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9月，太平天国爆发其历史上最严重的内讧事件，两万多精锐老兵死于内部屠杀。
刚刚攻破江南江北大营，声势达到顶峰的太平天国，因为天京事变元气大伤，内外形势由此急转直下。
而湘军则抓住机会，趁太平天国内乱之机，分别于1856年12月和1858年5月，重新夺取了武昌和九江两大重镇。
万幸的是，虽然经营长达六年之久的九江失陷，但在此期间，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联手攻下皖省重镇庐州，对太平天国而言，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庐州不保，则中原门户洞开，1853年，北伐悍将林凤祥、李开芳便是由安徽而入河南，随后长驱直入，兵临京畿。
心有余悸的咸丰帝急调李续宾、都兴阿入皖作战，以保安徽周全。
李续宾可谓是当时湘军的第一悍将，入皖之后也是一如既往的勇猛，9月23日夺潜山，10月13日克桐城，24日陷舒城，一月之内连取数城，兵锋直指，所向披靡。
但连续的胜利容易使人对未知的危险放松警惕，骤胜而骄之下，悍将李续宾也犯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大忌，仅率六千湘军精锐，孤军进逼三河镇。
结果闻讯疾驰赶来的陈玉成再次联手李秀成，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将李续宾部重重围困于三河镇中。
三河镇血战，没有悬念，湘军六千人全军覆没，李续宾战死阵中。败讯传来，咸丰帝闻之“不觉陨涕”，曾国藩亦“哀恸慎膺，减食数日”。
湘军另一首领胡林翼，更是伏地呕血不止，痛呼：“三河败后，军气已寒，非岁月之间所能复振，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 士，亦凋丧殆尽。”
三河镇大捷，是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之后，军事上处于节节败退的不利局面中，取得的具有决定性和转折性的重大胜利。
取得三河镇会战的胜利之后，陈玉成不给湘军任何喘息的机会，又与李秀成继续联手，反攻舒城和桐城。
太平军新胜之师，气势正盛，反观湘军这边，军心动摇，士气低迷，此消彼长之下，舒、桐二城很快易手。此后，陈、李二人分兵，陈玉成坐镇桐城，李秀成率兵继续攻潜山、太湖。
驻守潜山和太湖的湘军更是不等李秀成来攻，主动让城别走，远远地逃出太平军的攻击范围。
三河兵败，湘军各部又纷纷四散溃退，东征清军只剩下江宁将军都兴阿率部在围攻省城安庆。
而被围的安庆太平军悉知英王大军进援皖北，斗志旺盛，“昼夜扑出”，进扰清军，弄得都兴阿“时时接仗”，兵勇疲顿，勉强竭力相持。
舒城、桐城是安庆北部的重要屏障，此时二城失守，陈玉成大军打开了南下用兵的通道。
其时安庆战事胶着，难以寸进，陈玉成又随时可能从北面掩杀而来，再加上周围己方部队又纷纷或败或逃，这些都给都兴阿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他深恐在安庆城外重蹈李续宾三河被围的覆辙，匆忙撤去围城之兵，仓皇回遁，向湖北边境逃窜。
而陈玉成攻克桐城之后，就地休整了三天，也给了湘军喘息的时间，都兴阿及其余各部溃散清军，趁着这几天的宝贵时间，向东疾行，直到在安徽边界的宿松才站稳脚跟。
此时，都兴阿大军驻守宿松，悍将鲍超退至宿松以北三十里的二郎河驻扎。
三河惨败之后，入皖湘军如丧家之犬，一路溃散逃逸，现在终于在宿松又建立了一个相对安全和稳定的后方。
而在桐城修整之后的陈玉成，计划趁热打铁直取宿松，歼击都兴阿部，以控扼皖北西境门户，巩固安庆西陲防务，还可作为进军湖北的前进基地。
11月底，陈玉成率军由桐城南下，抵达石牌。在此，英王计划兵分两路，自己亲督主力由石牌进兵，从正面强攻宿松。
而部将李四福“由青草塥进黄泥冈，进石牌之上，去助宿松”，显然，李四福的这一路人马，是承担的从侧后迂回的任务。在陈玉成主力与湘军正面厮杀之际，从背后突然发动攻击，以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11月30日，陈玉成大军浩浩荡荡抵达宿松境，“由荆桥、陈家大屋一带筑垒数十座”，距清营仅数里之遥。
大敌当前，都兴阿强打精神，连夜准备会战，亲督骑兵“摆列营旁，以固军心”。
12月1日，清军悍将多隆阿主动出击，率步骑三路进攻，陈玉成大军数万分路迎拒，英王还分兵“由王家畈绕抄各营。
但是，本来应该在北面充当奇兵的李四福，因为连胜之后大意轻敌，认为敌人胆气已衰，行军途中缺乏警戒，结果清军马队突然杀出，李四福被打了个措不及手，队伍也被冲散，未能在关键时刻按原定计划驰援战场。
由于李四福的缺席，致使湘军北翼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可以全力与陈玉成放手相搏。
多隆阿本是湘军中极为悍勇之辈，尤其擅长指挥马队作战，无奈受兵力限制，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而正在这时，都兴阿在去往王家畈的山口上设置伏兵，迂回到此的英王部队被对方马队突然冲击，猝不及防之下，四散溃逃。
正在战场作战的陈玉成主力部队，一看王家畈负责偷袭的部队铩羽而归，也纷纷后退，军心一乱，败象立生。
清军乘势反扑，连夺陈玉成30余座营垒，英王率众一路后撤，至后方桃花铺方才勉强稳住阵脚。
清军初战告捷，主帅都兴阿仍回驻宿松，而太平天国这边，陈玉成初尝败绩，李秀成则领兵在太湖驻屯，未能参战。
宿松之战，清军侥幸取胜，但主帅都兴阿身边主力也只有挂车河鲍超的十余营霆军步兵，陈玉成虽然新败，但实力并未受损。
都兴阿心里仍然相当恐慌，担心太平军随时会再次发起进攻，飞咨湖广总督官文调骑兵驰援，增防二郎河。
而正如都兴阿的猜测，向来视清军如无物的陈玉成，在宿松因为轻敌大意吃了点小亏，当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他决定再次进攻，试图歼灭盘踞在二郎河的鲍超部湘军，实现攻取宿松的原定计划。
为此，陈玉成返回太湖李秀成驻军处，与其商量两军联手，会战二郎河事宜。
但李秀成认为，从三河镇会战开始，太平军连番恶战，将士疲累需要休整，因此主张固守防线，不愿再战。
陈玉成血气方刚，方遭败绩哪肯罢手，对李秀成软磨硬泡，“屡屡多言计恳”，而且即使两人意见存在分歧，但陈玉成是前军主将，当时太平天国的最高军事负责人，李秀成心里不愿意，但也不得不从，勉强从太湖发兵二郎河。
这一仗陈玉成依然充任主力，而从侧翼迂回的任务则由李秀成部担任，二人分兵进向二郎河。
清军对即将到来的会战非常重视，准备也相当充分，挂车河除鲍超的霆军以外，宿松兵勇也向鲍超处增援，多隆阿、石清吉的马步兵也被调往二郎河。都兴阿还派马队在宿松与二郎河之间穿梭联络。
都兴阿等眼看到太平军声势逼人，“不战必致坐困”，决定先发制人，趁太平军尚未完成攻势准备，抢先进攻。
陈玉成希望一鼓作气，直接冲垮二郎河阵地，但却对清军此时的实力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估计。
陈玉成先令孙魁新为先锋，率突击队冲锋。清军“分途迎截，鏖战逾时”，都兴阿令埋伏的骑兵杀出，威胁后路，孙魁新不备之下被击溃。
陈玉成再令张宗禹率捻军抵御，仍然不敌。
英王“怒发冲冠，自带中队出队”。不得不说，陈玉成的战斗力就是非同凡响，很快就在逆境中稳住了正面战场的局势，但清军骑兵却悄悄迂回到陈玉成营垒后方，纵火焚营，冲入数十个村庄烧杀，这极大地影响了前沿将士的士气。
鏖战三个时辰，陈玉成主力渐渐不支，队形已经开始混乱，鲍超看准机会，调集200支准头枪一起对陈玉成营帐射击，英王大营顿时陷入一片火海。
幸运的是陈玉成在大火中竟然安然无恙，不幸的是，强弩之末的太平军至此终于全线溃败，放弃阵地后撤，清军衔尾急追，又击杀太平军数千人。
整个二郎河之战，陈玉成大败亏输，只有李秀成的六座营垒未受损失，趁夜脱出围困，安然返回太湖。
二郎河仅是一场小范围的局部战争，陈玉成虽然战败，但实际上在此次战役中的损失也并不算大。
只是此次兵败，对整个太平天国的战略部署和安徽的整体局势都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首先，这次会战遏制了陈玉成继续西进的势头，使上游战局出现了不利的转折。陈玉成部从此结束了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
其次，此前的三河镇大捷不仅是军事上的巨大胜利，而且对湘军的士气也是沉重的打击，二郎河一役，打破了英王不可战胜的神话，也让遭受重挫之后的湘军能够重拾信心。
另外，二郎河之败，陈玉成、李秀成暗生龃龉，也为此后“太平军双璧”之间的貌合神离埋下了隐患。
从战役的决策来看，李秀成的意见，虽然稳健，但难免有消极防守之嫌，英王虽然冒进，但趁清军援军尚未抵达宿松的时机，对都兴阿的孤军实施致命打击，不失为一种正确的选择。
战争是刺刀见红，是搏命厮杀，如果李秀成能够全力配合，而不是暗中保存实力，出工不出力，英王和忠王通力合作，可能二郎河的结局会是另一番模样。
但假设没有任何意义，二郎河兵败，陈玉成对李秀成的表现多少会有些不满，而此后不久，年轻的陈玉成又因为三河镇大捷之功，被洪秀全进封为英王，同样参加了三河镇作战的李秀成却没有任何奖赏，忠王对英王也难免不会心生芥蒂。
还有一点，宿松、二郎河的系列战斗，是英王陈玉成第一次在战场上与清军战斗力最强的“多龙鲍虎”正面交锋。
这次的失败，也多少让英勇善战的陈玉成在内心深处对多、鲍二位将领有所忌惮，这种心理上的下风，也影响了日后英王再次对阵“多龙鲍虎”时的发挥。
此后依然神勇的英王陈玉成，一旦与多、鲍战场相见，几乎难求一胜，而后来的安庆解围失败、英王败走庐州，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二郎河失利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