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曾这样评价希特勒与德国人民的关系：
“从来没有过一个独裁者，像这样一个不正常的领袖遇到德国人民那样，遇到如此听话、顺从、容易对付的群众。拿破仑遭到法国人民的强烈抵抗，墨索里尼的情况也是如此”，可是德国人呢？他们“殷切地在这14年中等待一个领袖来把他们的命运掌握起来。少数不朽的神职人员、和平主义者以及工会会员曾因自己的信念而遭到监禁和杀害，但总共加起来也不到德国人数的千分之一。”
当然，这个论断看起来言之过早，因为世界上一直有更加“听话、顺从、容易对付的群众”。
在《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一书中，埃米尔·路德维希还非常失望地写道：
“深深怀念着祖国的游子对世界说，希特勒不能代表德国。但是难道不是所有的德国人一次又一次地选举他吗？当然其中一部分选民是出于对威胁的恐惧，但大多数人选他是出于自愿。德国人一面忍受着极大的饥饿的痛苦，一面听着吹捧统治世界的奉承话。”
路德维希对祖国的痛心疾首，集中于下面这段话：
“嘲笑诚实的信念，轻视法律，推崇谋杀，摧残宗教圣贤，怀疑一切，反对一切，出卖自己亲密的朋友，为了避免种种猜疑不认自己的亲生父亲，毁灭科学，奴役师长教授，培养邪恶野蛮势力，玩弄妇女，煽动对国家的狂热——所有这一切将贻害无穷，使其后代无颜面对别的国家的同时代人。”
生于1881年的埃米尔·路德维希以撰写通俗传记而享有国际声誉。他所写的传记强调人物个性，被称为“新传记派”，凭借《歌德传》及《拿破仑传》，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
1906年，路德维希移居瑞士。上世纪40年代，面对希特勒的上台、德国一步步走向独裁之路，二战炮火蔓延欧洲的残酷现实，避居美国的他写作了《德国人》，时间谱系为公元800年至公元1941年。
1948年去世的路德维希，没有见到二战后德国的复兴与反思。在书中，他对祖国的沦落无比痛心，因此希望铺陈历史，以曾经的辉煌与理智，对抗眼前的黑暗。
在《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中，从梦想主宰世界的卡尔大帝，发明活版印刷的古腾堡，终身从事宗教改革的路德，发现行星规律的开普勒，狂飙运动中兴起的歌德，愤世嫉俗的贝多芬，一统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一直到臭名昭著的希特勒，一位位大人物串起了德意志民族的千年盛衰史，也是一部不断重复悲剧和充满讽刺的历史。
书名：《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
作者：[德]埃米尔·路德维希
译者：杨成绪 / 潘琪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5月
定价：78元
所谓双重历史，是指德意志历史存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由艺术家和哲学家组成的文化世界，另一个则是由军人和皇帝组成的政治世界。这两个世界彼此割裂，鲜有交集，最终塑造了德意志民族的双重性格——他们严肃认真，攀登人类文明高峰，令人崇敬，但又凶残野蛮，妄想征服世界，令人畏惧和反感。当然，这个书名还有另一层意义：因为德意志与德国是两个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
路德维希在书中无情揭露了德意志民族的问题所在。他借用了歌德的那句话：
“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然神伤。作为个体，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
面对二战，路德维希试图从德国历史中找到源头。也正因此，他坦言这本《德国人》并非一本纯粹的史书，而是“用时代的镜子反映另一个时代”，基于历史论述德国人民族性格的依据和背景。
书中写道，德国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互不相干：
“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面一层乘客极目远眺，饱览旖旎风光，但不能影响汽车的方向，因为坐在下层掌握方向盘的司机根本无暇顾及他们。”
也就是说，政治权力高高在上，脱离思想精神，但又为思想精神留出不受干扰的专门领域。可是，这种不受干扰往往只是暂时的，一旦发生冲突，政治权力就会胜利。路德维希将1525年农民战争、1848年革命和1918年革命的失败，都归因于德国人在权力面前的不坚定，争取自由的意志往往让位于对权力的屈从。他进一步将这种屈从视为德国人的劣根性，是自由与独立思考的大敌，而这种劣根性最终导致德国民众对纳粹政权的服从。
书中写道，德国人的既对上服从又希望驯服别人的双重性格，主要来源于德意志地区条顿骑士团的历史传统，以及后来普鲁士独特的军事训练体系。而一战战败后的种种困境，更使得德国人对内服从统治，对外希望征服的双重性格更加膨胀。
但与此同时，德意志思想与文化仍然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只不过重心不在柏林，而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对峙，本质是“专职霸权”和“精神至上”的斗争。书中提到的德意志文化巨人，比如歌德、席勒、巴赫和舒伯特等人，都来自萨克森公国或奥地利，普鲁士大人物的代表则是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
因为总是屈从于权力而非精神，所以路德维希慨叹道：
“德国人所做的一切总是徒劳的。改革运动、莱布尼茨、康德，以及所谓的德国哲学家，解放战争、帝国——每次争取某些已经存在或无法恢复的东西的斗争，总是不成功的。我承认，这些德国人是我的敌人。我对他们的胆怯和懦弱，不敢给予明确肯定的回敬，以及思想价值概念的模糊十分瞧不起。”
路德维希还不无讽刺地写道：
“‘在战争期间，政治家必须缄默不语’，这是德国军人和皇帝向所有宁愿为德国而死，而不愿为德国而思的德国人发出的一个精辟口号。”
连德国人挚爱的“国粹”啤酒，也被列入讽刺范围：
“正如喝葡萄酒可以产生灵感，喝威士忌令人兴奋，而喝啤酒则使人头脑麻木不仁，只能按上级指示办事，这就是德国人喝啤酒和德国人服从性之间的联系。”
很显然，这是德国人被黑得最惨的一次，路德维希对自己的祖国没有任何袒护，除了盛赞那些思想、文化和艺术的伟人之外，他眼中的德国由上至下，都只能用“没救了”来形容。
尤其是面对纳粹的肆虐，路德维希无比痛心。他在书中的结尾，这样描述德国的文化重心海德堡：
“曾经使这个城镇辉煌一时的德国人文主义者，从路德到歌德到赫尔姆霍尔兹现在到哪里去了？德国人的荣誉到哪里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到哪里去了？青年对学习的渴望到哪里去了？那些装饰着彩色的灯笼，充满欢乐的旧时学生歌声和沿着城镇和小山逆流而上的游船又到哪里去了？远处在天主教堂内，历代的皇帝们……永远安眠在那里。更远处则安息着改革家们，几个世纪以前，他们倒可以发表今天被禁止向他们的后代说的话。实验室早已无人光顾，呈现一片荒芜凄凉，因为青年人都跑到很远的别的国家，烧杀蹂躏他国人民。图书馆里仍然排列着几辈先人传下来的康德著作，现在再也没有人去读它们了，因为他的言论对今天的德国已毫无意义。只有莱茵河仍然与西格弗里德时代一样，滚滚流动，日夜不息，德国人在梦里仍然听到《罗累莱》美妙的歌声。”
一句“青年人都跑到很远的别的国家，烧杀蹂躏他国人民”，真是极尽讽刺和悲怆。
路德维希没有看到的是二战后走出阴霾、步向复兴的德国，如今，德国已是世界上最强大也最文明的国家之一。德国人也并不反对路德维希的批判，没有人指责他躲在美国的书房里辱骂自己的祖国，而是将《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视为经典。
这是因为：
“明智的人士往往欢迎自己国家的失败，因为他们早就要求改造这个国家”。
图源 |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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