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中国还比较落后的时候，受限于通讯和交通工具，人们获取新闻或知识的渠道十分有限，报纸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
民国时期的文人都十分热衷给报纸写稿子，或是新闻短评，或是小说连载，或是散文杂文，甚至家长里短的活动记述等等。鲁迅、茅盾等知名作家都曾自己办报，练就了一身采编刊印一条龙的硬本事。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
正是基于此社会现状，民国时期，报人手里的一支笔，完全不逊色于战士手里的一杆枪。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以此为阵地发起了著名的“新文化运动”，而他本人也被人视为新青年的“思想导师”。
因此，报人在当时是具有非常崇高的社会地位，许多人都梦想当记者或新闻编辑。不出例外，毛泽东当时也有这样的“记者梦”——希望用手里一支笔，去抵挡成千上万的“毛瑟兵”。
说到毛泽东的“报人生涯”，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邵飘萍，是他一手刻画了青年毛泽东的“记者梦”。
▲邵飘萍
一、邵飘萍与“记者梦”
邵飘萍1886年出生于浙江东阳，是民国非常出名的报人，一手创办了《京报》并担任主编，有“新闻全才”、“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的诸多美誉。
毛泽东和邵飘萍的结识，其实源于一堂课。
▲邵飘萍1918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京报》的馆址，位于西城区骡马市大街魏染胡同 30 号、32 号。
1918年秋，毛泽东和好友蔡和森、萧子升、萧三等人来到北京，为新民学会会员赴法留学作准备；期间为了缓解经济压力，通过恩师杨昌济的介绍，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助理管理员的职位，成了半个“北大人”。
与此同时，蔡元培亲自创办了北大新闻研究会，同时也邀请鼎鼎大名的《京报》主编邵飘萍去授课；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当时正在北大当书记员的毛泽东，便顺利拿到了一张珍贵的听课证，开始了与邵飘萍的接触。
▲《觉醒年代》中的邵飘萍剧照，扮相与本人非常相似。
在此之前，毛泽东一直都是报纸的忠实拥护者——从启蒙他反叛思想的《新民丛报》，到宁愿不吃饭也要买的《新青年》和《甲寅》，毛泽东对报纸的爱，是十分清澈和坚定的。
如今，在北大的课堂上，毛泽东一下子从一名新闻消费者，转成了一名新闻生产者，虽然还未真正实现，但这种身份的调换让他十分快乐，似乎掌握到了某种“成功秘籍”。
因此虽然只是北大的“编外人士”，但他上课十分积极，几乎每节课都不落下；虽然普通话极其不标准，常有同学讥讽他的湖南土话，但依然在课上积极发言，比如对于怎样算是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保证新闻的真实性。
▲毛泽东（左四）初到北京
当时邵飘萍对毛泽东十分欣赏，与此同时毛泽东对邵飘萍也非常信任，这种信任从一个细节可以窥见一二。
当年在省一师读书时，因为父亲家教严苛，毛泽东的生活常常捉襟见肘。1916年春，毛泽东的好朋友萧子升，曾在信中提出要“赠钱”给毛泽东，不过自立自强的毛泽东，并没有接受，甚至连“赠书”的请求都直接拒绝了。
不过两年多以后，在北京，当邵飘萍出于惜才的考虑，提出愿意资助他在北京的生活时，一向心高气傲、追求独立自由的毛泽东，却甘愿接受了邵飘萍的个人资助。
邵飘萍当时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不仅是物质上，还有思想和精神上。很多年后，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说，“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
▲上世纪20年代初的毛泽东
正是得益于邵飘萍的手把手指导，毛泽东不仅学习到了系统的现代传媒知识，还对记者这个职业产生了崇高的向往。一颗年轻的心，从此种下了一个“记者梦”。
二、“执笔为剑”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学以致用，正式创办了人生中第一份报刊、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有了自己的主战场，毛泽东写起文章来就更加自由无拘、得心应手、直抒胸臆。
在《湘江评论》第一期里，毛泽东以“泽东”为笔名，一口气发表了多达26篇文章，长的比如最著名的创刊宣言，短的比如一些时事评论文章。
当时他的报纸不仅有国内社评——比如《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各国的罢工风潮》，同时还有国际社评——比如《证明写于过的平等正义》《阿富汗执戈而起》《可怜的威尔逊》等等。
▲《湘江评论》创刊号
1919年7月14日第一期《湘江评论》刊发了大约两千份，结果当天就卖完了，因此在7月21日刊发第二期的时候，又增发了两千份第一期，可想而知是非常受欢迎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创办《湘江评论》，毛泽东几乎一个人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只有在自己写不过来的时候，才会接受外界的投稿，但事实上这种投稿是没有稿费的。
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启事中说，对于投稿的人，“暂无物质上之报酬，只能精神上表示感念，并酬以本报”。
在新闻创作上，他完全继承了邵飘萍的“衣钵”——“铁肩辣手，快笔如刀”。比如《民众大联合（一）》中，毛泽东开篇就是一句“痛骂”：“国家坏到了基础，人类苦到了基础，社会黑暗到了极处。”
▲张敬尧
这样的犀利言辞，很快就遭到了湖南军阀的严密监视，最终在7月14日、7月21日、7月28日和8月4日出版了四期后，《湘江评论》被军阀头子张敬尧严令查封。
失去了自家主战场后，毛泽东又转战其他报刊，受邀担任了《新湖南》的主编，《大公报》的特约评论员。
当时，他最出名的杰作，是在《大公报》上以“润之”“泽东”做笔名，针对一条赵女士自杀的社会新闻，连续发表了多达十篇的评论文章，猛烈炮轰旧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
赵女士，名五贞，湖南长沙人，生于1896年。1919年11月14日，因不满父亲包办婚姻，将其许配给富商品古斋老板当小老婆，赵女士用剃刀在花轿上当场自杀，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
▲赵五贞
毛泽东写的第一篇时评，标题是《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他开篇说：
社会上发生一件事，不要把他小看了，一件事的背后都有重叠相生的原因。即如‘人死’一件事，有两种解说：一是生理的及物理的，‘年老寿终’属于这一类；一是反生理的及反物理的，‘夭殇’、‘横死’属于这一类。赵女士的死，是自杀，是横死，是属于后一类。
毛泽东鲜明地指出，赵女士并不是自己要求死，而是“环境逼着他求死”；她的父母、夫家以及整个社会，三者共同包围了一个“铁网”，是这个“铁网”最终困死了一个妙龄女子。
除了分析原因，毛泽东在之后几篇文章，又深入分析了中国的婚姻制度，提出女子应当自立，应当打破父母包办婚姻的习俗，打破媒人的制度，打破迷信，瞬间从民生角度，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法律高度、思想高度，切实呼应了当时流行的“五四”风潮。
▲1919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大公报》发表《赵女士的人格问题》，文中提到“不自由，毋宁死”
经过《湘江评论》《新湖南》《大公报》的历练，毛泽东对于新闻写作，培养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和写作基础；后来以此为起点，他又先后创办和主编了《新时代》和。其中，《政治周报》是他一生的最后一个主编刊物。
之后，由于政治和军事斗争险象迭生，毛泽东没有再亲自创办或主编过报纸刊物，而是换了另一种特殊的方式，继续实践他的“记者梦”。
▲ 1925年12月，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身份主编《政治周报》，并为该刊创刊号撰写《发刊理由》。
三、“新华社首席记者”
1937年1月，随着中央机构进驻延安，红中社正式改名为新华社。此后，在新华社这个新的主战场上，毛泽东又再次执笔，发表了大量的气势磅礴的军事、政治评论文章。
据新华社老记者、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原代所长成一先生回忆，毛泽东当时写稿子非常快，常常一天就能写两三篇，而且主题不重样，文笔独具特色，立意高远，旁人根本无法模仿。
▲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红色中华通讯社）的旧址，位于江西省瑞金市。
有一次，毛泽东写完一篇稿子之后，脸上露出喜悦之色，十分得意地问旁边的新华社工作人员：“你们说谁是最好的新华社记者？”大家一听，都露出了会心一笑，毛泽东也开心地发出笑声。
从那之后，新闻界就广泛流传着关于毛泽东的新称谓，“新华社首席记者”，“新华社最好的记者”，“新华社级别最高的记者”等等。
▲ 1948年11月27日，毛泽东撰写的《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手稿，后以刘伯承、陈毅名义发表
对于新闻稿，毛泽东写起来总是显得游刃有余。比如三年解放战争时期，这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新华社撰写新闻最多的时期。身处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说的就是这种状态。
1948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正驻守西柏坡的时候，国民党情报部门了解到西柏坡的军力十分薄弱，于是蒋介石亲自飞到北平，与傅作义商量，打算偷袭石家庄，袭扰西柏坡。
面对来犯之敌，毛泽东先声夺人，先是在10月25日，发表了《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将蒋介石、傅作义的“阴谋”直接公之于众；后在10月27日，又追加了第二篇新闻稿——《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称群众已经做好准备抵抗蒋介石；之后在10月29日和10月31日，又刊发了第三篇和第四篇跟进报道——《偷袭石家庄敌军行动迟缓》和《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连续四篇文章，将敌人身上的一种想打、准备打、又不敢打的行为和心理动态，剖析地入木三分，起到了非常强的心理震慑作用，敌人还开始打，就已经将他们看透了。
▲1948年10月3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手稿
四篇新闻稿发出后，效果立竿见影。
“昨收听广播，得知对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警惕。彼方既有所觉，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当傅作义从下属口中听到这句话后，也非常震惊。他和蒋介石本想“偷袭”，但如今对方既然已经了然于胸，甚至做好了迎战的准备，那么“奇袭”已经没有意义，强行进攻的胜算也不大，于是他放弃了本来制定的进攻石家庄的计划。
这就是最典型的心理战、政治战、舆论战，毛泽东以高屋建瓴的视角，用气势磅礴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论述，写作新闻稿件。每每出手，总是旷世佳作，配合甚至主导了千里之外的军事战场。
▲毛泽东对《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的修改稿，后发表于1949年4月22日。
四、“为他人做嫁衣”
上面说到的1948年10月的4篇新闻稿，除第一篇稿件是由胡乔木起草、毛泽东修改外，其余3篇都是他自己亲自撰写，从手稿上看，为追求严谨措辞，曾大量多次反复修改。
值得一提的是，最后这些费尽心思写的稿件，都不是以他自己的名字或某个化名发表，而是以新华社某记者或新华广播电台的名义刊播。
不过虽然没有署名，但熟悉他的文笔的人，通常一看就知道出自毛泽东之手，比如他的老对手蒋介石，1958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他一眼就看出这是毛泽东的手笔。
毛泽东的文风极其具有个人特色，因为身处最高领导人职位，所以视角总是高屋建瓴；又因为他的性格，所以文字总给人一种幽默甚至戏谑的感觉，但实际上，他就是要通过这种“大白话”，让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也能看懂，最终达到最广泛的传播效果。
比如非常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毛泽东开篇第一句话说：“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用一个十分简短的肯定句，既叙述了当时的敌弱我强的对峙状态，又通过简简单单的“山穷水尽”四个字，极猛烈冲击着敌人已经十分脆弱的心理防线，这是毛泽东十分擅长的文风。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抗美援朝期间，毛泽东也曾以“本社朝鲜前线记者”（指新华社）的名义，亲自写过多篇文稿，尤其是1950年12月志愿军收复平壤的报道，文字凝练，语言生动，令人印象深刻。
他用“恐慌万状，急于逃命”、“闻风丧胆，仓惶南逃”等寥寥几字，便将敌军仓皇溃退的窘态，勾画得宛然在目，令人赏心悦目，畅快淋漓。
他的新闻稿，不仅是给志愿军带去战斗的信心，同时更是为点燃国内民众的抗美援朝热情；他写的稿件一经发表，总是能引起热议；毛泽东完全掌握了舆论宣传的主导权。
▲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与新闻工作结缘60余年，他曾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
虽然因为特殊的身份，毛泽东写完新闻稿后不便署名，但他依然常常“越俎代庖”，写了一篇又一篇；这看似是“为他人做嫁衣”，但实际上也是在实践他从1919年就开始追求的崇高“记者梦”，更是在延续他新闻道路上的恩师——邵飘萍的新闻理念。
从最开始的自己办报，到后来的自己写稿、以别人的名义发表，毛泽东对报纸的热爱始终未曾改变。他曾经说，“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读报是他每天最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点直到临终前都未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