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贵州顶流小学37名家长联名要求7岁女孩转学的新闻上了热搜。除了震惊之外，也让人想到了人性中的善与恶。事件的起因是因为班主任与一位家长由于布置作业的问题起了冲突，家长不希望老师给孩子留过多的作业，沟通无果之后，家长向教育局举报。
随后老师怂恿办班里由家长组成的家委会的其他的38位家长，联名要求一个7岁的女孩转学到20公里的学校去上学，而除了女孩妈妈之外的38名家长中，仅有1位家长拒绝在联名信上签字。
虽然该事件的处理结果是，该教师被通报批评，相关领导被约谈，但事件背后到底折射了怎样的社会与教育的现实？
第一，在集体事件中，人的智商几乎为零
我很佩服其中一位拒绝签字的家长，让我们可以看到人性中道德光辉，同时其他37位家长的表现也让我再次想到了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
什么是“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就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正是这种无意识地随大流，造成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军队执行了种族灭绝政策，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造成了惨绝人寰的人间惨剧。
简单地讲就是，当人们面对，一边是权威和职责，一边是正义和道德，如果不做这件事，则会对自己以及自己身边的人造成伤害；如果做了，将面对良心的谴责和正义的审判，如果是你，你又该如何抉择？
在家委会中其他38位家长中，面对班主任的淫威，仅有1位家长保持着清醒，而其他家长则处于关系的考量，以牺牲他人利益为前提，跟谁大家的脚步，一起投出了赞成票。正如《乌合之众》中所言，“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
厉害
据媒体报道和女孩家长表述，学校学生家长素质都不低，而女孩家长还是社科院的副研究员，但在整个事件中，高素质家长却没有真正展现其开明的一面，反而是同班主任一起孤立和打压女孩和家长，这件事的背后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反思。
第二，“家委会”到底是干什么的？
女孩所在的学校是贵阳当地的“顶流”学校北京师范大学贵阳附属小学，该班的家长委员会由39位家长组成。
由于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翟老师与女孩家长发生矛盾之后，其做法更是让人震惊。
班主任将女孩妈妈排斥在外，单独建立了一个38人的家长群，作为群主的翟老师号召（有消息称是家长发起）其他家长签署了一封向学校联名信和请愿书要求小女孩转学。
图/班主任群内的聊天记录
除了1位名家长拒绝签名外，其他的37位家长都签了名，妞妈和女儿同时被翟老师家委会和同学孤立。小女孩被要求转学到20公里外的民办小学就读。
在这个事件中，家委会起到了非常坏的示范作用，其性质俨然成了一个行政管理机构，而不是最初的本意——方便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如今家委会却沦为老师收取礼物、强收班费，为自己谋取福利的工具；对敢于对自己说不的家长，动不动就号召其他家长群起而攻之；让同学孤立女孩，事件凸显了一部分公立学校存在严重的问题。
该事件中，班主任存在明显的“失德”行为，但校方领导脱不了干系，因为老师和家长不断地沟通过程和联名信、请愿书，以及国家的双减政策的三令五申，校方领导不可能不知情，或者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存在包庇和纵容之嫌。
有鉴于此，当地教育局也对涉事教师做出了师德处理，并对学校相关领导进行约谈。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班主任受到通报批评之后，居然还有不少家长为其“叫屈”，要求女孩的家长“给大家一个交代”。
图/小女孩的绘画上满是铅笔扎的小孔
从此事件不难看出，学校也慢慢变了味，家长为了巴结老师，不辨是非、放弃良知，在事件中激化矛盾，推波助澜，仅仅为了让老师多看一眼自己的孩子。
第三，双减之下，我们该如何走出“囚徒困境”？
自“双减”政策执行以来，似乎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校外培训机构，鲜有人提及公立教育中作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双减”的目的就是“要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无论是双减的意见，还是之前减负的相关规定，都明确提出“一二年级不考试，严禁给家长布置作业”。政策执行的落地，离不开家长的配合，反对学校给学生“增负”，并向教育部门举报，由教育部门进行查处、问责。
但事件中的班主任，依然顶风作案，家长反对老师多布置作业，反而受到孤立、排斥，甚至被迫转学。而要求严格执行国家减负政策的家长，却受到老师的打压和其他家长的鼓励，多少叫人有些匪夷所思。
这也正是当下双减政策下家长们的“囚徒困境”。
双减的意义就是为了让学生、家长和学校摆脱我国教育评价的唯成绩论、唯升学论，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让教育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关注每一个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这不仅需要三方的共同努力，还需要有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真正做到监管到位。
文/江北
编/白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