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对于人类繁衍功不可没，却不等同于完全优化了人类生存模式。
对它的追问与否定反映在诸多指标中，结婚率下降，离婚率升高，生育率下降，人均子女数量下降。
当韩国如同美国等西方国家，1998年建立了普惠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养儿防老”这一生育理由被最终替代，韩国开始赶超以“少子”著称的日本，成为世界上首个“零生育率”国家。
“零生育率”意味着什么？
一个国家或地区若想保持一定人口规模，其生育率需要达到2.1‰的标准，而低于 1.3‰则被视为“超低生育率”。
韩国从1994年放弃限制生育并实行改革后，情况改善并不明显。2019年上半年生育率仍为0.98‰，韩国已成为“老龄社会”。
早在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撰文称“韩国或将是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年轻人对于婚姻的向往程度，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家人口规模的保持，这是整个世界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未曾想过的。
同处于“儒家文化圈”的韩国和中国一样，“多子多福”的观念都曾影响着全民。
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带给社会巨大负担，韩国也曾从1962年开始实行“自愿计划生育”的政策。
通过免费提供避孕药物和服务、人工流产合法化、避孕知识和新生育观念的传播、对计划生育家庭提供福利等方法进行控制，效果卓著。
也正是因为有了“只生一胎”的真实经历以后，人们体会到了其中种种好处，对于生娃的理性思考也逐渐萌发，“只生一个，好养育”成为了全民共识。
“重视孩子质量”成为了新阶段全民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成为了民众亲手为自己背上的使命和职责。
“理性生育”进而延伸的“理性婚姻”，却将婚姻本身逼上了两条路，要么高质量，要么“不婚”。
为如今的年轻人示范的反面案例，最为直接的便是他们身后的父母，儿子不想过爸爸的生活，女儿不想过妈妈的生活，对婚姻持有“极端理性”观点的人，仿佛将“不结婚”当作了一种自救。
韩国婚姻的主要负担
韩国在“零生育率”的威胁下，所进行的政策力度可观，比如子女6周岁以前，母亲可有一年时间进行照料，国家补助40万-50万韩元。
首尔为生4胎却没有住房的夫妇提供住房；全罗南道康津郡规定，生1胎每月补助10万韩元，生二胎每月补助15万韩元，生三胎每月补助20万韩元，为期一年。
即便是在这样的政策感召下，年轻人依旧保持着绝对谨慎的生育态度，其主动选择“不婚不育”的理由，主要是高昂的育儿费用以及婚姻对于个人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理性生育”的影响下，民众观念逐渐变为“若是不能给予后代足够的生存能力，将会给整个家族拖后腿”。
韩国家庭开始在孩子的教育支出上下足功夫，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的调查显示：韩国人养育一名子女，从出生到大学毕业需花费2.6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0万元)。
其中，课外教育费用占总教育费的23％，比重之大以致有人说“韩国将因课外教育而亡国”。
除此之外，韩国《结婚和生育动向调查》显示，只有14%的已婚女性和20%的未婚青年持有“一定要结婚”的看法，5%的已婚女性和2．6% 的未婚青年认为“不结婚更好”。
不想结婚的理由，男生主要指出经济负担，女生多指家务和育儿负担。
全世界年轻人找不到“结婚理由”
不难看出，韩国年轻人对于婚姻的顾虑与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这同样也是全世界年轻人面对婚姻问题共同的困境。
理性告诉我们，盲目结婚可能会带给自己灾难，盲目生娃，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会给自己的孩子带来灾难。
这些理性因素，促使了年轻人“反向”的责任感，对自己负责，对孩子负责，“结婚”这样的当代奢侈品，他们宁愿不碰。
除此之外，促使年轻人结婚的感性动力：爱情，其发挥的效果也越来越小，很多人早已认清两者的差别。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社会大发展下的我们，对于爱情的憧憬度越高，对于婚姻背后的一地鸡毛就会越失望。
一百年前，俄国出生的美国社会活动家艾玛·古德尔曼在《婚姻与爱情》中宣告：“婚姻与爱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日本女作家曾表示“我立志独身,因为我看到了太多婚姻的不幸,不管哪一代人,都支持已婚者,但是没有人说结婚本身是有魅力的,结婚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不想玩火。”
“婚姻”作为一种契约，约定着一旦达成二人便承诺将与其他人断绝爱情关系，也就意味着关于爱情的所有情感需求，需要向对方索取。
可婚姻的安稳感首先会让强调“征服欲”的男性将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比如业绩上获得成绩，地位上再进一步，这些实际意义上的获得远比对爱情的经营更能吸引他们。
同时，社会赋予男性的“养家”责任，也使得男性即便想要保持婚前对于妻子的关爱和照料，其心态上的焦躁，也使得“谈感情”变得更为奢侈。
这样一来，女性在婚姻当中得不到足够的情感满足，男性的对于感情的追求又不拘泥于二人相濡以沫，使得仅有部分夫妻能够在婚后感受真正的爱情。
这样的结果让年轻人感到困惑，长辈所强调的人生大事“结婚”，付诸于实践的理由是什么？
婚姻“威胁着”每个人
婚姻潜在的危害性更是让年轻人望而却步。可以说，与主流的“不想结婚”的理由相比，这些威胁杀伤性更足。
这或许也能揭示为什么西方国家“不婚”潮流早于韩国，最先陷入“零生育率”的国家却是韩国。
以美国为例，他们放弃了婚姻，但不意味着放弃了爱情、性甚至是孩子。
“婚姻不是唯一归宿”，没有结婚的美国人之中，包括单身、同居伴侣以及单亲母亲，社会并没有给这样的人群任何压力。相反，在医疗保险等等具体问题上，单身母亲和孩子也不用担心没有福利。
西方人放弃婚姻这种形式，以更为自由的两性关系相处，反而减轻了他们对于生育本身的紧绷与恐惧。
而对于东方人，以中国为例，就连离婚以后，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减分”影响。
对于韩国、日本这样男女地位相差大的国度，“离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评价更甚。
这是社会文化带来的一种有害“舆论”，本该被逐步铲除，对于女性莫名的“高要求”又作为一种风潮，让部分女性对于婚姻持有坚决的防御姿态。
第三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起来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均可获得足够的职业发展机会。
“生育”时机，随着人口死亡率的降低，被越来越推向与事业黄金期重合的位置，生育对于女性职业的破坏性，让无数有事业心的女性望而却步，也让女性对于婚姻的恐惧程度大于男性。
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却是包含了原有的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与如今做好经济独立的职场女强人，这映射出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与“平等”的社会责任，共存的畸形状态。
“丧偶式育儿”“诈尸式育儿”逐渐成为常态，各类弑妻社会事件逐步发酵，让女人恐惧婚姻。同时，男人背负的家庭压力与自由被限制也让男人恐惧婚姻。
结婚仿佛变成了一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选择，这样巨大的威胁性带来的后果便是择偶观的苛刻再苛刻。
只接受“高性价比”婚姻
很多“被动”不婚者，大多数原因是找不到理想的伴侣，付出的代价太大，风险太强，没有足够经济基础和心理状态承担起这样风险的人，往往会选择更加优质的配偶去尽量保障婚姻的“性价比”。
世人皆寻求“救赎者”，世人却又大多为普通人，在“门当户对”的清醒意识影响下，很多人放弃了固守，选择了婚姻，很多人却就此放弃了这场“冒险之旅”，去寻求更佳的生存模式。
“婚姻制度”本就是属于人类的文明，并非不能改造。在发掘已经无法适应时代时，应做的是从根源处寻求变革，仅仅通过物质奖励，政策督促解决无法根治问题所在。
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减少婚姻、生育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是人们重新回归简单婚姻关系的重点，也是真正解决生育率低迷走势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