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府太中严公九日南山诗》被认为并非杜甫所书
四川巴中石窟《唐严武奏请赐巴州南龛亭题名表》（清末民国皮纸拓）
杜甫草堂钱绍武所塑杜甫铜像
传为杜甫《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
唐林/文
在整个巴蜀文化史中，从外乡进入巴蜀进行文学创作，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家就是诗圣杜甫。杜甫诗人的光芒太盛，几乎掩盖了他的另一个身份：书法家。为什么说杜甫是书法家呢？他在四川有没有传世书法？这些传世书法是真的吗？
九龄书大字 往来有名家
杜甫半生潦倒，“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安史之乱后甚至到了靠挖野菜、拾橡栗充饥的地步，最终决定全家离开同谷（今甘肃省成县）南徙，到秩序安定、经济繁荣的蜀中。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十二月一日入蜀，在朋友帮助下，筑草堂于浣花溪畔，“舍南舍北皆春水”，有了安静的生活。此后到绵州（今绵阳市）、梓州（今三台县）、阆州（今阆中市）住过一年多，一直到765年才离开成都沿江东下，在云安（今重庆云阳）小住之后，766年移居夔州（今重庆奉节），在夔州都督柏茂琳的帮助下，在此修建一所草堂，住到768年才乘船离开赴江陵。两年之后，客死他乡。
从759年到768年，杜甫在巴蜀生活的时间总共8年又两个月，川西、川北、川南、川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蜀期间，其诗作进入成熟期和丰收期，仅在成都就作诗271首（包括蜀州、新津、青城、绵州和重返成都途中所作的23首在内），在夔州（今重庆奉节）作诗429首。这一时期，他写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千古绝唱。杜甫的诗人光芒太盛，几乎掩盖了他的另一个身份：书法家。
杜甫善书，文献史料多有记载。 元代郑杓《衍极》卷四《古学篇》称杜“以意行之”。刘有定注称杜甫“善楷、隶、行、草。”《衍极》是一部书学论著，其书自仓颉迄元代，凡古人篆籀以极书法之变，皆在所论。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亦谓杜甫“于楷、隶、行、草无不工”。明人胡俨称他：“字甚伟怪。”
杜甫善书从其诗歌中也可寻得线索。《壮游》一诗中，杜甫自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他9岁的时候，已经能写得一手好字，临摹用的纸张装了满满一口袋。从这句诗，足见杜甫幼年执管临池之勤奋。而《莫相疑行》云：“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当他在中书省政事堂用毛笔写应试文章时，很多集贤殿书院的学士们都围着他观看，钦佩不已。
据有关史料记载，青年时期的杜甫曾相继与著名书法家李邕、张旭、郑虔、顾诫奢结交过从。关于杜甫书法风格和地位，王永鸿、周成华主编《中华书法千问》一书这样评价：“杜甫书法赞赏古而雄壮的风格，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内容，在唐代是很有深度的书家。”
书法理论影响后世
杜甫不仅是书法家，还是论书家。杜甫一生写诗3000多首，其中有100余首论及书法，记录了他与张旭、郑虔、韩择木等著名书家的交游，还为他们写下众多诗篇，包含了众多独特的书法美学思想。著名的论书诗有：《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李潮八分小篆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等。从后世影响来看，他的论书诗远远高于他的书法。
《李潮八分小篆歌》是杜甫论书诗（纯粹讨论书法）中的名篇。唐代书法家李潮是杜甫的外甥。唐大历年间（766年－779年），杜甫在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李潮求其作歌，杜甫遂作此诗：“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寂不闻。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
在这首诗中，杜甫具体陈述了自己的书法观:一是书法讲究骨力，以瘦硬为上，“瘦硬”方“通神”，以李斯、蔡邕、李潮为代表；二是书法以古为上，“张旭非古空雄壮”；三是古代书体演变的由来是“大小二篆生八分”；四是李潮的篆书当时第一，书法水平在张旭之上，隶书在韩择林、蔡有邻之上。“瘦硬”即“笔姿细劲有力”。在这首诗里，杜甫大胆提出“书贵瘦硬始通神”的美学原则，成为后代不少书论家尊崇的信条。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论书绝句》中的“行笔如乱水通人过，结字如悬崖置屋牢”等语，亦直接套用杜诗《山寺》中的诗句，足见杜甫论书诗影响之深远。杜甫另一首著名的论书诗是《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其“有练实先书，临池真尽墨”，也是千古书法名句。
杜甫可谓是唐代论书诗发展的枢纽式人物，其诗所论书家众多，艺术手法新颖独特，内涵丰富深刻，对晚唐及以后的书法创作、书法批评、论书诗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遗憾的是，史料中的杜甫手书墨迹，包括书籍中提到的传世书法作品《两川夔峡诸诗石刻》《古木自行》等，早已不存，现在仅有一些刻石的记载。据统计，唐代杜诗刻石有五种，宋代杜诗刻石八处11起，也是大多不存，现仅有四川两处杜诗石刻——金华山杜诗石刻、南龛杜甫题词。
金华山杜诗石刻存争议
“金华山杜诗石刻”是指四川射洪金华山陈子昂读书台杜诗石刻《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相传，杜甫暂居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时，曾赴射洪金华山凭吊唐代文学家、诗人、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的陈子昂（射洪人），曾书字留题并刻石。杜甫手书刻石文物早已毁失，但后人曾依杜甫书字手迹重新刻石。遗存到现代的杜甫手迹石刻大约为明代摹刻，石刻毁后幸有明代石刻拓片存世。据此拓本，书法家洪丕谟认为，杜甫的书法，笔力挺拔，骨格清劲，体现了其“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审美理想。范文澜《中国通史》1987年修订版在“盛唐诗人”一章中选用了“杜甫书金华山诗石刻（拓本）”作为插页，显然认为它是杜甫手迹的原刻。蒋均涛《射洪金华山的杜诗石刻》、张玉白《金华山杜甫题刻考》等，均认为该杜诗石刻为宋人据杜甫原刻手迹的拓本所复刻，《射洪县志》等均照此引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彭燕认为，目前学界观点普遍认为该石刻是杜甫本人的手迹，而非伪作。然而也有人否定或怀疑它不是杜甫手书。
历史学家洪业就称该石刻是“传钞讹夺”。复旦教授陈尚君认为，该石刻宋代以后不见著录，来历不明，尚难遽定真伪。高文、丁祖春认为该石刻是后人勒石立于（射洪金华山）陈子昂读书台内。笔者认为，如果没有新的证据支撑，这种争论将继续下去。
那么，大诗人杜甫怎么会到川中腹地的射洪呢？这是因为杜甫曾在梓州（今三台县）住过一段时间，今天三台还有一个杜甫草堂，称之为蜀中第二杜甫草堂（成都为第一草堂）。射洪是梓州所辖之地，两地相隔不远，杜甫曾写一诗叫《通泉县署壁后薛少保画鹤》，赞扬唐代画家薜稷画在县署墙壁上的鹤神形兼备，唐代的通泉县即在今天的四川射洪境内南通坝。
南龛杜甫题词是伪作
“南龛杜甫题词”是指四川巴中南龛杜甫书严武题词，即摩岩石刻《判府太中严公九日南山诗》。据清末金石学家叶昌炽《语石》记载：杜甫到过巴州（今四川巴中市），并于乾元二年（759年）在巴中南龛壁间书写了严武摩崖题诗，书共十行，行十八字，此说得到后人附和，并大量引用，如《四川历代碑刻》，以及《中国名胜词典》《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等工具书。这件作品墨拓下来的拓片甚至一度悬挂于陕西长安杜公祠的陈列室，并称为“杜甫唯一墨迹”，但实际上，此书并非杜甫所写。
上海博物院研究员、上海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陶喻之经严密考证后认为：此书乃晚清好事者掩耳盗铃所出。四川博物院于建章、高国芬研究后认为：此题诗既非杜甫书也非严武作，而是好事者在清道光丙午（1846年）之后，从《金石苑》成书之后，到宣统元年（1909年）的半个多世纪间，将一通宋代万公南山诗石刻，改头换面，把万字改为严字，并在后面加刻上“乾元二年杜甫书”七字，从而一通宋代石刻就变成了唐代石刻，然后拓片广为散布。
严武于758年至761年任巴州刺史，虽然较杜甫小14岁，但两人是很好的朋友。杜甫是否去过巴中探望过好友呢？笔者曾向《逃向成都：杜甫的入川之路》作者聂作平求证，他肯定地说，杜甫在四川期间从未到过巴中，他去到距离巴中最近的地方是阆中（阆中距离巴中直线距离约100公里）。鉴于以上所述，巴中南龛杜甫题词当然不是真的。
就全国来讲，唐代杜诗石刻、文物今已无存。但不管怎么说，杜甫作为书法家是一个历史事实，只是迄今尚未发现他的真迹罢了。期待在将来考古发现中，会有杜甫书法墨迹重见天日，虽然这种几率很小。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美术史》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