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所能经历的最冷的体验，是什么时候？
我认为，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这种冷」除了亲历的战士，没人能感同身受也没人能准确描述。
但是，一位医生可以。因为他只感受了几分钟，但记了一辈子。
当时他作为志愿军后方医疗队，想为战士们拍张照片留念，但因为戴着棉手套不好按快门，就把手套摘了下来。
就这几分钟，让他的手指僵了3个月。
除了冷，还有伤，不是擦伤刮伤刀伤。
是肚子被打6个窟窿，肠子外流，右手整个被炸掉，左手只剩2个手指的伤。
一般这种程度的「伤」，直白一点讲「存活无望」。
还是那位医生， 他拼了命救回了这位战士的命 ，后来这位战士再度重返战场。
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电影《长津湖》里没有出现这些，因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太多了。
今天我们不讲电影，不讲战争。
讲讲和那场战争同时并线进行的，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在经历什么。
讲一讲人，讲讲那位医生—— 中国「小儿外科之父张金哲」 。
他没有打过仗，没有开过枪，既没有出现在课本上，也没有被拍成电影。
但是《长津湖》中的那句经典台词，若换从他口中说出，可以是这样的：
这场“仗”我们不打，可能就看不到新中国的下一代。
可以说，当时新中国有两支队伍：
一支是为下一代战斗的队伍；一支是为下一代治病的队伍。
老一辈常说，落后要挨打。
但在特殊年代，落后是要死人的，更残忍的是死的还都是孩子。
1946年的一个夜晚，正在医院值班的张金哲，看到一名家长抱着孩子冲进了急诊室。
他跟着冲了进去才发现，这名家长是自己的中学老师。
孩子还不到1岁，得了白喉 （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已经被憋得难以呼吸。
想要救命，必须立刻进行气管切开手术。
但是当时，根本没人给这么小的孩子做过开刀手术。
眼看着自己老师的孩子面色已经紫黑。张金哲咬咬牙， “我来试试吧。”
主治大夫红着眼睛拒绝了，医院从没给小孩做过开刀手术，不能冒这个险。
没一会儿，孩子死在了手术台上…
他的老师颤抖着，无望地看着张金哲，满脸泪水。
还有比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去，更痛的吗？
这个场景深深地烙在了张金哲的心里，很长一段时间，他活在自责里。
多年以后的纪录片里，满头银发的张金哲爷爷回忆起这件事，依然眼泛泪光难以释怀：
“其实很简单，捅个口就能活下来。”
但是，当时做不到。
那时的张金哲并不知道，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1946年——1948年，各种各样的传染病疫情像一张交织的网撒向了当时的中国孩子。
这个时期已经不是简单的感冒、肺炎了，而是耸人听闻的黑热病、皮下坏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死亡率最高的就是新生儿皮下坏疽。
1948年前后，产房皮下坏疽爆发，传染性极强，新生儿一旦感染，两三天内整个后背皮下化脓，死亡率几乎是100%。
不少家庭，孩子的出生和死亡，发生在同一天。
人心惶惶，新生命的诞生不再是喜悦，取而代之的是恐惧。
但所有人束手无策。
“医生也不会治，医院也不给他治，只好看着他死…”
纪录片里，已经百岁的张金哲爷爷说到这里，声音还在发抖，痛心难以掩饰。
当年的一幕幕，他记到现在。
眼睁睁地看着病房里的小婴儿一个接一个离去，作为医生的张金哲非常痛苦。
没日没夜，他查了各种资料，设想各种方案，最终做了一个大胆设想：
如果能抢在发生大面积感染前，把患处切开放出脓血，或许能救人。
但这一设想与传统外科原则背道而驰，中西医老师都不支持。
也没有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冒这个险。
就在这时，张金哲刚刚出生的二女儿也不幸感染上了皮下坏疽。
时间紧迫，每一分钟都可能有孩子死去，张金哲咬着牙做了一个选择：
拿自己刚出生三天的女儿开刀。
没敢想后果，豁出去了。
手术一分一秒都是煎熬：脓血放出，缝针，煎熬的观察期...
随后，孩子慢慢痊愈了！成功了！无数家长喜极而泣。
这次手术也创造了我国第一例婴儿皮下坏疽成活的记录。
消息很快传到全国，开刀的方式，把新生儿皮下坏疽的死亡率从几近100％下降到5％。
也就是这个时候，张金哲下定决心： 中国必须得有小儿外科。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这是一个刚刚经历山河破碎的国家，百废待兴。
万般艰难，但是我们的前辈们非常清醒：
培养下一代人健康强健的体魄是重中之重，也是新中国立命的根基。
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代表大会召开。
其中一项主要任务就是， 建立能开刀保命的小儿外科。
当时在国际上早就有了这个科室。
但这却是新中国第一次正式出现「小儿外科」一词。
年仅30岁的张金哲被委以重任。
牌子挂上了，张金哲每天眼巴巴地等着自己的小病人。
但，根本没人来。
对于「拿刀划拉自家孩子的小儿外科」，当时的父母们不熟悉也不太能接受。
「没人来」的情况，持续了将近三四个月。
张金哲非常焦虑，夜夜失眠。
就在这时，转机来了。
一天，张金哲的工友在收拾屋子时， 发现污物桶里有啼哭声。
捡起来之后发现是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的是，他有两个“脑袋”。
经过一番询问才知道，因为新生儿出生后的怪异模样，家长又害怕又无助，医生也束手无策，加上孩子半天不喘气，家人都以为已经死了，就扔到了污物桶里。
结果没一会儿孩子哭了出来。
工友把孩子交到张金哲手里，他一看，这是脑膜膨出，不是什么两个脑袋，开刀拿掉就行了。
手术很顺利，术后孩子就在小儿外科住下了。
这是这个科室的第一个小病患，一个星期后，孩子一切指标都正常。
很快，这则被称作“双头婴儿”的离奇故事就传遍了北京城。
由此，张金哲带着小儿外科名声大振。
但是，困难似乎偏爱缠着他，难题又来了。
患儿做手术时需要麻醉，我们没有。
当时，只有美国有先进的麻醉插管技术，但它不给我们用。
“对咱们封锁，不卖给我们。”
「拿钱买，我都不给你，你死再多孩子不关我事」这是当时西方国家的态度。
一个刚刚站起来，艰难重组后的颤颤巍巍的新中国。
于它们来说，无用无惧毫无威胁，没人把你放在眼里。
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爆发了，内忧外患并线冲击。
没有国哪有家？
1951年，张金哲义无反顾上了战场，为抗美援朝志愿军提供医疗支撑。
亲历战场，那场战争的惨烈，他无法找到一词来形容，
“冻烂了的，冻黑了的，最厉害的是整个（人）都黑了。”
“截除都不用打麻药，因为他已经没有感觉了。”
多年后，张金哲再说起那场战场上的战士，还要长长的停顿，整理情绪才能说下去。
最终，那场战争我们赢了。
同时缴获了他们不少物资，意外的是里面正好有张金哲需要的「麻醉插管」。
但是，落后用另一种方式羞辱着他们。
“我们都不懂，都不会用。”
可以救命的东西，像废品一样扔在一边。
回来之后，他开始钻研麻醉，结果发现这种插管形式有着诸多问题。
小孩的气管又细又小，插了管小孩喘气困难，非常痛苦。
为了救孩子，张金哲决定研究中国自己的麻醉技术。
和同事几经钻研，反复试验，他们首创了肌肉注射硫贲妥钠做基础麻醉，还有局部区域麻醉。
大大方便了小儿外科手术的进行，无数孩子因此活了下来。
但被西方封锁的技术不止这一个，当时小儿医疗器械可以说极度匮乏。
一穷二白，都得靠自己。
张金哲白天上班，晚上在家里搭起“小作坊”搞发明。
就这样，土制心电监护仪、巨结肠手术所需的环钳一个个被研发出来。
求人救命的日子，过去了。
“张氏钳”“张氏膜”“张氏瓣”这些以张金哲名字命名的发明，不仅救了中国孩子，还救了全世界的孩子。
中国小儿外科技术站在了国际前沿。
他没有申请专利，也从不藏着掖着：
“我所做的是推广，让更多的人受益，所以这些器械和方法均是‘版权没有，欢迎翻印’。”
他深知当年中国在国际上求助无门，孤立无援的心酸。
所以不愿意让任何国家的孩子和父母再体会那种心情。
医者的大爱让世界动容。
2000年，张金哲被授予国际小儿外科最高奖项“丹尼斯·布朗”金奖。
颁奖词中写到：
“代表了13亿人口大国3000多儿外科医生作出来了国际认可的技术水平成绩，所领导的小儿外科对世界有贡献，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有特殊贡献。”
2016年，张金哲96岁了。
体力不支没法继续给学生上课了，他才停了下来。
讲最后一课那天，张金哲像平常一样准点到达教室，整节课依然耐心至极，毫无保留。
只是走出教室的那一刻，背影有些落寞。
就在前一天，和他相知相伴70多年的老伴去世了。
后来有人问起，他也只是淡淡地说： “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事情影响教学工作。”
虽然没法授课了，但是在医院，他依然坚持每周出诊2次。
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位病人。
这么多年，他坚持起身迎接每一个来找他看病的人；
为他们拉开椅子，离开时会微微躬身目送他们出门；
即便自己近百岁高龄，行动已经不方便了，依然这么坚持。
他是真的爱孩子。
听诊前，提前给孩子捂热听诊器；
为了减少孩子对检查的抗拒，他甚至特意学了一些小魔术，安抚他们的情绪。
满头银发笑容满面，他对谁都是这样。
他们出诊的白大褂上，有个小牌写着职称名字。
但是每一次，张金哲爷爷都会一笔一画把名字加大加粗，重新写一遍，问他原因：
“那个小牌字太小了。我们看病首先是跟病人交朋友，你交朋友，连名字都不告诉人家，那有什么诚意。
去年的9月25日，是张金哲爷爷的百岁生日。
刚刚过去的9月25日，是他的101岁生日。
以前有一些奉献了一生的院士，只有离开时，我们才知道他们的名字。
以后希望我们都能早点认识他们，提前表达感谢，为他们祝福。
祝福c健康长寿。
参考资料：
纪录片《共和国医者》
纪录片《人民的医生—我从医这70年》
张金哲爷爷
101岁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