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大约6800字，读完约15分钟
2021年9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戏剧评论学会会长靳飞出版《张伯驹年谱》和《张伯驹笔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谷曙光在《北京晚报》撰文《百无一可眼中人——由靳飞新著张伯驹论著两种说开去》，讲述张伯驹其人其事与靳飞写作新书的背后故事。
文章来源于《北京晚报》2021年9月14日，“若朴堂”微信公众号。
2020年春，正值冠病疫情炽烈之际，某日，靳飞忽然通过微信发来十余万言的书稿《丛碧先生张伯驹笔记》，并云：“老兄如有时间可翻一下，北京出版社开工后要印，倘得阁下一序，不胜欣喜之至。当然，看时间是否方便，不必勉强。”张伯驹也是我感兴趣的人物，翻览书稿，不免兴味盎然；写几行文字，更是情通理顺。奈何彼时我刚刚返京，而已经推迟的新学期竟开了五门网课，又有两种文献整理，出版社催逼甚紧……总之，去年春夏委实是个特殊的时期，正常的工作、生活因疫情而乱作一团。靳飞索序，我只好敬谢不敏了。
2021年夏的一天，靳飞忽又联系，随即快递了两本书，即一并推出的《张伯驹年谱》和《张伯驹笔记》（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21年9月版），这颇令我喜出望外，真有“既得陇，复又得蜀”之双倍获得感。更巧的是，我在今年8月的《读书》杂志上，新发表了《张伯驹的集外佚文与人生去就》。今读靳飞新著张伯驹两种，不禁浮想联翩，对伯驹其人其事又有些新的理解和认识。愿再写一文，既是靳著的书评，也算我本人续谈张伯驹，或可谓两全其美。
拳拳之情，透在纸间
我确实跟张伯驹有缘。早在读中学时，就开始注意他了。因我对京剧的余叔岩派极有兴趣，附带着，作为余派“第一名票”的张伯驹，就进入我的关注视野，对他的人、事、著述兴致日增。就著作论，无论是中华书局的《张伯驹词集》，香港首版、大陆再版的《红毹纪梦诗注》，还是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春游琐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素月楼联语》，等等，我都购藏。
对于一个你感兴趣的人物，自然想读到他更多的东西、了解他丰富多彩的人生。暑假中，靳飞的张氏二书，我长置案头，甚至连出差外地时，都随身携带，旅中消遣。我意外发现，我跟靳飞的阅读兴趣颇有交集，他早年受北京的《燕都》和香港的《大成》两种杂志的影响，立志为伯驹作谱作传，而《燕都》《大成》亦我心仪的杂志。或因余二人皆对其中的故国之思深有感触乎？
靳飞的《张伯驹年谱》，洋洋洒洒三十余万言，近五百页。一直以来，张氏只有非常粗略的简谱或年表；如此详尽的年谱，正是各界盼望已久的。我从书的署名上，看出了靳飞的品格。盖此年谱如署“撰”或“著”，并无问题；但靳飞偏偏用了“编著”，这就值得称道了。现在的文坛学林，不谦逊者颇不乏人，而靳飞的实事求是，倒值得表而出之了。
其实，张伯驹的年谱，多年来迟迟不能面世，是有原因的。一言以蔽之，难作也。伯驹是复杂的历史人物，面向众多，政治、银行金融、诗词、书画、收藏、戏曲、学术……横跨时代之久，交往人物之多，文献史料之繁，要求作年谱者学识渊博，具有苏东坡所说的“八面受敌”的功夫，才克承担；更要投入多年的心力，勤勉从事，方能有望成就。孙郁的序言里说：“几易其稿，凡十余年，拳拳之情，透在纸间。”良不诬也。
靳飞对所研究的人物，怀有一种真挚的情感。这是他内在的写作和研究动力。就像之前他写梅兰芳，没有功利之心，也是内生的动力一样，他为伯驹作谱作传，并不是任何的上级任务、科研项目或命题作文，他纯粹是自家的趣味和兴会，更是一种寄托和情结。我以为，这种研究甚难得，“无机心”也是最显品格和境界的。陈寅老念兹在兹的“为己之学”，庶几近之。扪心自问，我本人目前的研究和写作尚不能脱“俗谛”，故由衷生出“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歆慕来。
击中“要害”，挠到“痒处”
靳飞的年谱和笔记注重抓大节、聚焦点，突出要紧的关节，而不为繁缛的细事所遮蔽慧眼。1941年，伯驹在上海被绑架事，年谱和笔记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爬梳，颇见功力。伯驹自己、女婿楼宇栋、关系不佳的儿子张柳溪、参与营救的银行家孙曜东……两书不但将上述诸家之记述次第引来，还以按语指出其中的疑点、异处，启人思索。没有止步于此，靳飞更进一步挖掘一手史料，将保存在上海档案馆的盐业银行档案中的相关电文加以集中引用。这宗史料非常珍贵，看出伯驹被绑架后，盐业银行高层的态度、筹划和商讨。其中颇有些外界不知的秘辛，亦可见行内大佬与伯驹的微妙关系，真是稀见史料。
我曾经谈到，“《马思远》事件”在伯驹人生中何其重要，他晚年也以诗自嘲：“一朝天子一朝臣，舞榭歌台梦已陈。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红毹纪梦诗注》）后两句从清人“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化出，伯驹真个是为戏而“断送功名到白头”矣！但是现在的年谱中，竟无片言只字及之，岂非未击中“要害”、挠到“痒处”？……这是在看到靳飞著年谱之前，有此感慨。现检点新谱，1957年5月—9月，靳飞征引了大量重要史料，如《人民日报》的《筱翠花说：我要唱戏！》《文化部发出通令：禁演戏曲节目全部解禁》《筱翠花昨晚初演<马思远>》《强迫筱翠花演坏戏<马思远>：张伯驹是文化艺术界的绊脚石》、《文艺报》的《禁戏开禁记》等，这些文章前后形成了较严密的逻辑链、证据链，足以印证伯驹在“反右”前后的言论、行动、遭际，及其中的因果关系。不出我之所料，年谱最后还全文引了伯驹的“中州断送老词人”那首诗和释文，真是别有会心，大惬人意。
对于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实为伯父），靳飞花费了较多笔墨，这不无道理。镇芳攀附袁世凯，兴办盐业银行，而张家遂一度“贵为中州第一家”。伯驹的一生出处大事，都与镇芳关系密切。镇芳在政治上无判断力，理财上却颇有些手段。无镇芳，伯驹后之功业无从谈起。靳飞又引了陈寅恪论晚清士大夫清流浊流的经典论述，以看清镇芳的面目和行止，是有见地的。
年谱的征引虽博，但裁断亦精。换句话说，作谱者没有将自己淹没在史料的汪洋大海中。对于一些历史事实，年谱往往能引证多种文献，既显审慎，又有判断，还可互证。特别是年谱中的“作者谨按”，往往寥寥数语，但却干货甚多，或画龙点睛，或一剑封喉，或撕开画皮，可称弹不虚发。如张勋复辟失败后，张镇芳出逃被捕，年谱既引了伯驹的《盐业银行与我家》，还引了冯玉祥的《我的生活》，再加按语，指出伯驹记录有误，而抓捕镇芳的，实为冯玉祥，而非段芝贵。北洋军阀时代的官职复杂，不易厘清，而靳飞视情况引了《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亦见精审。
年谱笔记二书，对于伯驹的人生经历，描述颇为清晰，更能抓住重要关键。比如，张镇芳参与张勋复辟后被捕，伯驹其时才不到二十周岁，却因家遭变故，不得不抛头露面，与人周旋，更不惜代价，营救其父。这经历其实也是历练才干的。靳飞在笔记里说：“盘点张家在此次事件中的花费，……高达七十万元。冯玉祥率其旅参加讨伐张勋战役，事后报销军费才仅是一万元，则张家相当于输掉七十个旅的军费。”这一类比足见张家毁家救人，花费何其巨大，令人乍舌！后来，年少的伯驹又单独前往东北，求见张作霖，为其父争取盐业银行的利益。这些都看出伯驹具有一定的交涉能力，并非不谙世事的呆公子。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自任大元帅，拟用旧朝老人撑门面，而镇芳亦在网罗之列，但伯驹劝其父：“揆诸大势，胜败难言，以不出来为是。”仅此一句，就可知伯驹亦有卓见，纵非“生子当如孙仲谋”，但也绝不是“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老话说三十而立，三十岁亦是伯驹的人生关口。靳飞的年谱和笔记，对此反复申说，可谓有识。其人生，三十以前，是五陵年少、裘马轻狂；三十之后，则知非还折节，开始从事书画收藏、诗词创作、京剧研究和演出等新的生活。
笔记一书认为：“1936年秋至1938年1月，是张伯驹一生中的最高潮，娶潘素，唱‘空城’，收得《上阳台》与《平复帖》。”可谓公允，也是言人所少言。伯驹聪颖非常，三十岁改换人生方向，八九年间，即走上人生事业的巅峰矣。
伯驹的家庭生活、个人情感，复杂而多变，既不容易梳理清楚，更难以下断语。伯驹自言：“一个大家庭共居一处，大家都是享受懒惰，有鸦片烟瘾的就有十人之多。”真令人震惊。旧家庭死气沉沉，没有生气，因此他不愿长久待在天津家中。靳飞对此亦谨慎，他说：“伯驹情感丰富，其家庭生活亦至为复杂，不好妄下断语”。言说甚为得体。
勘破袖内机关
伯驹的字画收藏，始自清康熙帝的两条横幅，即“丛碧山房”和“嵩高峻极”。这不是偶然，背后大有深意存焉。靳飞在两书中，予以重点解说，能够识得伯驹心意，勘破袖内机关。读者可自去索隐，兹不费篇幅。
伯驹收藏的眼力，也是逐渐锻炼出来的，并非一蹴而就。伯驹开始收藏不久，曾有机缘碰到李公麟《五马图》、黄庭坚《诸上座帖》、米友仁《姚山秋霁图》等一批珍品，但他那时“道行不够”，没能留下最珍贵的《五马图》，失之交臂。靳飞指出：“从其退《五马图》和收《姚山秋霁图》之举而言之，张伯驹此时鉴赏书画的能力，尚非上乘。”这是符合实际的。
伯驹如仅购藏名迹，不过是多盖个印章，示人“曾在我家”；伯驹的不同，在于他还有研究能力。比如伯驹的记《蔡襄自书诗》之文，就记录了他关于宋四大家的观点。文云：“宋四大书家，按次序应当是蔡、苏、黄、米，而世俗多称苏、黄、米、蔡，大概是在音韵上念着顺口。有人以为蔡指蔡京，所以将其列在第四，是不对的。蔡书法出自兰亭，熟而不俗，乍看好学，实在难学。宋四家书传世者也以蔡书最少，而此帖又为蔡书最精之笔。”谈到宋书法四大家的次序，以及“蔡”究竟指蔡襄抑或蔡京。关于这方面，近年书法界不断有文章，不免叠床架屋；而伯驹早在1956年就有了结论。1957年，伯驹又有《谈晋代的书法》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这当基于他对《平复帖》的收藏和研究，故最有发言权。
盐业银行一步简史
伯驹的银行家生涯，靳飞二书，着墨甚多，且颇有新见。从其中，甚至可以看出盐业银行的一部简史来。对于一些民国银行业的重要人物，如吴鼎昌、岳乾斋、王绍贤、冯耿光、孙曜东等，书中亦多涉及，旁见侧出，增长新知。更进一步，年谱和笔记于民国政治、北洋军阀、经济民生等，都有或多或少的牵涉，细读犹如翻开了民国历史的老相册，生动鲜活，大有可观。
靳飞的书，很注意彼时的经济、物价和通货膨胀等，眼光独到。因为这些直接关系到当时人的生活，更与伯驹的收藏事业息息相关。书中罗列了张镇芳的遗产：盐业银行股票五十余万元；现款二十余万元；天津保定道住房一所、北平弓弦胡同一号住宅一所、老家项城土地三千余亩……其家产经复辟一役，已有较大损失。靳飞旋指出，这仍然要算巨富之家。可是，到底富到什么程度呢？还是不好把握。笔记一书一笔荡开，又出人意料地引了《邓力群自述》里的材料。邓氏三十年代初独自一人在北平汇文中学读书，一年的花费约需四百余元。而靳飞的结论是：“伯驹的家产，尚足可供应数千名中学生读书”。故称其巨富之家，令人信服。
又如，伯驹购藏字画的价格，每遇不同记载，年谱和笔记专门拈出。购藏《平复帖》的价格，有四万、三万、二万三种说法，乃一一引出。又，蔡襄自书诗册，购自朱家溍家，而伯驹与家溍所说的价格却不一样，亦特地点出……按，这不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也是有意义的。靳飞心细如发，不放过这些有出入的地方，还进一步解说：“伯驹文中在谈到收藏书画之价格时，每每与其他记录多有出入，有时伯驹自己亦自相矛盾，可见其对于孔方兄，实在是不大上心。”这并非多此一举，实可显出伯驹于财帛疏忽的一面来。贵公子大大咧咧，不惯记小账也。
人情练达，谈言微中
1931年在北平，以梅兰芳、余叔岩为首，联络众人，成立了国剧学会。这是民国时研究戏曲的重要学术机构。梅、余是天字号大名伶，以他们领衔，经费赞助自然好办许多。梅、余虽然鼎力支持，但并非主事者，学会的业务工作实以齐如山、傅惜华等人为主，而伯驹也是重要的出钱出力、乐于奔走的元老人物。伯驹更于晚年揭出，国剧学会之成立，背后有梅、程师傅徒弟之争，而伶人竞争的背后更有银行家的暗斗。然而，伯驹只是留下一篇短文，语焉不详。我多年前曾就《剧学月刊》立论，从这部期刊探察梨园隐情，亦认为刊物的背后逗露出梅、程党争。（参看拙文《<剧学月刊>：“剧学”理念的确立与戏剧研究的自觉——兼谈刊物的背景及“梅程党争”》）说实话，这个问题是很难措手的。现在，靳飞的书则有烛幽发覆之功，不但释读伯驹之文更进一步，同时还深挖细剖，令更多隐秘的史实浮出水面。难得的是，注意拿捏分寸，绝不夸大其词。如言对于国剧学会，王绍贤的作用大于伯驹，拍板出钱的当是吴鼎昌，就属知人论世；而指出为梅兰芳不平者，竟以盐业银行及其关联者为主力，更是探微索隐。民国时的名伶与银行，可谓一篇大文章，而靳飞是最有发言权者，他曾专门查阅民国银行的大量尘封的档案卷宗，期待继续做下去。
关于余叔岩不愿与伯驹共同署名出版《近代剧韵》，虽然有人指出，但却未见合乎情理的解读。靳飞的分析是一语中的的，笔记一书直言：“伯驹书生气十足，其学戏时间不长，而且其本人尚有较重乡音，却胆大妄为地动手编辑京剧剧韵，要为京剧‘立法’，可谓是费力而不讨好。”说得直白点，就是伯驹对此缺乏自知之明。
年谱善于利用近现代人日记，我看到的就有《那桐日记》《许宝蘅日记》《潘光旦日记》《马衡日记》《郑振铎日记》《昆曲日记》等。这意味着靳飞的阅读量巨大，但收效亦多，功夫不亏人。1950年代的伯驹年谱，如果不是较多征引《许宝蘅日记》，则会显得单薄许多。因知著名如伯驹，其直接史料亦不易得也。靳飞的书还特别注意引用那些与伯驹有交往的文人的文章，如潘伯鹰、朱家溍、王世襄、启功、张允和、周汝昌、吴小如师等，这样的记录，令人更觉真切可信。
文革中，陈毅去世，将星遽沉，伯驹与其交往颇深，引为平生知己，送挽联云：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因特殊的背景，此联亦不脱时代气息。据说这联竟成为伯驹晚年改变际遇的一个关键。但我总有些怀疑。年谱的处理是：“有云毛泽东注意到张伯驹所送的挽联，询问伯驹的近况。”这个“有云”也是有斟酌的，处理恰当。
不必讳言，伯驹亦有文人大言的毛病。他曾说，抗战胜利后，第十一战区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问他：“唐山市、石家庄市，你愿当哪个市长？”伯驹答曰：“我都不当，还做我银行的事。”读者看了，或对伯驹生出一种钦佩，以为其淡泊。但正如靳飞指出的：“孙连仲要请张伯驹做唐山或石家庄的市长，只能理解成一种客气，张伯驹亦是客气回应，此系旧日官场惯用辞令，不可信以为真。”此言得之，盖客气假象也。靳飞阅人无数，人情练达，一眼看破；而吾等书生，就被伯驹轻轻骗了去也。一笑。
作谱作传，岂容易哉！不必讳言，靳飞的张氏二书，几五十万言，亦有疏漏、讹误或饾饤的地方，这本无足怪。
我曾经指出，抗战胜利后，伯驹亦插手美术界事，且与徐悲鸿有龃龉，可惜年谱对此未有涉及。伯驹抗战后任北平美术会会长。请看1948年3月26日《大公报》的新闻——《美术界昨庆美术节》，小标题却是“一个美术节分两派庆祝，你开你的会，我开我的会，张伯驹、徐悲鸿等均分别致词”，已透露出张、徐“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玄机。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北平美术界，徐悲鸿主导的艺专学校与伯驹的美术会，势同水火，发生了著名的“国画论战”。此事的背景较复杂，拙文不详述。按，张、徐二人并无个人恩怨，更多的是观点、师承、派系、道路等的抵牾。我说过，关于这方面，美术界已经有所钩沉；但研究张伯驹者，似知者无多。这在伯驹的人生经历中，自不应被忽略。
靳飞二书还有些细枝末节的疏漏，如言谭鑫培1916年去世（实为1917年）、《戏剧丛刊》出三期即停刊（实出四期，书中两处谈到，一处错，一处对）、词牌《渭城区》（应作曲）等，若有再版机会，可细致校改，以便更臻完备。
忍对无边风月，如此江山
当日北京的中央公园（即今之中山公园），是文人墨客常去的风雅之地。我曾见伯驹的一首佚作，即《中央公园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中的《浣溪沙·稷园赏牡丹》：“炫夜珠灯照睡妆。露浓烟重转回廊。罗衣归去染天香。 回首京华年少梦，匆匆过了好时光。羞将潘鬓对花王。”潘鬓当然是用典，指鬓发斑白；而我竟联想到了潘素，倒是有趣。此时伯驹尚未逢潘妃也。
伯驹是老牌子的遗老，而靳飞乃今之遗少，遗少写遗老，真不作第二人想。淮海、小山被称作古之伤心人，而伯驹乃今之伤心人。1951年春节，伯驹作《鹧鸪天》“雨岁平分般送迎”、《蝶恋花》“银烛垂消鸡报晓”，年谱皆引全作。靳飞复加按语云：“均极抑郁消沉，全不似新年景象，未审伯驹有何心事乃至于此。”新旧时代鼎革，遗老遗少凄惶失据，满腹心事，谁是知音？“人间难了悲欢事，旧去新来尽此生”……新政权令伯驹充满了日薄西山的恐惧乎？或许冰雪聪明的伯驹已经预感到他未来的坎坷命运了吧？
靳飞把袁寒云题赠伯驹的对联“十有九输天下事，百无一可眼中人”印在年谱的书前，可谓巨眼英豪。我能感觉到，伯驹是把寒云作为自家偶像的。早年寒云作《辛丙秘苑》，痛斥张镇芳为反复小人，而伯驹不以为忤，仍旧倾慕。后寒云、伯驹冰释前嫌，交好如玉帛。我姑且以寒云之联，作为拙文的标题。“忍对无边风月，如此江山”，以伯驹的孤傲，可谓当代能为青白眼者，果真是“百无一可眼中人”。我突发奇想，不知过了几世几劫，他年伯驹地下倘逢靳飞，当示以青眼乎？我真的以为，靳飞是伯驹的异代知音。 ■
文章来源于《北京晚报》“若朴堂”微信公众号。
图文编辑：董奕萱
责任编辑：王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