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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一本题为《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的书在伦敦出版了。
这时，最后一支坚持作战的太平军在广东溃败，天国的大幕已彻底落下，但该书作者呤唎（F·A·Lindley）却仍然相信：“太平军将会像‘不死之鸟’一样从他们以前光荣的灰烬中复活。”
就像李鸿章曾“借师助剿”———与洋枪队合作镇压太平军一样，太平军也曾招徕了诸多“洋兄弟”，他们既是太平军的军事顾问，也为太平军冲锋陷阵。
呤唎，即是其中之一。
在加入太平军的同时，他也进入了一个“太平天国梦”。直到去世，他都不愿从这个梦中醒来。
太平天国之路
1859年，呤唎乘坐英军的“埃繆号”来到香港。这一年，呤唎19岁，是一名年轻的英国海军军官。他出生在伦敦，父亲也曾是一名英国海军军官。
初到香港，呤唎写道：“我跟初到中国的外国人一样，对那些薙发、蓄猴尾的奇形怪状的男人颇觉讨厌。这种可怕的蓄发习惯不能弥补他们的微斜眼睛和怪异容貌上的残酷表情。”
他有这种感受，并不奇怪。自从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以来，西方人已经普遍接受了马戛尔尼使团为中国人所做的画像：中国人像蚂蚁一样没有个性，也像蚂蚁一样繁忙。男女没有什么区别，一律穿着蓝布衫、宽袍长裤，甚至连面貌表情都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像奴隶一样被统治、镇压，也像奴隶一样驯服、顺从。
但就呤唎而言，与其说他在厌恶当时的中国人，不如说他在厌恶当时统治中国的那个满洲朝廷。
他写道，到香港的第一天，他就花了三个小时，雇了一顶轿子四处闲逛，去接触中国人，去发现他们“有趣的特性”。之后，他也常常到餐馆里，和中国人聊天。他告诉中国人“关于铁路、气球、海底电缆等情况，他们也告诉我许多香港的生意经和中国政治的消息”。
当他和一些中国人成为朋友后，他们也很乐意向他们畅所欲言。他写道：“我的朋友们一直大声赞扬这个殖民地，说香港的一切都是呱呱叫，但对自己国家的情况和满清政府，则激烈表示不满……他们为了逃脱满洲统治者的暴虐和掠夺，于是抑制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成群结队地移居到香港来。”
带着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好奇心，呤唎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香港出发，沿海岸向北航行，游历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
在汕头，他看到了一场反清运动，“离城二十英里的一个地方，人民的公然反叛已经有许多年了。省里的制台几次派兵镇压，都遭失败，只得任其自治。”
在福州，他记录了一场当地官员对商船的镇压，“福建制台出了告示，因广东人有违法行为，不准入内河贸易，但这告示尚未传遍，就有三艘满载货物的广州大船驶入了内河……触犯禁令，全遭屠杀，船只和货物也均被籍没。”过程堪称野蛮，官军先是炮击，然后登上商船，把水手“剁成几块”。
呤唎写道，他像在香港时一样，“每到一地，我总是尽量跟本地人相处在一起。我发现他们都深深痛恶当前的统治者。”
从这些观察出发，他不自觉地成为了一个辩护者，为当时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的形象进行辩护：“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为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邪恶的满清政府造成的……横恣暴虐的专制摧毁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又有什么奇怪呢？”
在这一路上，他也不断听到关于太平军的消息，到上海时，他已经产生了接触他们的想法。他写道：“我对清军的印象不好，因此渴望对他们的敌手有所了解。太平军不仅宣布要推翻暴虐的异族统治，并且宣布要在国内扫除偶像崇拜建立基督教。我决心放弃原来的职务，以便可以比较自由地行动。”
他辞去了军官职务，到一艘悬挂英国旗的中国商船上入职大副，从上海到苏州去采购生丝，借以获得观察太平军的机会。
一个来自英国的年轻人，做起了他的“天国梦”，而且他知道，太平天国也开始于洪秀全的一个异梦。
1837年，洪秀全在第三次应试落榜后，大病一场，昏死在床。人们以为他死了，结果他醒来，讲了一个梦：一龙一虎一雄鸡走进房间，后面跟着一群人。这些人一路奏乐，抬他到一处光明之地。一位金须黑袍的老者接待了他，交给他一把剑，让他回人间斩妖除魔。
在当时，即有许多观察者认为，这是洪秀全在巨大压力之下，所出现的精神失常，但呤唎却认为：“洪秀全的异象，虽然如此奇异，并在许多要点上具有重大意义，但只有以某种凡世的工具作为媒介，才可以收到凡世的效果。这一点后来毕竟在洪秀全的身上实现了。”
天京的美丽新世界
这个“实现”，在呤唎的眼中，即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出现。
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这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意味。对洪秀全来说，意味着新秩序的产生；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意味着暴乱和死亡。
当呤唎踏上天国之路的时候，一个名叫艾约瑟（Joseph·Rdkins）伦敦会传教士也在观察并试图进入天国。这个传教士认为，天平天国的出现，是先知预言“我必震动万国”的应验。为此，他带人乘船从上海前往苏州，在第四天晚上，黑暗中他们的船桨频频撞到一些东西，伴随着难以名状的腐臭味。他们点亮灯笼，所见几乎让他们瞬间昏厥——前方无数原木般的尸体塞满了河道，并向他们漂来。他们奋力划桨，漆黑中船桨嘭嘭直响。最后他们耗尽了力气，在浮尸群里沉沉睡去。
另一个传教士，美国人罗孝全（Lssachar Roberts）则兴致勃勃地到了天京。他在广州曾经短暂教导过洪秀全，以为自己会得到礼遇，但诸王坚持要他向天王下跪。他一直拒绝，也就一直没见到天王。
最后，诸王终于同意他拜见洪秀全。当他浑身不自在地站在成排的身穿朝服的太平天国文武百官后面时，干王洪仁玕突然厉声大喝：“罗孝全，跪！”受此惊吓，他两腿一软，不由自主地跪下了。
至于那众多的中国农民，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只能选择逆来顺受。他们所期望的，只是比较幸运地沉默地活着，而非不那么幸运地沉默地死去。
比如，当英国外交官巴夏礼在长江边上，试图询问一个农民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时。这个农民长久不愿答话，直到他确认了除巴夏礼外任何人都不会听到他的话，他才说，清军、太平军没什么两样，在两者底下他都没好日子过。
以上不愉快的见闻或感受，全都没有出现在呤唎的天国之路上。他如愿地，见到了那个美丽新世界。
1860年，他从上海乘船前往苏州。一路上，他见到“很多村庄，全都繁荣兴旺”；他见到太平军“举止有礼，态度和蔼”；他也很顺利地拜访了忠王李秀成，“他以谦虚亲切的态度对待我……用英国礼节跟我握手。”他还参加了太平军的礼拜仪式，“成为他们的会众之一”。
此行，对呤唎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他拿到了一张盖着李秀成印章的凭照，这相当于他加入了太平军，而且以此凭照，他可以在太平天国境内各地自由通行。
几个月后，呤唎第一次进入天京。在他的笔下，这座城市美丽且庄严，有着一个理想社会应有的空间和神情，“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好最美的中国城市。许多巍峨的殿宇和官邸占有显著的地位，街衢宽阔清洁，为中国所罕见。人们显出了自由欢畅的神情，完全没有满清治下的中国人那种猥琐卑贱的样子。”“天王府头一道庭院置大锣数面，每日祈祷，鸣锣为号。锣声挨户传送，直至城中遥远的角落，再由城上的哨兵传到四郊。城内城外，人人屈膝祈祷。”
他追随李秀成出征湖口。在离开天京时，组建了一支由他率领的炮队，“携带3门法国式轻型6磅野战炮”；到了战场，“向冲过来的敌人骑兵开火……葡萄弹和霰弹落在密集的人群马群中间，歼灭了一排一排的敌人。”
他教导太平军演练一种中西参半的阵法，也把铸造炮弹、制造引信和炮位瞄准的知识教给一些太平军军官。并感慨：“中国人本来就善于模仿，这些自由的中国人更易于教练。”
他到上海去为太平军采购军火，“找到许多有着欧式大木船、宁波船及其他江船的欧洲人，告诉他们和南京贸易的各种利益”，让他们一起“从事这个冒险事业”。
《投名状》剧照
他还受命在上海为太平军招募更多的“洋兄弟”，“数天内得到了十余人。这些人全都品格良好，特别适于充任军事教官……还有我的一个友人乔治·怀特。”
一场冒险一场梦
就像20世纪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外国志愿者一样，呤唎把自己视为太平军里的志愿者，认为自己是在帮助遭受奴役的人们获得自由。而且，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在他的笔下，天平天国有一种浪漫革命的调子。
当然，有时他也会自问：“我怀疑是否由于我的个人之见使我看不到他们（太平军）的缺点，以致不同意那些革命反对者的各色各样的可怕描述。我甚至企图说服自己，认为自己愚蠢地受到了太平天国人们的伪装的欺骗，没有认清他们真正的品质，而那些敌意的报导却是真实的。”
事实上，他之所以成为太平军的“洋兄弟”，正是一项虚虚实实的外交政策的结果。
1859年，洪仁玕到达天京，并在族兄洪秀全的支持下，扶摇直上为太平天国第二号人物。他曾长居香港，是一名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导者。对太平军、清军长期拉锯战的局势，他认为，双方谁先争取到国际资源，将成为最终胜出的关键。
为此，他不断向外界释放善意信号，宣称天京欢迎所有的“洋兄弟”，并命令所有的太平军都要对“洋兄弟”友好相待。他的带有强烈西方色彩的《资政新篇》刊行后，更是制造了一场轰动，吸引了众多西方人想到天京一探究竟。
但是，洪仁玕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实际上，他清楚地知道，天国的内政，以及连绵的战争，都不会让《资政新篇》在现实中落地。它其实是一份宣传品。最终，他也像天国的其他王一样，喜欢上了权势、华府和世间的财宝。
1861年，一个名叫郭修理（Josiah·Cox）的伦敦会传教士前来拜访，谈起往事，洪仁玕不自觉地放下了干王的架子，垂头丧气地说：“世上多的是在天上无一席之地的王。”
这时，英国也已正式开始了对清廷的支持。当湘军围攻安庆时，英国公使卜鲁斯按照恭亲王奕訢的要求，警告所有外国商船不得到安庆贸易，而此前安庆一直可以通过洋船获得补给。这使安庆在饥饿中陷落，天京也失去了门户。随后，洋枪队的冒险家首领也按照李鸿章的要求被撤换，英国军官戈登走马上任。
查理·乔治·戈登
商业利益是导致英国人改变态度的根本原因。比如，工业革命发源地兰开夏的纺织业有赖于中美两国局势的稳定，因为中美是英国产品最重要的两个海外市场。起初，英国人对支持太平军还是支持清廷，一直保持观望态度，但当美国也爆发了内战，英国人急需扩大中国市场弥补损失以免失业潮席卷英国，就无法再作壁上观了。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英国人如愿获得了汉口等诸多新的通商口岸，而且，清廷的巨额赔偿以关税为担保，也戏剧性地把英国与清政府紧紧绑定。
倾斜的政治天平，加速了天国的覆亡。但呤唎还想为天国做最后一搏。
1863年5月，雨花台失守，天京告急。江北的太平军回师救援。呤唎率领一支25人的“洋兄弟”志愿队，以“一门英国海军32磅炮、一门18磅炮、一门法国巨炮和几门良好的中国铜炮”，协助太平军死守和天京隔江相望的九洑洲要塞炮台，掩护援军渡江。当所有太平军都过江后，九洑洲要塞也成为了一座孤城，受到湘军的围攻，“轰隆之声不绝于耳，九洑洲炮台完全笼罩在弥漫的浓烟之中”，呤唎的妻子玛丽、友人埃尔战死，他“也被一颗子弹射中”，一度“失去了知觉”。
1863年11月，他和友人怀特等人袭击并夺取了“洋枪队”的一艘汽船“飞而复来号（Firefly）”。这艘船装备精良，有32磅炮一门，12磅炮一门，随即成为太平军的无锡保卫战中的重要角色。
呤唎也因此成了李鸿章眼中的“洋匪”，以及英国领事眼中的“海盗”。
在《无锡合围折》中，李鸿章写道：“二十六日五鼓，忠逆带大股二万余由苏州西路绕来，乘雾拥扑万寿桥……已刻雾开，贼忽由高桥出水陆数千，以洋匪所抢飞而复来轮船冲散王东华、孙善成等水师，至万寿桥河口连开炸炮。”
1864年初，英国领事拘捕了在沪就医的怀特。几天后，怀特死于监室。同一年，呤唎亦因病重回到英国。
两年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呤唎为他和怀特辩护：“如果俘虏那艘汽轮就是海盗行为……如果直接由太平军总司令（李秀成）委任的我是一名海盗，那么并未受到清军委任而仅由满清地方官吏雇佣的英满分遣队司令戈登少校又是什么身份呢？”
这时的他，由于不知太平军余部已溃败，还在幻想着天国的未来， “如果太平军明智地与捻军会合，其结果必获成功，这是毫无疑问的。清军没有外国人的帮助，是无法与这两个强大的革命军中的任何一个对抗的。”
他还引用《新约·哥林多后书》来表达这一信念，“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
在书中，呤唎自称“太平军上校”，军阶高于戈登。他也再次对英国的干涉行动提出抗议：“英国的非正义干涉已经把中国置于普遍的混乱状态。全体满清官吏的残暴和腐败总是成为激起地方起义和大规模起义的主要原因……愤懑的中国人既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成功，就只有参加其他的反叛。”
几十年后，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辛亥革命爆发两年前，伊藤博文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说，西方人在中国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协助清廷扑灭了太平天国。这是中国朝代自然更替的一部分。当时满清已山穷水尽，而戈登等人延续了它的寿命。事后满清的作为，无一证明它值得一救。垮台是必然的，而延后的垮台将使得“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
《投名状》剧照
作为一名反殖民主义者，呤唎归英后还写下了《中国海域巡航记》、《一名阿比西尼亚人看阿比西尼亚战争》《寻求根源——或者南非金矿的探索》等书。
1873年3月29日，呤唎在伦敦因心脏病去世。在死亡登记表上，他的职业是“前太平军陆军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