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10月19日文章,原题:美国的政治和商界精英对中国看法不再一致商业新闻已经成为了解最近历史的门户。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的研究人员告诉投资者,将他们在中国的风险敞口提高到三倍之多。高盛公司获准全面控制其在中国的证券业务。上海的美国商会报告说,其成员的信心比出现贸易争端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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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比如说在2018年,没有人会看好上述情况。在《超级大国对决》一书中,作者描述了特朗普执政初期美国商界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坦率会面。一些人与特朗普合作,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其作出让步。对于此后发生的事情,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中国回应了关于市场准入和其他许多方面的抱怨。但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否认了这一点。另一种称商界幼稚地毫无底线。面对一个巨大市场的直接诱惑,在中国进行贸易的风险微不足道。

无论原因是什么,结果是明确无误的。美国公私部门的精英们在中国问题上不是铁板一块,如果曾经是的话。在华盛顿,对北京的警惕是最接近两党共识的东西。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对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军事领域的成就感到忧虑。历届政府都试图编织一张由亚洲和澳大利亚朋友参与的网来制衡中国。特朗普的关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

但在其他地方,商业需求占据了上风。没有明显的矛盾:政府似乎并没有禁止或阻止与中国的所有业务。这里也不缺乏逻辑。如果美国公司不抓住机会,欧洲或其他地方的公司就会抓住机会。

诚然,两国科技部门渐行渐远。但特朗普时代的看法,以为霜冻会蔓延,更广泛的贸易会受到影响,现在看起来这种看法未免草率。“脱钩”曾是白宫一些人的梦想,如今已从语言和思想中消失了。当美国商务部长说现在搞这个“没意义”时,这既是对现实的屈服,也是对进步的肯定。

如果出现的不是冷战,而是温战,通过经济接触维持关系,那就更好了。但是,美国以前从未面对这种含糊不清的问题,它从未与一个关乎自己生存的对手如此紧密相连。苏联并没有向外国财富管理人招手。

美国和中国有一些20世纪初欧洲的特点:经济上一体化,而政治上疏远冷淡,还有国家意识,既纠缠在一起又不在一起。两国的矛盾没有理由以类似的力量解开,但也不能否认或掩盖。(作者迈克尔·斯科特,乔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