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梓佩
女子为植物人丈夫办残疾证，被要求“必须植物人本人来”
女子为植物人丈夫办残疾证，被要求“必须植物人本人来”。视频来源 上海电视台
“必须植物人本人来”？
据上海电视台报道，上海市民张女士想为植物人丈夫办理残疾证，申请伤残鉴定证明时，却被告知需要申请者亲自到场办理。
要求本身不难理解，由残疾人本人到指定医院接受伤残评定，可以防止弄虚作假。但对于植物人来说，要上上下下地折腾，很可能给患者本就相对脆弱的身体造成伤害，向患者家属出了难题。退一步讲，家属可以叫救护车，由医护人员帮忙搬运，可是对这个家庭来说，救护车的费用并非一个小数字。
事情真的已经陷入困境，彻底无法通融吗？实际上，在张女士和其他亲属花了很大力气，将她丈夫送到指定医院后，指定医院并没有做检查，看了一眼便给开了证明。这一番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操作仿佛在耍人玩儿，让人气愤并且不解——既然不需要做只有在指定医院才能完成的检查，为什么就不能通过其他更人性化的方式进行鉴定，给行动极为不便的残疾人提供方便？
比如，从制度规范层面，是否可以在特殊情况下，由医院派医护人员上门进行鉴定，或者由其他医疗机构就近开具证明？如果残疾人已经在医院接受过治疗，过往病例能否用于证明伤残？从社会服务角度，目前街道办事处仅为残疾人提供预约单，不负责后续的鉴定和领证流程，残联也没有作出改进服务的明确表态。有为群众办实事的意思，但又没有真正为居民解决问题，这样“照章办事”，未免有些敷衍了事。
面临类似困境的，远不止张女士一家。就在去年，陕西洛南一名瘫痪在床的小儿麻痹症患者要更换残疾证，同样被告知必须亲自到15公里外办理手续。类似的，银川市有手部风湿变形的盲人因为签名不合格，练习签字两年多才办成离婚手续。一系列现象背后，都指向了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和基层工作灵活性的欠缺。
制度设计需要充分考虑每一类群体的正当诉求，为居民提供更多方便，让居民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在一个包容友善的社会，服务者理应秉持真诚的服务态度，人与人理应彼此关怀。要知道，创制和执行规则的本意不是给人们增加障碍，而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们的权利。
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好的制度应当符合情理，好的服务应当贴近人性。无论如何都不该冷冰冰地甩出一句，“必须植物人本人来”。
【作者】 王梓佩
南方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