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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付兆强 秦尤文

单位 | 上海闸新中西医结合医院

案例经过

患者男性,39岁,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淋巴瘤”3年,外院行allo-HSCT治疗1年余,2021年5月20日PET/CT提示复发。遂于6月28日进行CAR-T治疗,8月26日起无明显诱因下出现咳嗽加重,轻微活动后气促,为进一步治疗于8月27日入院。

入院血常规+CRP:WBC、RBC、Hb、PLT、NEU%和LYM%均降低,嗜酸粒细胞百分比明显增高,CRP增高,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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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入院时胸部C报告如下:

患者咽痒咳嗽、咳痰,考虑嗜酸粒细胞升高所致,予强的松、伊马替尼治疗。8月30日血常规示嗜酸性粒细胞计数0.00×109/L,予激素减量,送检痰培养。

血象示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阵发性剧烈咳嗽,考虑CAR-T治疗后,体内仍有CAR-T活性细胞,免疫抑制状态,感染风险大,予头孢吡肟抗感染。

9月1日痰培养检出肺炎克雷伯菌,根据药敏予阿米卡星抗感染;咳痰粘稠予富露施促痰液排出。先后根据血常规、痰培养药敏及胸部CT复查结果,予磷霉素、阿米卡星覆盖敏感菌抗肺部感染,贫血予输血支持治疗。

9月13日患者晨起咳嗽咳痰加重,无发热。SpO2 95%,右肺呼吸音清,左肺呼吸音粗,呼气末可及干性啰音及少量哮鸣音。血常规与之前相仿,CRP 27.33mg/L↑;革兰阴性菌脂多糖<5.00pg/mL;结核感染T细胞斑点实验:灰区。急查胸部CT,示左肺感染灶进展:

经抗感染治疗无效,9月13日下午床边行支气管镜检查,于左B4行支气管肺泡灌洗,灌洗出红色泡沫状回收液,取回吸收液送细胞形态学、微生物学、血清学及分子生物学等检测。同时予伏立康唑覆盖真菌,氨曲南、头孢他啶阿维巴坦钠覆盖G-菌,根据既往痰培养药敏结果予粘菌素静滴+雾化抗肺部感染。

肺泡灌洗液(BALF)送检当天,形态组老师行“肺泡灌洗液细胞学检查”时发现有核细胞及红细胞极度多见,分类以中性粒细胞为主,可见真菌(提示曲霉菌感染待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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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液湿片400×

瑞吉氏染色 400×

加做真菌荧光染色及革兰氏染色,进一步证实存在真菌感染:

真菌荧光染色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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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兰氏染色 400×

BALF其他结果于9月14日分别报告如下:G试验648.79pg/mL↑(血清:<10.00pg/mL,参考范围:≤60阴性,60-100灰区,≥100阳性);GM试验0.69ug/L↑(血清:0.11ug/L,参考范围:<0.25阴性,0.25-0.50灰区,≥0.50阳性);

真菌涂片检查:镜下可见真菌孢子、未见菌丝;EBV 9.79×106 copies/mL↑(参考值<4.0×102 copies/mL);CMV-DNA 1.86×103 copies/mL↑(参考值<4.0×102 copies/mL)。

定量宏基因组检测(Q-mNGS)结果回报检出嗜麦芽窄食单胞菌、肺炎克雷伯氏菌、烟曲霉和人疱疹病毒4 型(EB病毒),报告如下:

9月15日培养报告肺炎克雷伯菌肺炎亚种;9月17日真菌培养及鉴定结果为烟曲霉,如下:

点种菌落 培养2天

乳酸棉兰染色 400×

临床依据BALF各类相关检查结果,改用利奈唑胺覆盖G+菌,联合思福妥、氨曲南、伏立康唑抗肺部感染;另予IVIg增强免疫加强抗感染、甲强龙40mgiv抗炎平喘。9月22日胸部CT:左上肺感染灶;左下肺少许炎症,与2021年09月13日CT比较示左上肺病灶明显好转。

案例分析

本病例8月27日因“气促”入院,各种经验性用药后(激素、G-菌抗菌药物、输血支持治疗等)疗效不佳,患者“咳嗽、气促”症状加重,CT也显示肺部感染进展。

直至9月13日进行支气管镜检,送检BALF样本,联合细胞形态学、微生物学、G试验、GM试验、分子生物学等检测技术,明确了患者存在细菌、烟曲霉及病毒混合感染。细胞形态学采用“体液甩片”的方法,对细胞进行富集后,率先在BALF原液湿片及甩片瑞姬氏染色镜检时发现真菌,第一时间通知临床。

细胞形态学的发现在随后几天里陆续被Q-mNGS、G试验、GM试验及真菌培养等结果确认,在时间上抢得先机,为患者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提供有力依据。

心得体会

肺部真菌感染在临床上是引起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免疫功能低下和肿瘤患者。真菌感染后的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对降低患者死亡率至关重要。真菌通过呼吸道侵袭支气管和肺部,真菌菌丝进入支气管后,通过肺泡毛细血管屏障进入血液,BALF由于更早受到菌丝入侵,在肺部其载量高于其他部位,因此BALF的峰值出现早于血清,具有较高的特异性,有利于早期诊断。

真菌的检测手段包括:涂片染色、培养、血清G/GM试验、BALFG/GM试验、Q-mNGS、组织病理学、CT影像学等。真菌的检测方法各有其优缺点,组织病理学检查会对患者造成一定程度的创伤,CT影像和镜检存在一定的假阳性与假阴性,真菌培养相对较困难且时间较长,单独的血清学或BALF的G/GM试验,其敏感性、特异性没有联合BALF+血清且同时进行G/GM试验高。Q-mNGS在肺部混合感染诊断中的灵敏度远高于传统检测方法,但特异性容易受背景微生物的影响。

形态学检验因其快速、方便、直观的优点可以为真菌检验提供初步的诊断。本病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BALF进行离心甩片后,其有形物质被浓缩,提高了镜检灵敏度,外加真菌荧光染色的辅助(真菌菌丝及孢子经荧光染色后,形态清晰、轮廓分明,易于识别),相较于常规染色和KOH湿片,以上两种方法的联合应用可提升真菌的检出率。

肺部真菌感染的诊断及区分定植菌对临床医生是一个挑战,采用多种方法联合检测共同分析以明确感染源至关重要。因此“肺泡灌洗液细胞学检查”不仅限于观察细胞形态,当发现细菌、真菌(尤其是丝状真菌)时应及时告知临床。

【参考文献】

[1]黄猛,黎国喜,陈天全.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1,3-β-D 葡聚糖检测(G试验)、半乳甘露聚糖检测(GM试验)对早期诊断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的诊断价值. 临床肺科杂志. 2019,24(6):992-995.

[2]徐和平,黄江山. 临床常见曲霉形态学鉴定.临床检验杂志. 2017,35(10):758-764.

[3]马欣雨,于世寰. 侵袭性肺曲霉菌病检测方法进展. 临床与病理杂志. 2020,40(6):1584-1589.

[4]贾建超,贾建敏,刘姿,等.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技术对重症肺炎真菌感染诊断价值. 2020.34(10):1023-1025.

[5]李刚荣,白明明,陶朝欣,等. 142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真菌免疫荧光染色检测结果与G/GM试验结果对比分析. 中国真菌学杂志. 2021,1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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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少卿 审校:陈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