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我们在社会背景渲染下所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观念，但由于年代和社会背景不同，维克多·雨果所著的《悲惨世界》与我们的这种观念背道而驰，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下，善良和正义也会输给邪恶。
委身于恶
十九世纪初期的法国社会动荡不安，上流社会的人们一如往常的奢靡，而位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们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故事的主人公冉·阿让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贫穷并没有剥夺人性的善良，虽然自己并不富裕，但冉·阿让还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帮助姐姐抚养她的七个孩子。
他当然可以自食其力，脚踏实地地用双手来维持生活，但残酷的社会却并不给他这个机会。在冉·阿让寻找工作屡次碰壁后，他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为了不让孩子们饿死，他只能去偷盗面包，而这就是他遭受多年牢狱之苦的导火索。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雨果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当时社会黑暗的不满。
如果当时能有人对他们施以援手，也许冉·阿让就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但每个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都自身难保又或是被生活折磨得日益冷漠。
反观现代社会，虽然社会一直在进步，但犯罪却也永不止步，小到偷窃，大到谋杀，其实很多悲剧都有避免的可能性，前提是有人能对他们多一些善意和帮助。
监狱的日子并不好过，冉·阿让在里面吃尽了苦头，并且不信任当时的法律，最终决定越狱，而这没有让他摆脱监狱，反而将服刑期大大延长。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当白纸黑字的法律都不足以让人们信服时，人们还能相信什么？
很多人对冉·阿让的做法表示不解，既然刑期原本不长，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逃跑。究其原因，是社会制度对人们太过残忍，服过刑的人们出狱后会持黄卡，只能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向善契机
冉·阿让出狱后，遇上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人——米里哀主教，而这也是他从心向善的契机。
米里哀好心接济刚出狱的冉·阿让，却没想到对方偷了自己价值不菲的餐具，但他并没有在警察面前揭穿冉·阿让，只说那是自己送给他的。
米里哀主教是人性中善良一面的化身，他是上帝忠实的信徒，将博爱与宽容散布人间，使人们罪恶的灵魂得到救赎。这个角色雨果取材于现实，他想借此角色宣扬虔诚的宗教信仰，上帝会拯救每一个迷途的羔羊，人性中的善意永不泯灭。
冉·阿让感激米里哀的同时也感到了惭愧，米里哀的人道主义和善良让他无地自容，他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与邪恶。自此，冉·阿让决心改过自新，做一个好人。
隐藏了原本身份的冉·阿让以仁爱待人，在他的不断拼搏奋斗和人民的支持下，冉·阿让成为了受人尊敬的市长。此处也给了我们一些启发，人的力量是无限的，只要勇于改变并愿意为此做出奋斗，梦想之类的东西也并非遥不可及。
在这个无人清楚冉·阿让底细的市镇里，警长沙威是唯一清楚冉·阿让黑暗过去的人，他是苦役场看守的儿子，曾亲眼见过冉·阿让。芳汀则是让他们产生纠纷的人。
年轻时候的芳汀和一个贵族青年相识，她沉溺于对方的甜言蜜语，多情的少女总是对情人的誓言相信不疑，她献出了自己的身体，而对方却在玩弄过后将其抛弃。
芳汀是当时苦命女性的代表，在贵族眼中，她们是唾手可得的玩具，喜爱时百般呵护，腻烦后便随意丢弃。黑暗的社会对她们肆意摧残，善良却无力的她们只能默默接受。
生下孩子的芳汀由于工作原因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她只得将女儿珂赛特寄养到德纳第夫妇家。
芳汀每日辛勤工作，以获得更多的钱来寄给远方的女儿，但她不知道珂赛特在德纳第一家过着非人的生活。即使芳汀给他们寄了不少钱，但珂赛特仍作为他们的仆人过活。
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芳汀未婚先孕的事情被工人发现，老板认为这不利于工厂的氛围和声誉，坚持将芳汀辞退。
未婚先孕的受害者往往是女性，很少有人会指责不负责任的男方，他们只会将矛头对准受害者，冠冕堂皇地给她们戴上“不知廉耻”的帽子，芳汀的悲剧在现实世界中也在真实地发生。
生活并不会温柔地对待身处绝望中的人，芳汀也不例外。房东常不怀好意地催她交房租，贪婪而不知满足的德纳第夫妇变本加厉地打着为珂赛特好的名号压榨她。
失去了工作的芳汀只能先后卖掉了自己的头发和牙齿，最后甚至放弃尊严，沦落为一个妓女。
每个人都应该有重新来过的机会，但当时的社会却没有那么宽容，当一个女性的“名声”被毁，等待她的只有无尽深渊。
在作为一个妓女工作时，芳汀被几个男人骚扰推搡，目睹了这一幕的沙威警长并没有教训那几个挑事的男性，反而将拳头挥向了可怜的芳汀。
固执的“正义”
作为一名警长，沙威是社会法律制度的化身，但他的性格却执拗又固执，在他的观念里只有是非黑白，妓女和小偷是天生的坏人，他们恶劣的本性乃是与生俱来的。
他没有体会过穷人的滋味，也无法对他们的境况和选择产生同理心，天生的理性与冷漠让共情在他的身上成为了奢侈，他只对自己的那一套善恶之分执迷不悟，偏执地想消除净这世上的“渣滓”。
冉·阿让得知沙威逮捕芳汀后，与沙威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而本来就一直怀疑市长真实身份的沙威因此对他更加不满，并开始筹划调查逮捕曾经在保释期逃跑的罪犯冉·阿让。
而此时的冉·阿让则开始照顾病重的芳汀，他答应对方会将珂赛特接回。与此同时，他得知有一个无辜的人被误认成冉·阿让，并将要接受庭审。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我们可以从冉·阿让的挣扎中窥得一二。
纠结是免不了的，如果他放任那个可怜人替他受罚，那接下来的后半生他都将在安稳中度过，做那个永远受人尊敬的市长，不用再为自己的过去而担惊受怕。
可是他不能，多年前他就曾向米里哀主教许诺，要做一个好人。经过痛苦的思想挣扎斗争，善良终究战胜了心里的阴暗面，他在法庭之上，当着众人的面承认自己的身份后离开。适当的纠结与矛盾增加了人物的真实感与立体感，也让我们看到了雨果对人性道德的歌颂。
无人不被震惊，谁能将这位仁慈善良的市长和当年穷凶极恶的罪犯联系到一起呢？世界上没有完全的绝对，你永远也不能用一个简单的词来定义一个人的一生。
芳汀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她深知自己时日无多，将珂赛特托付给好心的冉·阿让。可就在这时，沙威闯入，揭穿了市长的真面目，受惊的芳汀一命呜呼，冉·阿让悲痛万分，将沙威打晕后在昔日手下的帮助下逃离。
沙威对底层民众的冷漠，实则是当时的社会法律制度对底层民众的摧残，而他只是社会批量生产的执法机器中的一员。雨果借他表现出当时社会法律的不公正性和道德的虚伪，而民众正是在这种扭曲的社会秩序中饱受苦难。
其实消除罪恶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严苛、冷漠又不知灵活变通的法律和制度只会让罪恶扩张，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珂赛特就此成为了孤儿，德纳第夫妇失去了芳汀的那一笔钱，愈加虐待起珂赛特来，这个原本可爱又面颊红润的小姑娘在生活的摧残下变得瘦弱又胆怯。
冉·阿让付钱后带着珂赛特离开了她童年的噩梦之地，而沙威还在固执地追捕逃窜中的冉·阿让。追捕冉·阿让已经成了沙威一种接近病态的执念，在某种程度也是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他想坚持自己心中的正义与善。
中途经过一家修道院，冉·阿让和珂赛特暂时脱离了追捕。因为警卫们被禁止进入修道院，所以冉·阿让作为修道院里的园丁和珂赛特长住下来。
日子就这样平淡地过去，珂赛特也在冉·阿让的悉心照顾下长成了一个美丽的窈窕淑女。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对外界的渴望，修道院里虽安宁，却也不免无聊。
在即将成为修女的前一年，珂赛特表明自己并不想当一名修女，为珂赛特的快乐着想，冉·阿让只得带着珂赛特重返巴黎。
在巴黎，珂赛特遇到了革命青年马吕斯，二人一见钟情，常常背着冉·阿让约会。
坠入爱河的珂赛特满心想念的都是情人马吕斯，对养父也不如往日那般关心。
察觉到珂赛特变化的冉·阿让不免落寞，但他也明白，珂赛特不可能一辈子都陪在他身边，马吕斯是个好青年，只是他革命人的身份过于危险。
雨果所塑造的马吕斯是当时革命青年的代表，他们是社会变革的希望，充满热血和正义感，是当时黑暗社会里的一抹光亮。
巧合的是，原先收养虐待珂赛特的德纳第一家也搬到巴黎来，他们招摇撞骗，并想要设计圈套陷害冉·阿让，这一诡计被马吕斯撞见，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德纳第竟然是自己父亲的救命恩人。
无奈的马吕斯没有告发对方，反而给了他们两万法郎以表谢意。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共和党领导的起义在巴黎爆发，人们再也无法忍受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有抗争才可以换来自由，于是战斗便成了必然。
沙威作为警长潜入共和党之间勘察敌情，结果被共和党人抓住，同样来到街垒参加战斗的冉·阿让请求让他处置沙威。
让沙威想不通的是，冉·阿让将自己放走了。这一仁慈之举却给了沙威不可治愈的打击，他一直以来坚守的原则和正义被全盘推翻，意识到坏人真的能变好的他一时难以接受。
最终沙威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这“荒唐”的一生。许多读者对沙威深恶痛绝，但沙威又何尝不是一个呢？他向来秉公办事，维护法律，最终却死在了自己“正义”和“人性”的矛盾上。
可怜人
他这一生都是孑然一身，无人关心无人照顾，虽然是“正义”的一方却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认可，他是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牺牲品。
马吕斯在战争中受伤，冉·阿让冒着生命的危险将其从下水道救出，并将其送回到他外祖父家。
落寞离世
至此，珂赛特和马吕斯失去了联系，她终日闷闷不乐，而痊愈后的马吕斯也对珂赛特念念不忘。深爱着马吕斯的德纳第家的女儿艾潘妮忍不住向马吕斯透露了珂赛特的住处。
冉·阿让为了珂赛特的幸福选择妥协，然而在他向这对新婚夫妇说明自己过去曾是一个小偷的事实后，马吕斯却对他冷眼相看，就连被他养大的孤女珂赛特也远离了他。
而这又是一个新的悲剧，马吕斯在婚后变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者，他忘却了曾经的战友和革命，像个“葛朗台”一般守护着自己偌大的财产，曾经受人敬仰的革命者到头来却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一类人，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性的悲剧。
在人生晚期，冉·阿让独自一人落寞地生活着。待马吕斯得知冉·阿让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后，他携着珂赛特来看望奄奄一息的冉·阿让。这位可怜的老人握着他们的手，进入了永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