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几位后妃真实的样貌是怎样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中,钟表修复师因为从事着修钟表这种格外精细的活计而被关注,我们没看够的那些叮叮当当的钟表,还能再一睹为快吗?

10月15日开展的“弘历的世界II——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暨18世纪盛清宫廷艺术的西洋风”特展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以“皇帝与贵妃”“清宫陶瓷新风尚”“清宫钟表”“艺林百工”四个章节呈现宫廷绘画、西洋钟表、瓷器等十数个工艺门类的百余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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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历的世界II”展览现场

“弘历的世界II”展览现场

流散欧洲的清宫皇帝后妃油画半身像

康有为曾谈及,中国“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当以郎世宁为太祖”。郎世宁(1688-1766)生于意大利米兰。他自幼接受了良好的绘画训练,对透视法运用娴熟,画风受到巴洛克风格的影响。19岁入耶稣会,被派到意大利北部港口热那亚会院,为当地教堂绘制过两幅壁画。康熙五十三年(1714),郎世宁以耶稣会修士身份前往中国,自此进入宫廷供职。他在紫禁城里度过了他的大部分人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逾半个世纪。

郎世宁在华51年,迄今其康熙时期的作品未见留存,最早的绘画活动始见于雍正元年内务府造办处汉文档案,但主要涉及花鸟、动物以及宫廷装饰静物画,如作于雍正元年的《聚瑞图》、雍正二年的《嵩献英芝图》、雍正六年的《百骏图》、雍正十年的《午瑞图》等,皆为其在清宫的早期代表作。

直至乾隆时期,郎世宁的宫廷绘画题材才有了明显转变——开始出现人物肖像,这种转变主要源自乾隆的宫廷审美对郎氏的改造,也源自郎世宁对乾隆的尊崇。乾隆对郎世宁的写实技能尤为看重,曾御题诗“写真世宁擅,绘我少年时”(郎世宁《平安春信图》)来赞誉他,几乎所有的帝后肖像画交由郎氏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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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平安春信图轴》

由于清朝皇帝不喜阴影,郎世宁据此加以改进,采用平光的效果,而使画面富有立体感且符合东方审美。绘制帝后肖像时,郎世宁将西洋油画技巧与东方审美相结合,开创了中西融合的绘画新风——一种经过乾隆皇帝改造而成的“新体画”,这成为中国早期油画的开端。

北京故宫博物院清代宫廷绘画专家聂崇正在一篇《谈清宫皇帝后妃油画半身像》的论文中写道:目前笔者曾经见到过实物及图像资料的清乾隆朝皇帝及后妃油画肖像共有九幅,分别是:《崇庆皇太后半身朝服像》屏、《乾隆皇帝半身朝服像》屏、《孝贤纯皇后半身朝服像》屏、《慧贤皇贵妃半身朝服像》屏、《纯贤贵妃半身朝服像》屏、《嘉妃半身朝服像》屏、《舒妃半身朝服像》屏、《婉嫔半身朝服像》屏和《孝和睿皇后半身像》屏。这几幅油画肖像原先都应为挂屏样式,而在欧洲收藏的几幅画,则已非原来的装满形制,有的画幅外面又加了个玻璃镜框。这些画幅均用油彩画干多层粘贴加厚的高丽纸上。上述作品到目前为止保存状况良好,但是因为高丽纸未经专门处理,它已经将画面上的油分吸走,作品完全失去了油润的光泽,所以有的鉴赏者还以为图画是由不透明水彩材料绘就。

《崇庆皇太后半身朝服像》屏、《乾隆皇帝半身朝服像》屏,图片来自《谈清宫皇帝后妃油画半身像》

《孝贤纯皇后半身朝服像》屏、《慧贤皇贵妃半身朝服像》屏,图片来自《谈清宫皇帝后妃油画半身像》

聂崇正认为,这些油画肖像,都带有草图、素材性质,是为制作帝后朝服像等而作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从绘画风格上来看,西洋画风格甚重,尤其是背景部分完全用色彩覆盖,不留纸或绢的底色,和传统中国“写真”画的风格大相径庭。因为在欧洲人传统的绘画观念中,画幅如果露出画布或画板的底色,就说明这件作品尚未完成。在描绘人物的面部时,注重解剖结构准确的同时,完全采用正面的光照,又减弱光线的强度,使鼻子、下巴下面的阴影减弱,同时避免出现侧面光照形成的强烈明暗对比,从而使得五官清晰,以符合传统中国人的欣赏习惯。

同时,聂崇正也考证发现,这批半身像中多件流散于欧洲,并由法国的博物馆、美术馆收藏,而它们似乎都出自法国弗雷(Frey)将军后裔的手中,并先后现身于近些年的拍卖市场。弗雷将军是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中法国军队的将领,当时驻扎在景山中的寿皇殿一带。寿皇殿是清朝专门存放故去帝后肖像的场所,弗雷近水楼台,就此将许多珍贵的中国艺术品作为“战利品”掠往欧洲,弗雷家族中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应当就是这样来的。

《纯惠皇贵妃油画像》现身

此次展览中最重要的一件展品就是被专家认为是唯一收藏在私人手中的郎世宁油画后妃肖像——《纯惠皇贵妃油画像》,这幅画2005年曾出现在欧洲的拍卖场上。这幅画经技术检测,被认为是绘于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以油彩绘制于多层高丽纸上,纵54.6厘米,横41.9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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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惠皇贵妃油画像》

画中的女子雍容高贵,神情娴静温婉,正值23岁盛年,身着金黄色缉米珠八团龙冬吉服袍,头戴东珠顶吉服冠,青绒点翠嵌东珠火焰纹金饰眉勒子。按《大清会典》中记载,金黄色为妃及贵妃所专用。耳饰为一耳三钳东珠耳坠,画面四周贴明黄色织金缎细边。画中的服冠,体现了清代宫廷服饰制度的严苛,其绣工、用料以及织造都很华美精致。

肖像面部以“退晕法”绘制,淡化明暗对比,仅用色彩晕染,就表现出清晰的立体五官。从绘画材料到装潢形制,诸如用纸、颜料、技法,均与故宫博物院现存清宫油画一致。

细节图

众多后妃中,纯惠皇贵妃苏佳氏在乾隆心中地位很高——她生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二十一日,乾隆元年(1736)被册封为纯嫔,乾隆二年被册封为纯妃,乾隆十年被册封为纯贵妃,乾隆二十五年(1760)晋封为纯皇贵妃,同月十九日薨逝,享年48岁。她被葬于裕陵妃园寝,那里埋葬着乾隆36位妃子,而纯皇贵妃位居第三,仅次于唯一的皇后与另一位皇贵妃。在她去世几个月后,乾隆甚至动用白银十三万两、历时两年重修裕陵,可见乾隆对纯惠皇贵妃的深切情感。

乾隆御极初年,郎世宁曾绘制一组帝后御容,即现藏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近七米的绢本长卷《乾隆皇帝及后妃像》(又称《心写治平图》卷),为乾隆皇帝及后妃共十三人的半身画像,并御笔“乾隆元年八月吉日”及后妃的位份。所绘十二位后妃中,皇后富察氏、贵妃高佳氏、纯妃苏佳氏、嘉妃金佳氏、婉嫔陈氏……皆为乾隆帝王后宫生活中最初的成员——纯妃排位第三。

本件《纯惠皇贵妃油画像》纵54.6厘米,《心写治平图》卷纵54厘米。两件尺幅相近,并可相互对应,这属于宫廷绘画的传统方式,即同一母题的不同创作,郎世宁同一时期绘制了油画与绢本设色两个版本:一为中式的高头大卷,一为西洋式的独幅肖像挂屏,从中可窥乾隆皇帝在中西艺术交融过程中复杂的内心世界。

《心写治平图》卷

此外,另有一件绢本设色的清乾隆《纯惠皇贵妃朝服像》曾在市场上出现过,于2015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以1.12亿元人民币成交,此画像旁有乾隆御笔题“纯惠皇贵妃”名款。比较其面容,与本幅画像及《心写治平图》卷中的纯惠皇贵妃确为同一人。

除本件展品之外,还有郎世宁《果蔬图》、郎世宁、乾隆帝合绘《平安春信图轴》、清宫廷画家合绘《寿意图册》、葛曙《柳枝双禽》及永璋《楷书七言联》等古代书画精品现身本次展览。

《果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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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意图册》

葛曙《柳枝双禽》局部

“清宫钟表”:西方世界打开中国的努力与来自中国皇权态度的互动

《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综艺也让清宫钟表受到关注。此次展览中则呈现了多件清宫钟表,如清乾隆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18世纪铜鎏金太平有象水法转花音乐自鸣钟、清乾隆—嘉庆铜鎏金御题诗西洋游戏人物钟、清乾隆铜鎏金转花西洋童子打乐钟等,旨在聚焦欧洲为中国宫廷特制的钟表作品和中国宫廷自制中西结合钟表,由此探究西方世界打开中国的努力与来自中国皇权态度的互动关系。

无论是艺术造诣还是技术水准,清乾隆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都体现了乾隆时期广州贡御钟表的最高水平。它所呈现出的中西交融与清代中西钟表文化交流、中国钟表制作的历史情况正相一致,反映出当时尤其是乾隆时期真实的历史面貌。

此钟上部葫芦腹部转花的底和葫芦中间的带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透明珐琅工艺,钟盘边缘、钟盘外面四角的料石花、大吉葫芦边缘以及顶部菠萝花采用的料石镶嵌工艺,钟体四周采用的雕刻精细具有浓郁西洋风格的金属雕刻工艺,中西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种东西方的兼容不仅在外观上有所体现,钟表内部的机芯也往往仿刻西洋字母或錾刻洋式花纹,有的干脆就使用西洋机芯。

清乾隆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

清乾隆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 细节

清乾隆御制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 细节

本次展览中的另一件座钟精品则是清乾隆-嘉庆铜鎏金御题诗西洋游戏人物钟。在表盘上以珐琅、墨彩、红彩书写嘉庆帝御制诗,诗曰“当今御咏:昼夜循环转,随时运不停,静观分刻数,岂敢自安宁”,出自《味余书室全集定本》(卷三),为嘉庆帝作于皇子时期的诗词。

清乾隆-嘉庆铜鎏金御题诗西洋游戏人物钟

钟分三层,下层安置音乐及活动玩意机关,布景箱内居中是一朵旋转宝石小花,两侧紧密直立的玻璃柱组成水法景观,其间以动物为饰。中层安置表盘,表盘其下饰水法,其外的钟壳则饰以蓝地珐琅彩彩绘,纹饰呈“孔雀羽”的造型,这在同类作品中不为常见。座钟上层饰活动翻杠西洋小人,再上饰菠萝头,颇具西洋情调。启动时,座钟有乐声叮当作响,伴以玻璃水法似瀑布般流动,宝石花卉绚丽旋转,翻杠小人上下翩然起舞,气氛欢乐,激情蓬勃,极具意趣。

清乾隆-嘉庆铜鎏金御题诗西洋游戏人物钟细节

除乾隆御制西洋钟外,还有英国工匠制造的铜鎏金转花西洋童子打乐钟,童子双腿跪地,符合中国礼仪。通体鎏金,凸雕串珠纹和毛茛卷叶,底座下设狮足,底座两侧正中饰浅浮雕双狮鹫,前肢相抵,与涡卷毛茛叶饰形成十字状。整器外形线条爽利平直,纹饰装饰线条却以椭圆、多边为主,形成曲直线的强烈对比,塑造一种奇妙而浪漫的形态。自鸣钟成为清代帝王、后妃宫眷们最为喜爱的玩具,足见其魅力所在。该钟是通过使节馈赠等途径进入清代宫廷的18世纪英国钟表代表。

铜鎏金转花西洋童子打乐钟

铜鎏金转花西洋童子打乐钟细节

铜鎏金嵌宝太平有象钟

清宫的陶瓷新风尚

特展第二章“清宫陶瓷新风尚”:聚焦郎世宁及其他传教士对年希尧、唐英在宫廷器物形制、釉彩、纹饰方面的影响。由此探究弘历猎奇求新的喜好、唐英的文人趣味及西洋艺术风格对十八世纪制瓷工艺创新的推进。

这一部分的展品有一件刚以2.66亿元创下中国陶瓷拍卖纪录的清乾隆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也有十年后再次公开亮相的清乾隆御制洋彩胭脂紫地番莲花卉套炉钧釉双象耳转心瓶。

清乾隆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

清乾隆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

清乾隆御制洋彩胭脂紫地番莲花卉套炉钧釉双象耳转心瓶

十八世纪时,中西文化交流繁盛,当时宫廷文化对西洋元素多有吸纳,康雍乾时期的西洋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东渐”之风深刻地与三代君主的精神生活产生互动:前者扩宽后者的文化艺术视野,后者的钟情和认同亦极大推动前者在清宫的影响,从进口料到国产料,胭脂红彩、珐琅彩、洋彩的创烧,从而启导了清宫西洋风瓷器的盛行。

雍正朝宠臣,内务府总管年希尧,监理御窑厂督陶九年,做过各种实验探寻新技术,并引进郎世宁等传教士画家的焦点透视法,于雍正七年(1729)出版了关于透视学的著作《视学》,丰富了宫廷艺术的造型语言。《视学》书木刻插图中,以多幅御窑厂瓷器线描图以表现器物的不同透视角度,亦可印证雍正朝御瓷塑形的科学与创新精神之源。本展中清雍正白釉模印菊瓣刻缠枝花卉纹花浇、清乾隆青花花卉团寿贯耳六方瓶,均可与《视学》之插图一一对应。

清雍正 白釉模印菊瓣刻缠枝花卉纹花浇

《视学》插图

清雍正 御制洋彩浮雕巴洛克式花卉螭龙纹花台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