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历史的罪人不少，但赵匡胤应算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之一。
论及赵匡胤的罪过，得从民族英雄岳飞的千古冤案，以及赵匡胤的执政国策说起。
虽然岳飞是在赵匡胤死后166年为赵构和奸臣秦桧所害，但其实，早在一个半世纪前，赵匡胤就已经为这场千古冤狱种下祸根。
宋朝高度集中的体制、扬文抑武的国策，和毫无骨气“花钱买太平”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宋朝建立的思想体系，是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也是岳飞之死的根本原因。
赵匡胤雕像
从经济、文化的发展来看,大宋帝国堪称辉煌灿烂，其发达程度丝毫不亚于、或者说超过了汉、唐、元、明、清等封建社会最为鼎盛的时期，可以说是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巅峰，甚至是当时世界最发达的朝代。但同时又是历史上大一统帝国中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个。
宋开创了华夏首次被异族整体吞灭的先例，更以改变民族血性的国策成为历史文化的分水岭。
赵匡胤在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中轻而易举的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权力，对武将有着天生的猜防，因此才有了杯酒释兵权。他曾对赵普感慨：“选择一百个文官派到全国各地去当地方大吏，哪怕他们全都变成贪官污吏，都赶不上一个武将可能带来的祸害。”
在他看来，文官的贪污不是什么事情，武官的贤能却是大问题。
在这样的思想下，武官的地位比之文官非常低下。与军队有关的权力都被分解，调兵权、统兵权分离，军队将领要拥兵自重几乎不可能，进而导致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习将、将不知兵”的局面。
大多数时间，各级部队的统帅，由文职人员和宦官担任，武将则必须在不懂军事的文官的节制下行动。
为扼杀官僚阶层篡权干政的能力，赵匡胤煞费苦心谋划出一套重叠架构一盘散沙似的体制，从而造就出一台带互相扯皮、都不负责、昏庸到极点的官僚买办和贪官污吏群体。
在文化领域，赵匡胤倡导大力提倡裏足，这种摧残华夏整体体质的小脚国策使整个社会陷入畸形病态审美之中。此风蔓延千年之久，给中华带来无尽悲哀。
宋不但给妇女裹上了小脚，而且给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也都裹上了小脚。一个被裹上小脚的民族是无法强盛的。
他的继承者更是采用了朱程理学，改变了原始儒家的宗旨。存天理灭人欲，成为控制人民的精神工具，全面束缚和扼杀了人民的个性和国家的发展力。
在赵匡胤崇尚文人的国策指引下，宋朝文风浪漫萎靡，可这浪漫的国风却使得武将筋酥骨软，而文人也在卿卿我我、男欢女爱中自我陶醉。繁荣的表象背后是民族斗志的丧失。
宋朝成为中华历史和文化的分水岭。
宋前和宋后中华历史的社会面貌、形态、人员素质整体差距极大。自先秦、汉唐以来的“尚武精神”，完全被宋明理学的“中庸之道”所取代。
宋以前，还不乏骨气和民族正义感，盛传的有“投笔从戎”、“大丈夫马革裹尸”之说，在不畏强暴的血性男儿中有舍身刺秦王的荆轲，有率五百壮士集体自杀报主的田横；为报韩国覆灭之仇而在博浪沙行刺泰始皇的文弱书生张良；北击匈奴，封狼居胥的卫青、霍去病；有投笔从戎、深入西域开疆扩土的班超；有被匈奴扣押于苍凉蛮荒之地，放牧十九年仍不改汉节的苏武......
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也比皆是，如能征善战的女元帅妇好；替父从军的花木兰......
但是到宋以后，刚烈之风却退化成好男不当兵的懦夫学说。汉奸、卖国贼不断涌现，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再看宋朝如何对外，宋朝三百年对国内是镇压，但是对外敌入侵却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花钱买太平，畏敌如虎。
史载北宋支付辽国和西夏的岁币最高的时候曾占到国家财政的15%。宋朝这种以“金钱买安全”的国策，前后贯穿达三百多年。
宋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为北宋带来了117 年的和平（公元1005-1121年），代价是宋每年支付辽国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在这种投降主义的国策下，朝廷多的是充满奴隶气息的奸佞小人。整个宋朝，大奸臣特别多，如蔡京、秦桧贾似道等等无不是大奸之徒。昏庸的君主加上大量奸诈重臣，难怪宋朝始终内忧外患了。
在这样的国策下，胸怀大志、手握重兵、战功卓著、深受将士和百姓爱戴的岳飞，自然成为赵氏王朝的“心病”。所以一旦赵氏王朝利用岳飞血战金军以增加和谈筹码、偏安一隅的局面基本达成，岳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赵匡胤所制定的系列国策，全面束缚和扼杀了人民的个性和发展力，最终使形势处于极度劣势之中。
在历史长河中祸国殃民的昏君佞臣不少，但他们都只是在某一方面对国家民族造成伤害。而能从民族文化、民族性格、审美价值观、民族精神追求、民族价值取向，再到战略思想、武备体系、对外策略等几乎全方位各个层面都深受严重影响，并像瘟疫般传染扩散直至推向屡次亡国、几近灭种深渊的，却非赵匡胤莫属。
在投降主义的国策下，先是辽、金，后是蒙古、满清先后趁机崛起，用他们的铁蹄肆意蹂躏中原，使数千万人惨遭杀害，致使人口大幅度下降。
虽然有后来的所谓康乾盛世的短暂中兴，但毕竟是流弊之下，从武力到人文理念上，已经病态蹒跚了，待到西洋人坚船利炮一来，近百年的民族屈辱史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