的踪迹就立即展开抓捕。
朱想他们三个人取道南宁坐火车回家，一路上气氛沉闷，唯一的消遣就是买火车上几块钱一瓶的白酒，喝醉了睡，睡醒了继续喝。
回到刑二队，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三人被枪击的事情。同事们默契地没提这件事，局长也没有过多的批评朱想他们。当务之急是，这个案子接下来该让谁接手。这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处理的了。
朱想心里特别不好受。这次南下是他毕业之后第一次出差办案，他是刑警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还没来得及大施拳脚就快变成烈士了。不过也不是没有收获，至少他提出调查燕燕在深圳的社会关系是正确的方向。
“杀人嫌疑人大概率就是太育了。”朱想这样安慰自己，大家也这样安慰朱想。
老局长的态度很明确，太育凶残异常，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个亡命徒。他在山里东躲西藏，迟早有一天受不了苦要出来。没有经济收入，手里还有枪，这样的人早晚会继续犯案。
能抓太育的人只有一个——郑昭。他从 1984 年 7 月起就驻防在对越前线，有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
局长决定带着案子的全部卷宗，再亲自去一趟郊区派出所。
这次，一定要请郑昭出山。
老局长是板着脸把郑昭叫进办公室的。两人刚落座，没等郑昭客气一下，老局长就把卷宗扔了过来。
郑昭看出来这次气氛不太对，没敢多说话，老老实实地翻开了卷宗。他平时阅卷速度很快，这次却磨蹭半天才翻一页。
他在准备应对老局长的说辞。
眼看一本卷就要看完了，老局长盯着假装低头思考的郑昭说：“嫌疑人是广西的，杀了人就跑进了山里。朱想他们去摸线索，应该是一进村就被发现了。专案组被伏击，嫌疑人躲在丛林开的枪。”
短短一席话，把郑昭说愣住了，原本想好的拒绝理由，噎在嗓子里一句也说不出来了。他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人一天抓不到，就是个雷子。不知道下次会在哪里炸……”
“朱想他们没事吧？这人多大？当过兵吗？”郑昭打断老局长的话，一连问了三个问题。
老局长知道，郑昭这是要把案子接下来了。“有惊无险，兄弟都没事。这人据说是深圳那边 KTV 的驻唱歌手，18 岁，应该没当过兵。但是从小在山里长大，野外生存经验非常丰富。”
当天下午，专案会再次召开。时隔两年，郑昭终于又以刑警的身份回到了刑二队。答应了这次追逃，他心里其实很兴奋，一改在郊区派出所那两年的沮丧，找回了当“尖刀”应该有的精气神。
郑昭建议：“别老想着去广西抓人，嫌疑人在山里饥一顿饱一顿，他的财物和衣服都还留在深圳，我们得从这入手。”
大家都注意到，经过两年派出所磨炼的郑昭，比之前更稳重了，不再是抓个人就端冲锋枪的急性子。
“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那里还需要我。”郑昭对我回忆这段往事时，特别提到自己当年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
那时他才十八九，和太育一样大。虽然他们一个是军人，一个是杀人嫌疑人，但都是年纪轻轻就拿着枪，走进了中越边境的丛林。
我隐约觉得，郑昭对国境之南的那片丛林，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情绪。
有郑昭参与，专案会很快敲定了方向。郑昭和刑二队副队长以及两个联防队员再去深圳，旨在摸排太育的关系网和背景情况。
近期太育极有可能会投奔朋友，然后卷钱亡命天涯。广西那边虽然有当地警方帮忙盯着，但也得再去，而且必须做好准备。
临出差前，郑昭特意嘱咐大家带一套老款的 89 式警服。“在广西那边少不了和当地分局以及老百姓接触，新出的 99 式警服不少地区还没有配发，带上有备无患。还有就是，这次说不定得进山，绿色的旧警服在林子里就是伪装。”
老局长问：“需不需要批一把枪？”
“手枪这种东西，无论是射程还是威力，在茂密的原始丛林里根本发挥不了作用。”郑昭摆手拒绝了。
2000 年 8 月，和朱想走同样的路线，郑昭来到了深圳。
他的办事方法和朱想不同，没有直接找当地公安，而是约了在酒吧一条街当“马夫”（拉皮条的）的阿七喝茶。郑昭要阿七帮自己查看太育在深圳的行踪。
太育经过杀人、逃亡、枪击三件事，肯定已经明白自己被警察咬住了。只要他离开藏身的丛林，目的地很可能就是深圳。
他从小离家来深圳打工，所有的财物都在这里，有能力包庇他的人，也在这里。
还有一种可能，太育坚持藏匿在丛林和民警周旋。山里相对封闭，如果有亲戚朋友暗中帮助他生存，太育还真有可能长期隐匿行踪。这就需要做大量的群众工作。
最后一种可能是出境，不管从深圳偷渡香港，还是从家乡跨境去越南，只要人一跑，再想抓就难了。
郑昭有自己的考虑：深圳那边的情况他完全不了解，万一太育已经回来，动用当地民警摸排，难免会把人“惊”了。
毕竟警察在盯着坏人的同时，坏人们也在盯着警察。与其冒风险，不如直接安一个“眼睛”。
阿七就是合适的人选。
阿七和燕燕、太育无冤无仇，可以撇开关系，不遭人怀疑；阿七在深圳当了这么多年“马夫”，对暗地里的事情很了解，更容易查到太育的行踪。
这种查案手段，恰恰是郑昭最擅长的。
当刑警这些年，他手上有一笔记本的线人，遇到案子总能知道安排什么人去当“眼睛”。和阿七这样的人打交道，郑昭非常有把握。
第二天，阿七带着消息回来了：太育自从陪燕燕北上，再没有回来过。东西全在宿舍，丝毫没动。
“我想见见他的老板，你帮我引见一下。”郑昭沉吟半天说。
“这个……”阿七有些犹豫，但还是说出了事实。
太育表面上在各个 KTV、夜总会当驻唱歌手，在酒吧一条街以粤语歌唱得好而出名，还能兼职做音响师；但太育在另一个领域比在音乐方面的名气更大。
阿七说出一个让郑昭都感到十分陌生的词——“男公关”。
太育的另一面，就隐藏在深圳市区炫目的彩灯之下。跟随着阿七的指引，郑昭来到一家并不显眼的酒吧。虽然店铺的位置很好找，但进入之后反而很容易迷路。
拐拐绕绕走到酒吧深处，郑昭终于发现了这里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一家同性恋酒吧。
酒吧卡座特别多，男男女女窝在里面抽烟聊天、喝酒调情。阿七见怪不怪，只有郑昭觉得有些尴尬。
酒吧经理就坐在办公室后面，也是个 30 多岁的中年人。他刚开口寒暄了几句，郑昭脸色马上就变了。
“这个号码是你的吧？”郑昭从随身的提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指着上面的一串数字问。
听到老板操着东北口音的瞬间，郑昭立即想到了在燕燕家后面的杨树林里，发现的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片。
案发当晚，有街坊听到了东北方言的争吵声，而纸片上的号码，归属地在东北的丹东市。
经理笑了笑，“这号码是我的。”
经理说，一年前太育准备给燕燕买手机，这在当年还是稀罕玩意。太育不知道怎么办号码，找经理打听。经理把这个号码顺手转让给了太育。
刚给了郑昭一点信息，经理就小心翼翼地反问：“是不是太育出事了？”
郑昭知道经理已经猜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于是点点头说：“想了解一下太育这边的情况。”
太育 14 岁来深圳打工，经理在一处工地上看到了这个不擅长干苦力活的孩子。他觉得太育长相好，人也机灵，收他在酒吧里打杂。
跑前跑后的太育很快就和客人学会了广东话，开始跟着酒吧里摆弄音响的同事学手艺。他嗓子不错，偶尔赶上歌手有事，他也能登台唱歌暖场。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太育在酒吧一条街活了，也恋爱了，对象是在夜总会的燕燕。经理说太育对燕燕非常好，“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
“就这些？”郑昭打断经理的回忆。
“就这些，没了。警官，这孩子跟了我这么多年，如今人都不在了，我没必要瞒你。”经理说得很诚恳，郑昭也不好判断有几分真假。
郑昭还想试探经理，他克服心理的尴尬问：“听说他还当男公关，他平时都和谁来往？”
“这个啊，“男活儿“”是他们私下接的，我还真不知道。”经理回答。
能拿到的也就这点线索了，郑昭准备起身告辞。虽然没有得到太育的下落，但这一趟也并不是毫无收获，起码把流窜犯随机作案的方向给排除了。
在他接手案子前，这可是全刑警队认定的最重要的调查方向。
“唉，兄弟一场，没想到这么年轻就没了。”看着郑昭准备走了，经理突然感慨了一句，仿佛已经认定太育才是被杀的那个。
本来郑昭打算继续忽悠经理，顺便去太育的住处看看，寻找更多的线索。但他采取了更稳妥的方式：挖好坑等着太育自己跳。
郑昭联系了深圳警方，只要给他当“眼睛”的阿七发现了太育的行踪，专案组会立即得到消息，警方联合动手抓人。
把深圳这边的陷阱布置好，郑昭带人出发，前往太育广西的老家。
对其他人来说，这不过是出趟差，跨省调查杀人嫌疑人。但对郑昭而言，意味着离当年的战场越来越近。
1984 年，他坐上南京军区第一军的闷罐车，一路南下到了云南。那是他第一次上战场，中越边境的高山密林，和太育的老家，广西十万大山地区的环境很相似。
当年离开战场的郑昭，曾经在心里发誓：这辈子再也不来这样的地方了。
如今再次南下，郑昭不用再坐看不到风景的闷罐车了，但他的心情丝毫轻松不起来。
他要对付的目标是一个杀人凶犯，一个不知为何要杀死自己爱人的年轻人。
太育没回深圳，广西的警方也没传来他现身的消息。郑昭判断，除非这小子能靠着一条土枪穿过边境的丛林出国，否则现在应该还躲在老家的丛林里。
距离上次朱想离开已经有两个星期了，郑昭独自走到村子后面，瞭望大山和丛林。
密实的灌木和弯弯绕绕的藤子遍布于此，天上的乌云飘来时会带着一阵雨，把人浇个湿再悠悠地飘向远方。一条羊肠小道通往丛林深处，走到没有路的地方，就只能用柴刀砍开植被前进。
说起往事的郑昭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甚至和我比划起了丛林行军的场景。我作为听众同样心情激荡：进山抓杀人犯，不就是好像电影里的英雄一样，和太育在原始丛林中斗智斗勇然后凯旋吗？
然而当时的郑昭看着眼前肆意生长的丛林，纠结了很久。虽然临行前准备了绿警服当做丛林里的伪装，但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应不应该进山。
在他看来，这里的环境和当年的前线太像了。
白天还好，他能和村干部们聊天闲扯；但是到了晚上，郑昭总是失眠。他在阳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面前是漆黑一片的大山。那里有他在多年前就已经熟悉了的植被和地貌，甚至连气味都还是老样子。
郑昭停止了回忆。他摆摆手，让我靠近办公桌，然后摸出老花镜，打开手机相册。
“这个，还有这个，都已经不在了。”他指着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轻轻地说。
照片最左边写着“全班合影，84 年 10 月 1 日”。里面有几个穿着 65 式军装的年轻人，其中就有郑昭的身影。
我渐渐意识到，当年郑昭抓捕太育，不仅意味着他回归刑警队，也意味着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年轻时的战争回忆。
大家都知道郑昭打过仗，却没人知道他当年在战场上具体经历过什么。不过有一件事所有人都看得清楚，郑昭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单位，睡觉必须亮着灯，整个楼永远只有他的办公室灯火通明。
有次深夜汇报案件，我看他的屋子还亮着灯，直接推门进去，结果吵醒了他。我有些好奇，问过其他人为什么郑昭有这个习惯，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郑昭说，1985 年 1 月 25 日，我军刚从越南人手里夺回 115 高地，郑昭所在的连队接手了驻防任务。
高地上的树木已经被夷平，郑昭保留了一张当时抓拍的照片，上面有一棵木瓜树，拍完不久就被砍掉了。这是怕给越军的炮火提供参照物，让炮弹找到连队的阵地。
连指挥部就修建在 115 高地上面，小腿粗的钢架和两米厚的砂土修筑的连部狭窄异常，容纳不了多少人。当晚，在另一个高地值班的郑昭听到了前线隆隆的炮响，战斗发生了。
越南人的炮弹打在了 115 高地的连部，硝烟四起砂石如下雨般砸下来。郑昭知道，炮弹落下的方向就在指挥部附近。
这一仗打了三天三夜。等到战斗结束郑昭才赶忙往连部跑去。他看到人们正在把阵亡士兵抬下山，连部下面，有十几个战友被埋了整整三天，全都牺牲了。
郑昭走到担架前，轻轻掀开白布，想给弟兄们整理一下头发。他只是用手轻轻一碰，战友的头发带着头皮一起脱落了。
郑昭强忍住眼泪退到一边，让出下山的路，脱下军帽默默目送兄弟们离开，一旁的战士们也纷纷停下脚步……
如今已经是满头白发的郑昭告诉我，他没有亲手抓住太育，“其实我当年没进山。”
他看我还在期待着一场精彩的丛林追凶，笑着摇了摇头。
他站在太育藏身的密林前，脑子里反复出现战场上的画面，他想起那十几个死在边境的兄弟，恍惚间自己又回到了鏖战三天三夜的前线。
郑昭说：“我害怕了。”
临阵退缩的郑昭改换了方案。
目前的人员里，只有自己和主任有能力进山，如果遇到了太育，能不能把这个从小在大山里长大的年轻人抓住，本身就是个未知数。丛林里猛兽和毒蛇众多，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中招。郑昭采用了最稳的方法——群众工作。
村委会的干部们听说村里出了凶犯，还拿着枪在密林里游荡，纷纷放下手里的农活，答应配合工作。
“那时的人纯朴多了，群众工作相对简单。”郑昭后来说。
由村主任牵头，村委会成员们不仅要对太育的家人保密，还要暗中寻找太育的行踪。主任还加了一条：有土枪的人家千万要保管好，这段时间不能外借。
这一点也提醒了郑昭。他借来村主任家的土枪看了看。枪是自制的，一根钢管，简易扳机，木头削个把儿就做好了。
开枪前把黑火药灌进枪口，捣结实，塞进铁砂铁弹，再捣结实就能点火击发。枪的威力不大，打打小兽还成，要是碰上豹子野猪，猎人只能等死。
郑昭确信，太育靠这种土枪坚持不了多久。
密林里湿热，太育带了多少火药虽然还不知道，但只要一受潮，枪就是一根废铁。如此一来，不管是太育在山里断顿还是受伤，他必然要出来。只要人露面，就不愁抓捕。
郑昭一行人装作游客，又在丛林周边转了转，他发现方圆十来公里只有一个地方最有可能出现嫌疑人：一家采石场。
采石场非常小，连机械都没有，全靠人力凿石，只有一台拖拉机和二十来个工人。拖拉机十分破旧，脏得连颜色都看不出来了。采石工们拿着凿子干活，大多是一身的石粉。郑昭仔细看了一圈，这里没有年轻人，太育不在。
太育出山找生活来源的话，这个采石场一定是最佳选择，盯住绝对没错。他嘱咐村主任隔一阵就来采石场看看，说不定人就混在中间。
工作安排得差不多了，郑昭舒了一口气，他向四周望去，全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原始丛林。太育会隐藏在哪里呢？
当年郑昭在对越前线，和现在的太育差不多年纪，都扛着枪，隐藏在暗处时刻小心敌人的偷袭。
只不过，年轻的郑昭是去保家卫国的，而年轻的太育则是妄图逃脱法网的嫌疑人。
想到自己当年有这么多战友，而太育只身一人进山，他又觉得有些好笑：“这家伙要在里面生病了或者被猛兽吃了，岂不是一辈子都逮不到了。”
在广西逗留了一个多星期，郑昭决定收队回家，等候太育落网的消息。
回家的第二天上午，他见到了死者燕燕的母亲。老太太听说郑昭带队回来了，非要过来打听凶手是谁，什么时候能抓到。
老太太最多 50 出头的年纪，燕燕遇害一个多月，人就衰老得像六七十岁似的。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路都走不稳，强睁着浑浊的眼睛，想从郑昭那儿知道真相。
郑昭相信太育肯定会落网，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日子是哪一天。
从夏末等到入秋，再到冬天即将来临，郑昭除了和深圳、广西保持沟通，再没有更好的办法抓到太育了。
2000 年 11 月，太育终于走出密林，现身了。
那天入夜，村里正好杀了一口猪，大家都在忙活。乡派出所的民警受邀来吃饭，他凭着职业习惯瞄了一眼太育家那个仅有三间的吊脚楼，发现窗户是开着的。
太育的父母经常去邻村探望刚生孩子的大女儿，这个家很少有人长住。民警静静观察了一会儿，突然发现，一个浑身脏污的男人，在窗前闪过。
民警不动声色地打了个传呼，通知了村委会以及当地民兵。大家拿着枪，将吊脚楼团团围住。天色已晚，包围圈外，不少人都打起了火把前来助阵。
还没来得及喊话劝降，太育察觉到原本热闹的村子里，突然静悄悄地没了声音。
他本来打算趁着村里热闹，回家拿点东西再进山。发现周围的异样后，他透过竹楼的缝隙往外一看，知道自己插翅难逃了。
也许是 3 个月的餐风露宿太过辛苦，也许是自知罪孽深重，太育高举双手主动走了出来。
大家这才看清，此时的太育已经糟践得不成样子，瘦得像个竹竿不说，身上穿的衣服几乎看不出颜色，头发乱糟糟的一团，像个野人。
太育把土枪留在了竹楼里，被发现时，土枪已经锈成了一根废铁。
郑昭收到了太育落网的消息，立刻带人南下准备押解。
这次，朱想说什么都要跟着，他想看看偷袭自己的家伙到底长什么样。朱想这一提不得了，当时一起进山的老民警和联防队员也闹着要去，这趟押解足足出动了 6 个人。
在看守所，大家见到了这个想象中的凶残男人。
郑昭看过太育的户籍照片，那张小小的黑白照片里，太育看上去还是个小孩。当郑昭真的坐在太育面前仔细观察，他才发现，这个长相帅气，有一双大眼睛，身高一米七五的凶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成熟毒辣。
他虽然年满 18 岁，却根本没做好当大人的准备。
我问过当年的办案民警和已经当上副局长的朱想，他们给太育的第一个形容词就是“帅”。想象中的恶魔竟然如此年轻，而且还因为被欺骗了感情干了傻事，朱想提审完也不说话了。
从看守所带走太育那天，郑昭站在接待区，听到了“哗啦、哗啦”的脚镣的声在走廊回响。
太育走得很慢，似乎不太想离开，几乎是一步一回头地向后看，不停地用广西方言和管教喋喋不休地说着话。
郑昭听不懂太育在说什么，但他能感受到，这个年轻人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在接近审讯，接近死亡。
太育再也无法回到家乡了。
郑昭注意到，太育穿着一件不怎么合身的薄棉袄。棉袄非常小，甚至连扣子都系不上。郑昭就随口问了一句棉袄哪来的。
太育说这是他刚进看守所的时候，同号的人送的。大家知道他杀了一个欺骗自己感情的女人，对他有些同情，就送了他这件薄棉袄。
回去的路上发生一点小插曲，好像老天想多留太育几小时似的。郑昭买返程票的时候，得知火车站几个人押解的是杀人犯，说什么都不卖卧铺。
好在火车站的一个乘警是朱想的大学同学，又交涉了几个小时，终于答应卖他们 7 张直达快车的票，但是只能在餐车活动。
一到了饭点，走进餐车的乘客都会忍不住望向被警察围在中间的太育。有胆大的人凑过来问：“这小孩犯什么事了？”郑昭他们都没有回答。
吃饭的时候专案组是分批取饭，吃饭的人又比较多，这个时候留守的民警就要保持警惕，防止太育趁乱逃脱或者劫持乘客。
在他们眼里，这个已经身负一条人命还有一起枪案的死刑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但是这时候太育总是说：“你们放心吃饭，我不会跑的。”
餐车的桌子不大，几个人端着餐盘挤在一起还要看守嫌疑人，一不小心就会把菜汤滴到身上。
和大家的不拘小节比起来，太育吃饭时仔细得多。他吃得相当慢，在避免菜汤滴到自己的薄棉袄上。
那是他从广西带出来的唯一一样东西。
押解的归途要三天两夜，6 个人分三班轮流盯着太育，郑昭和朱想负责夜班。
第一天入夜，郑昭的左手和太育的右手铐在一起，两人并排坐着。餐车上的灯已经调暗，同事打鼾的声音渐渐响起。车窗外的风景在飞速地往后倒退，太育年轻的脸上被沿途的灯火照得忽明忽暗。
郑昭睡不着，就这么默默地陪着太育。
第二天深夜，太育突然开口问郑昭：“你是不是老兵？”
郑昭点点头，问他怎么看出来的。
太育说他注意到郑昭不管是走路还是落座，总是腰板挺直，觉得他应该是部队转业的；而且郑昭右眉毛上有一道伤疤，搞不好是打仗留下的。
话匣子就这么打开了。郑昭说自己已经转业十年来了，要不是因为这个案件，估计这辈子都不怎么会来南疆，“这次可能就叫缘分吧。”
太育说自己从小就在山里野跑，但没想到，这次才过了大概一两个礼拜，自己就受不了。他找到附近的小石料厂去做苦力，累了两个月。这活不好干，他也害怕被发现，于是又回到了山里。
太育刚进山的时候，山里野果子比较丰富，他从小就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日子还能凑合。眼看天冷下来，果子都落了，即使自己不被饿死，搞不好也会被冬天里找不到食物的野兽叼走。
他决定下山，结果马上就被发现，紧接着落网。
两人一到深夜就聊，一路上火车哐当哐当地响，催着人眼皮发沉，朱想在浅睡眠，旁边这一老一少却聊得很精神。
“当年上战场，你害怕吗？”太育问郑昭。
“怕。第一次在前线，乱七八糟的炮声震得我都站不稳，哈哈。”郑昭开玩笑，“要不是你，我估计这辈子都不会重返战场。”
“那你得感谢我，对我稍微好点。”太育也和郑昭开起了玩笑。“把你手上那铐子解了，让我一人上厕所行吗？”
太育很配合，刚被广西警方抓捕时，就干脆地承认了罪行。
当初太育和燕燕交往了一年多，他几乎把这些年赚的钱都花在了燕燕身上。
那时候他有钱，是酒吧一条街上的当红歌手，被各家老板出高价争抢。当时最贵的摩托罗拉手机，太育眼都没眨就买给燕燕，他怕办手机号慢，从经理那儿得到号码，都配齐了再送给燕燕。
再受欢迎的歌手，赚再多的钱也禁不住挥霍。很快燕燕就变得和太育若即若离，一打电话，燕燕就说有事，太育只好亲自去找她。
燕燕谎称自己的妈妈在老家生病，想回去看看，没时间联系太育。
太育当时的积蓄已经不多，但还是带上 1000 块钱，要陪燕燕回家。
在老家呆了没几天，燕燕根本没有看望母亲的意思，天天躲在自己的小院里。太育本来是冲着和燕燕结婚去的，这时他渐渐发现，这是一场痴心妄想。
一个夜里，他们起了冲突，太育一气之下要回深圳。可太育连回深圳的车票钱都买不起了。
太育想向燕燕讨要车票钱，燕燕拒绝了，没人知道，这个女孩子当时是怎么想的。
急火攻心，太育拿起桌上的水果刀，连捅了燕燕脖子两下。
燕燕痛苦地捂着脖子挣扎，太育匆忙搜刮了屋里的财物，把血衣脱掉塞进包里，拿着找到的几百块钱还有送给燕燕的手机，跃墙逃跑。
跑路的过程中，他想起自己身上有个电话本，上面写着燕燕的号码，这是不能让人看到的东西。他躲在杨树林里，慌忙地把写着号码的那一页撕下，临时塞进了口袋，想找个地方销毁。
太育逃上省道之后拦了一辆过路的大巴，一直坐到一个叫不上名字的换乘站。他把换下的血衣、刀子、笔记本都丢进了附近的河里。
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
太育搜刮的几百块钱很快花完了，他用极低的价格卖掉手机，拐了不知道多少冤枉路，终于找到车回了广西老家。
他觉得警察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就在村里和深圳等着自己，于是只能躲进山。
进山的当晚，太育就窝在建在乔木上的简易窝棚里。晚上，野兽的嗥叫让他非常害怕，第二天蒙蒙亮，他悄悄回家拿了一把土枪防身。
又过了一天早上，他还想回去再拿东西，没想到正好看见操着外地口音的朱想等人进村。更让他害怕的是，第二天他在窝棚里远远看见村主任带着警察上山了。
躲在暗处的太育，紧张地端起了土枪。扣动了让郑昭出山的扳机。
“其实还是有不少人关心你的，比如你父母，你单位的经理……”郑昭听完这孩子几个月的苦日子，安慰了他一句。
“他不过把我当成赚钱工具。”太育冷笑。
太育说经理根本不是什么好人，他 14 岁的时候遇到这个人，刚开始以为他人不错，能让自己学个修音响的手艺。
到了酒吧他才发现，那里都是昼夜颠倒的生活。他晚上要当服务生，托着盘子到处跑；白天也不许休息，要跟着学各种各样的礼仪和唱歌。如果不愿意，就会被看场子的彪形大汉毒打，连带着经理一套一套的脏话。
“我这说话一着急就带他那口音，操。”看来太育对经理恨之入骨，郑昭也明白了为什么燕燕被杀那天，会有人听到带有东北口音的叫骂声。
太育恨经理，但他的人生已经不可逆转地，被经理引上了另一条道路。
经理看上了太育外形不错，有意培养他当男公关。那段经历，太育不愿意再提，但是当他说到自己 18 岁的时候在另一家夜总会唱歌，一个非常好看的女孩子给他送花，还在台下喝彩，太育动心了。
这个人就是燕燕。
太育凭着外形和接近于纯熟的粤语歌，在酒吧一条街很红，据说有不少香港来的有钱女人，点名要太育登台献唱。
赚到钱的太育，主动搭讪燕燕，很快就和她确定了关系。
太育很清楚，在深圳那个灯红酒绿的大城市，比自己有钱的人多如牛毛。自己那点财力不可能满足燕燕。自己能追求到燕燕，是因为自己的名气和外形能满足一下她的虚荣心。
两个人都是在风月场合求生的年轻人，这本来应该是一场短暂的情感游戏。
但是，太育却毫无保留地爱上了燕燕。
“我太苦了，小时候就没穿过新衣服，去打工过的还是那种日子，我以为燕燕是真的喜欢我，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太育似乎是哭了，他想抬手擦眼泪，发现自己的一只手还和郑昭拷在一起。
“他还是个孩子啊。”事情过了 20 年，郑昭依然对太育的人生感到可惜。
太育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就算他被燕燕欺骗感情，解决方法也绝对不是杀人。郑昭觉得，好好一个年轻人，未来有那么多可能性，却做了这样的事情。
终于将太育押解回来，送进看守所。办手续的时候，太育还对郑昭说了一句，“一路辛苦了。”
这次，太育头也不回地快步走进了号子，哗啦哗啦的镣子声在看守所走廊里很快就听不见了。
事情办完了，但是郑昭的麻烦还没有结束。这次出差他连个招呼也不打，因为案情保密，家人问队里情况，大家也只说郑昭是去广西办案。
郑昭的妻子查了火车时刻表，约莫时间在火车站带着儿子等他。夫妻俩一见面，看到郑昭精神不振地和一个年轻小伙子铐起来。
“爸爸怎么戴手铐了？”当时还只有七八岁的儿子问。
“以后你别喊他爸了。”老婆确认郑昭没事，拉着儿子扭头走了。后来在岳父家，郑昭不知道磨了多少嘴皮子才把母子俩劝回来。
“太育的父母呢？郑局你见到了吗？当时有没有谅解什么的？”我曾经问过郑昭。
“没有，当时队里都不太愿意接触太育的老父母，儿子马上要被枪决了，可能也是有些不忍心看到。”郑昭说。
检察院很快将太育批捕，几次提审过后案件即将进入起诉阶段，几乎可以确定，太育会被判死刑。
最后一次提审，郑昭亲自去的，他发现铁窗后面的太育吃胖了。但还是穿着那件从广西带过来的薄棉衣。
郑昭点燃了一根烟，递给太育说：“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提审了。”郑昭没能把“最后一次见面”说出口。
太育很明白，自己即将面临死刑，但是他还不知道，自己在执行前会上公审大会。
郑昭不忍告诉他公审的事情，两人就这样一直沉默着抽完了烟。
“到时候我去送送你。”郑昭说。
太育笑了笑，没有答话。
2001 年 12 月，郑昭来到煤矿礼堂，坐在公检法、政府、军区、煤矿代表们的身后，挤在坐得满满当当的人群中，等待着太育的身影。
法警一左一右架着穿着厚棉袄，脖子上挂着名字的罪犯逐个登台，脚镣声没完没了地响着。公安局领导介绍案情，检察院的人作出确认，法官当场宣布审判结果。
台下的观众对“热场”的盗窃犯没有多大的兴趣，都在等着杀人犯登场。
进入新千年，公审大会的流程依然很传统，只是不会在死刑犯的名字上画叉了。
那天倒数第二个上台的死刑犯，因为一时冲动杀害了岳父母。还没上台的时候，郑昭就已经能听见他的手铐脚镣在哆哆嗦嗦地乱响了。
报幕员喊出杀人犯名字的瞬间，他瘫倒在地，失禁了，法警几乎是抬着他走上舞台的。
礼堂的气氛终于热闹起来，窸窸窣窣的交流声在回荡，不时还传出一两声嘲笑。
“哗啦，哗啦，哗啦……”镣铐在舞台的木地板上发出有节奏的碰撞声，太育终于压轴上场了。
他在尽量维持自己在舞台上的形象，克服足有十多斤的手铐脚镣，把自己的腰背挺得直直的。
他一步步走上台阶，在舞台中央站定。
死刑立即执行的宣判发出后，法警刚要扯着他的手臂下台，歌手却站着没动，扫了一眼舞台下的上千名观众，语气平静地说：“这一枪，我早该挨了。”
郑昭仰起头，默默注视着太育。
这才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郑昭提到太育，总会多次说：“他虽然已经成年了，但还是个孩子。”
“孩子”太育从山林里走出来，在城市里转了一遭，又回到了山林。
他确实是个孩子，从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对于前途、未来，甚至性向，都是模糊的。
他第一次成熟，是爱上个姑娘，一次口角，他就成了杀人犯。
他第二次成熟，或许是在走出山林那一刻，或许是在和郑昭相处的列车上，但最有可能的是公审现场，他说出“这一枪，我早该挨了”的时候。
在他心智成熟的那一刻，他的一生也要结束了。
郑昭记了太育很多年，但他从不说“同情”。他觉得，如果自己去同情太育，那谁去同情死去的燕燕呢？
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只是一张无人购买的车票。
郑昭说，自己为两条生命如此毫无意义的消逝感到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