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草原辽阔无垠的风光令人神往，鲜美的牛羊肉谈及垂涎欲滴，游移不定的游牧生活自由而快活……这是否是绝大多数人对蒙古国人生存状况的认知呢？
诚然，游牧民族的生活充满明天不定的惊喜，但当真所有的蒙古人都是住在精巧富丽的蒙古包，左手羊腿右手美酒，过着惬意的生活吗？今日，不妨站在另一个角度，一同观察蒙古国牧人的B面人生。
蒙古转型：迁徙自由背景下的牧民流动
在讲述大国外交关系时，最为普遍的一种说法是“外交是内政的外化”，然而，这一论点却只能适用于那些个享有本国完全主权的独立国家，对于一些依靠大国的边缘小国而言，外交一旦发生巨大变化，甚至可能对内政产生震荡。
“冷战”以苏联解体为结束标志，经济委员会理事也随之解散，对于蒙古国来说，这单单意味着失去了主要的投资国和海外市场，其经济层面的损失远大于所谓的政治解放——毕竟蒙古脱离了苏联的掌控后立刻就落入美国的窥伺之中。
“冷战”结束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刻意引导、鼓励和援助之下，蒙古国轻易地放弃抵抗，不断复制以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为核心内容的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和实践，以求赢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援助。
蒙古的西化端倪越发明显，在短时间内，就大规模地针对房产、土地、农牧业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完全西化的改革，在同一时间推行了人口流动自由化方针和经济领域的全面市场化和自由化。
美国若说什么对蒙古国的企图算不上，单纯是将其当作对亚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转型”的意识形态夸耀，以及利用俄罗斯势力暂时撤出蒙古的战略真空期，趁机布局，为美国长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考虑。
这都是另说，今日专注蒙古国在大国博弈之下风雨飘摇的艰难变革，对这一国际背景下蒙古国内发生的现象变化和深远影响一一论述。
仅仅在蒙古决定转型的5年多时间内，美国就向蒙古无偿提供了4000多万美元的无偿财政援助和2500多万美元的黄油。
在由美国牵头的“国际援蒙会议”中，为蒙古建立了可在4年内提供7.2亿美元低息贷款和无偿贷款的援蒙渠道，美国还积极拉动日本、韩国等“美国派”国家对蒙古进行无偿援助，蒙古同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银行等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援助下受益颇多。
当然，这一切几乎是由美国发起、倡议、主导的。
在这“美流”几乎冲击性的洗刷之下，蒙古国的亲西路线在国内得到强有力的巩固和确认。
如果说前期仍有几分不情不愿的败家悲情，眼见美国全方位的援助，坚定不移的西化改革于蒙古国推进，政府提倡畜牧业的现代化、定居化和城市化改革，畜牧业领域开始了牲畜私有化和去集体化的政策。
既然畜牧业开始现代化改革，配套政策下牧民也要告别披星戴月的四处游牧，蒙古国的人民开始寻找宜居地。
蒙古国有1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仅有250多万，按理说应当可供选择居住的城市应当不少，事实上90%的人口集中在城市和铁路沿线，如果乘飞机往下俯瞰，触目所及都是荒漠，极少出现绿茵，只有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附近才能得见稍许绿意。
因此，若说起蒙古国的宜居城市，那非乌兰巴托莫属。
在短时间的迁徙自由背景下，蒙古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大量失去赖以为生的牲畜的牧民前往乌兰巴托寻找务工、经商的机会。
尽管乌兰巴托身为一个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环山平原地区，空气污染严重，当地人多发支气管炎和肺炎，但是为了享有良好的教育和医疗设施，蒙古国人又不得不留在乌兰巴托。
由上可见，蒙古国人扎堆去乌兰巴托与其说其利益驱动，城镇化过程中的正常流动，不如说是在国际环境突变、国家政策导向、本国生态环境窘迫等多重原因下导致的不得已之选择。
蒙古国人：城市中的牧民
定居在乌兰巴托的牧民，初入钢筋水泥、高楼大厦的现代化都市，根本无法继续从事放牧，只好转业。
然而，漂泊孤零一生，本就没有丰厚的积蓄，除了放牧什么也不会的他们也无法在短期内攒足购房资金，事实上，不要说买房，乌兰巴托身为蒙古的首都，其商品房的租金都不是牧民们可以承受的。
但集结了国家剧院、国立大学、国家行政和立法机构的中心地带对蒙古国人拥有巨大的吸引力。为了解决在城务工的居住问题，牧民们只好自行在乌兰巴托的市郊圈地自建蒙古包和栅栏，日久天长，在乌兰巴托的市边缘地带形成了一片由外地移民自建而成的蒙古包群落。
这群人生活在城市周边，却依旧住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蒙古包里，身体貌似融入了这个较为繁华的都市，心灵却一刻不停地在流浪，他们被称为“牧民工”。
难道没有在乌兰巴托发家致富的外地移民吗？少之又少。乌兰巴托聚集了蒙古国近70%的人口，而乌兰巴托三分之一的人口属于外地移民，外地移民中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市郊的蒙古包区。
即使在不算发达的国家的首都，尚且存在着商品房区和蒙古包区的“阶级参差”，那对于蒙古包区形成的等级生态自是不必吃惊。
早在1924年乌兰巴托成为给蒙古国首都以来，人口急剧增长，蒙古包区应运而生，而今为止，蒙古包区在乌兰巴托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因此在蒙古包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和文化体系。
该区域有大蒙古包和小蒙古包的差异，当然除了蒙古包还有一些移民会盖二层、三层的小楼，小楼又有木制和砖瓦制的差异，存在新旧对比，无可厚非，少部分的私人别墅也会选择盖在蒙古包区。房屋结构上的差异也表现了居民经济实力之间的差距。
蒙古观察：“蒙古包区”里面的生活
人们时常会安慰自己，富贵滔天，衣食不必忧心，贫而不贱，自有安闲之乐。原本居住在偏远牧区的蒙古国人虽然过着风餐露宿的漂泊生活，但自有一番江湖畅意。当这群原本驰骋于草原的野马踏足之处皆为黄沙，只能缩居首都的一隅，又是怎样的光景呢？
总体来看，蒙古包区居住着乌兰巴托经济水平最差的人，因为是城市周边的自建房区，所以蒙古包区域经常会存在供水、供电不足的状况，同时因为人口众多，过度拥挤导致卫生情况也是不敢恭维。
因为大量牧民迁入首都，导致土地资源紧张，房价高涨，蒙古包越建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且呈现出外扩趋势，因此蒙古政府不再允许牧民随意搭建蒙古包，并将牧民私自搭建蒙古包视为违法行为。
得不到政府承认产权意义的蒙古包区，自然也无法得到相应的房屋保障和社会服务设施。在供水方面，蒙古包区的自来水仍然没有得到普及，无论是炎炎酷暑还是严冬刺寒，不管年轻男女，还是老人儿童都要在社区机井旁排上长长的队伍打水。
在卫生方面，因为蒙古包社区的污水排放设施缺失，居住在此处的居民上厕所基本靠露天挖坑解决——三四户人家轮流使用，填满之后就地用泥土掩埋，再到别处继续挖新的坑。
然而，最不便利的是洗浴场所的缺乏，蒙古包区的居民洗澡只能乘坐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往市中心洗澡，在平均每人月均收入不到一千元人民币的蒙古包区，却要花去每次十元的洗浴费用。
城市化进程中的牧民工就业难问题
上文开篇论述了蒙古国牧民为何迁徙至首都乌兰巴托的客体原因，即国际大环境突变、国家政策的调整、过度放牧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三大主要原因。
然而，走近这群蜗居在乌兰巴托市郊的牧民工，便会发现，除却一部分人希冀让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来大城市追求梦想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他们已经无法靠放牧生存。
蒙古国并非自发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国家，反之，完全是被美国等欧美国家推搡着前行的，这类搀扶式变革中成长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会摔不少跤，显而易见，乌兰巴托市郊牧民工就业难的问题就是便是蒙古国快速变革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的疮疤。
在社会主义集体制解体之后，蒙古国实施了牲畜私有化改革，并逐步减少国家对畜牧业的投资和干预。然而，粗暴地切断上游资助，而未能同步开展牧民自主销售培训和配套设施的完善，只会导致蒙古畜牧业的抗风险能力大大减弱。
从前，在牲畜私有化之前，牲畜和其他畜产品统一由蒙古政府收购，牧民只用乖乖放牧，每个月都有工资拿，而公家的工资也足以维持生活。
但牧民在国家撤资之后，因为所住地区偏远，畜产品加工和销售都十分困难，连吃的东西都无法保障，只能杀羊吃，等到手里分下来的牲畜被吃完以后，牧民们也无法在牧区生活了，只能被迫两手空空地进城。
一方面，蒙古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经济发展创造出的劳动力岗位完全满足不了急剧膨胀的城市人口的就业需求；
另一方面，牧民工大都只有小学或初中学历，劳动力市场大都对这一机务技能有无专长的牧民们表示排斥，他们只能从事清洁工、捡垃圾、建筑工人、皮鞋匠等脏苦累的工作。
他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因此时常会遇到拼命干活却被拖欠工资甚至无法拿到工资的情况。
劳动技能的缺乏和就业岗位的紧张是现实境况，但对于牧民工来说，最心寒的是来到一个城市十年又十年，却依旧不被人接受，像一个影子游走在边缘地带。
曾有一名“牧民女”亲自讲述了自己为了四个孩子起早贪黑地去工地工作，不仅被拖欠工资，在上公交车后还被嫌弃脏乱赶下了公交车，自此之后，她再也没有坐过乌兰巴托的公交车。
在蒙古这类小型发展中国家，到底是新自由主义更适合其发展，还是已经被蒙尘的社会主义体制，历史终将会给出答案，而住在蒙古包里的牧民工们，也终将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