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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圆明园罹难161年。

《造园论》作者、18世纪法国文人达尔库尔公爵对当时相继受到追捧的三种庭园类型做出如下的定义:

“法国人依据几何图形打造庭园,英国人在牧场内安置家园,中国人则在窗前制造让人害怕的瀑布。这是打造庭园的三种恶习。若不对这三点加以修正,则无法达到真正的美之境界。”

1860年10月18日,圆明园被焚毁。

按照后藤末雄博士的说法,“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重大损失,也是全世界人类的一大损失”(《中国思想西渐法兰西》)。

的确,在当时,北京与罗马并列为世界两大文明都市,在北京附近建造的圆明园收藏有大量清朝皇室艺术品,其价值堪比西方的凡尔赛宫。根据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阿蒂雷的记载,由畅春园、长春园、万春园这三个园林构成的圆明园,其面积与整个第戎市相当,园内有无数大小不一的水池和山石、大型的植树和花园,还有散布其间的四百间亭台楼阁。这些亭台楼阁的屋顶用红、黄、蓝、绿的瓦片装饰,在可以泛舟的池塘边,有用土堆砌而成的人造山坡。让阿蒂雷眼前一亮的是,蜿蜒曲折的人工河、模仿自然打造的岩石,上面还有茂密生长的自然植物,仿佛一座人造小山。在欧洲庭园的设计传统中,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些不规则性、非对称的展示以及巧夺天工的设计,让他从心底为之惊叹。正如前文所述,欧洲18世纪风景式庭园的风行,多归功于这位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

然而,在与驻留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的交流过程中,对于西洋的审美趣味,乾隆似乎比任何人都更为熟悉亲近。与欧洲那些欣赏中国风情的赞美者相对,他希望能在圆明园建造西洋式的宫殿。仔细一想就会觉得理所当然,这只不过是东西方为彼此带去对异国情趣的向往,并以这样的方式体现出来了而已。望着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西洋铜版画时,乾隆早已在心中勾画出欧洲风宫殿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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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西洋楼铜板画

决意建造西洋楼后,乾隆亲自选定长春园北界的区域,并叫来合意的宫廷画家伽斯底里奥内,命他完成设计图纸并挑选合作者。尽管曾经师从安德烈亚·波佐,但在来北京之前他只画过宗教画。伽斯底里奥内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画家,却突然被命令完成建筑家的工作,这是非常困难的。修道士们为了帮助他完成中国皇帝的指令,从本国寄来许多建筑理论书籍,其中包括著名的迪塞尔索的著书《法国最优秀的建筑》(第一卷),以及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拉丁语版、法语版和意大利语版等。

伽斯底里奥内设计的是巴洛克风格的宫殿,而且列柱和螺旋装饰绝大多数采用了普罗密尼风格的样式。尤为重要的喷泉的制造,则交给了法国传教士米歇尔·伯努瓦。同样,伯努瓦尽管精通天文学和物理学,却并非水力学专家,只不过是普通的传教士而已。另外,协助伽斯底里奥内共同完成宫殿及庭园建造的,还有德国传教士、画家西格尔巴尔特和出生于佛罗伦萨的建筑家莫吉。当然,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作为助手的中国工匠自然必不可少。然而,驻留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尽管都不是专家,但在必要时刻终究还是完成了使命,对于当时的科学技术,他们所掌握的知识面之广,让任何人都不禁为之惊讶。自1747年到1759年,这项工程历时十二年才完成。

最初,按照宫廷繁琐的规矩,传教士们只被允许在一定时间内进入圆明园,而且是在宦官及官吏的监视下工作,处于一种非常拘谨的状态。但过了两三日后,这种规定就被废弃了。传教士们可以在任意时间自由出入圆明园。按照中国自古以来的惯例,这绝对是难以企及的特权。傍晚时分,他们便回到位于北京和圆明园之间名为海甸的小村落,那里有他们的宿舍。这段路程将近二里,每天早晚坐在骡背上摇晃着赶路,非常痛苦。此外,在广阔的园区内,要在相隔一里甚至二里的工地间来回巡视,有时还要去急迎皇帝御驾,传教士们在这些方面经受的劳苦,在前文提到的后藤博士的著作中有详细记载,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他的著作。特别是伯努瓦为了建造喷泉所花费的苦心,可以说到了令人心酸流泪的地步。

谐奇趣 南面

谐奇趣 北面

圆明园共分为三个区域,在最初划定的区域中建造的第一幢西洋楼便是“谐奇趣”。根据法国耶稣会士的报告,这个建筑物“与凡尔赛宫和圣克劳教堂近似”。整幢楼体以柯林斯风格为主题,统一采用了大理石和意大利式白釉花纹陶器,左右呈“コ”形展开的别馆翼墙则由玻璃回廊进行连接。然而,最得皇帝欢心的是“谐奇趣”楼前由伯努瓦精心打造的喷泉。坐在窗前的龙椅之上,宠妃服侍在左右,皇帝毫不厌倦地眺望水柱喷上落下。在水池边、岩石上以及水池中,还设有十几座鹅、羊、鱼等青铜制动物像,从这些动物口中可以喷出水柱,表现了动物之间戏水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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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造景

跨过桥就到了第二个区域,三面被运河环绕,名为“花园”的迷宫式庭园中央,有一个大理石亭子,再往前走就是第二幢西洋楼“海晏堂”。这个名称来自露台上为喷水池供水的巨大蓄水槽。“海晏堂”虽在很多细节上可以看出巴洛克风格,但整体的设计灵感则来自特里亚农宫和凡尔赛宫正对的广场。有趣的是,位于建筑西面大台阶下方的喷泉,还有计时的功能。十二生肖分别排列在喷泉左右,从老鼠到猪,每过一小时,对应的小动物就会喷出水来。到了正午时分,十二铜像口中会一齐喷水。这正是伯努瓦倾注全力的作品,也让原本就喜爱喷泉的乾隆尤为欢喜。

伽斯底里奥内还在圆明园内设计了其他建筑物。比如“蓄水楼”是一种为喷泉供水的储水装置,与路易十四时代著名的马利水力机械类似。另外名为“竹亭”的建筑物,是用彩色玻璃和贝壳镶嵌装饰而成的竹屋。“线法山门”则是用涂了釉料的瓦片堆砌而成的三个拱形凯旋门。

“养雀笼”的壁画上绘有泛舟图和雉鸡,这是一个巨大的鸟笼,里面养着包括孔雀在内的各种珍奇禽类。“方外观”附有大理石扶手楼梯,与枫丹白露宫相仿,在大台阶的左右两侧还建有西洋风格的瞭望台。后来,皇帝为了获取生于新疆的香妃的欢心,将“方外观”改建为清真寺供自己的宠妃做礼拜。

1977年 《郎世宁圆明园西洋楼》版画

第三幢西洋楼“远瀛观”,据说同样是为了香妃而建。在“远瀛观”的正面同样建有巴洛克式喷泉剧场般的大型喷泉,喷泉周围十几只狗朝着位于水池中央位置的青铜制的鹿喷射泉水。为了抚慰当时身处异乡的香妃,皇帝命令伽斯底里奥内在木板上用油画颜料绘制香妃故乡的风景,并将其做成类似于幻灯片的装置,立体呈现。只有在这种时候,皇帝才允许他使用西洋式的远近法创作油画。

西洋楼室内,主要用路易十五赠送的高布兰生产的绒缎、法国宫廷美女的全身像、豪华的镜子等进行装饰。据说,因为有很多欧洲君主赠送的大面镜子,皇帝便将其切割成小块,以便镶嵌在窗户上。然而,在西洋巴洛克式庭园中必然会看到的女像柱或裸体雕像,在圆明园内一个都没有,这一点颇为奇妙。要说理由的话,自然是乾隆并不喜好这些。建筑物白色的大理石柱和红色的瓦墙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人喜好的多种色彩混用的做法,多少让人联想到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宫殿。或许是出于对中国传统的尊重,所有建筑物只有屋顶部分采用黄、蓝、绿的瓦片加以覆盖。如果说这是一种恶趣味的折中风格,似乎也可以,当然也可以将此看作是某种优雅的表现。事实上,参与宫殿建造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应该不会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抱有不满吧。

实景电影《火烧圆明园》

1860年,英军首领额尔金伯爵和法军首领孟托邦率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大肆掠夺整整两天,最后纵火焚烧圆明园,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废墟。

被英法联军掠走的宝物,其中一部分被掠夺者献给了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三世。这些宝物现在应该也被收藏于两国的国家博物馆。

如今,当我们追忆被火烧的圆明园时,或许只能凭借1786年左右由伽斯底里奥内的中国人弟子亲手雕刻的二十枚铜版画了。根据耶稣会士的报告,这些铜版画是在乾隆跟前,根据皇帝一个个细致的指示,由中国的铜版画家们倾注心力雕刻完成的。这一系列中的一组作品,由北京的耶稣会士寄送往巴黎某出版业者手中,之后几经转手,拥有者几度更换,最终安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我也得以在这里观赏这些铜版画的复本,神游至18世纪的欧洲和中国,写下这篇文章。

本文选自涩泽龙彦《巴比伦空中花园》

编辑丨里小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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