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拆除北京古城墙，梁思成痛心疾首，他说：“拆掉一座城楼，就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就像剥去了我的皮。”
“五十年后，会有人后悔的。”
1948年末，随着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摧枯拉朽般的进攻，解放北平节点已经到来，但党中央和毛主席却迟迟不愿下达进攻北平的军事命令。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毛主席等党和军队领导人充分考虑到了北平作为极具历史价值的古代都城，城内古建筑众多，历史遗迹分布繁杂，贸然军事进攻北平，将对民族历史遗存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是人民解放军进攻北平的一大障碍，毕竟谁都不想担负一个毁坏民族历史遗存的恶名。
为了对北平古建筑的所在位置和价值有所了解，减少对这些历史遗存的破坏，进攻部队专门派干部找到当时有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请教北平城里有哪些古建筑价值大，需要保护，以便进攻时尽量避开。
梁思成对此非常热心，他找来军事地图，对北平重点古建筑进行标记，基本涵盖了北平所有的重要古建筑遗存。毛主席还专门命令队伍对照地图进行精确射击，防止破坏这些古建筑。
好在作为国民党驻扎北平军事主官的傅作义在共产党的积极争取下，于1949年1月21日双方签署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
他从民族大义和北平的历史文化保护方面考虑，但主要还在于迫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压力，傅作义最终宣布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免于战火。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庄严宣告，至今仍让人热血沸腾。
建国后，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在满地疮痍、一穷二白的中国土地上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力。而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代表着新中国形象的北京自然被定位为一个工业化城市，这也是当时建设北京的指导思想。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现有的设计和各区域用途显然不满足工业城市发展的要求，只能对北京进行改造。怎么改造，用什么方式改造成为了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
也正是在此时，负责对北京进行改造的部门召集了很多建筑学专家来到北京，商议北京改造的事情，这其中除了国内的顶尖建筑专家如梁思成、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以及郭沫若等人以外，还有很多外国知名建筑师，如苏联的巴兰尼科夫等。
为了找到最适合北京的改造方案，这些专家和学者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讨论，并出撰写了四五套方案的初稿，但由于这些方案在这些专家中彼此都不认同，导致北京改造也迟迟不能动工。
在这些改造方案中，有两套方案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套是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提出的以“拆”为主方案，一套是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以“保”为主的方案，双方对对方的方案互为不满，都极力反对。
首先说的是以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和郭沫若等人提出的“拆”字方案。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有名的作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出席了这次的讨论会。
或许受够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压迫，从情感上排斥作为封建统治王权象征的北京古城，也或许是以郭沫若为首的学派真的从北京的未来发展着手，最后郭沫若等人一致要求对北京古城垣进行拆除。
而作为这次受邀参加的苏联专家十分认同郭沫若等人“拆”字方案，巴兰尼科夫大概是彻底从工业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于北京城几百年的古建筑古文化的保护几乎丝毫没有考虑，他提出的方案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拆”。
在巴兰尼科夫的方案中，他对北京现在的规划非常不满意，认为北京现在的规划不适合作为工业城市使用，如果保存过多的古建筑将会大量挤占工业发展的空间，不利于工厂的建设，必须要推倒北京的古城墙，将城区向外拓展。
他还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作为中心，围绕其附近街道两侧重新建设新的行政中心作为首都的主要行政建筑。
对于如何解决在大拆后北京60万人的居住问题，巴兰尼科夫给出的方案还是拆，并建议完全拆除北京的旧房和旧城墙，这样就能够获得足够的城市空间建设现代化的居民区容纳北京市民。
梁思成曾在美军轰炸京都和奈良时对保护日本古文化有着巨大的贡献，被日本人敬称为“古都恩人”。他和陈占祥对于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大力拆除北京古城墙为工业发展腾地方的方案极力反对，并与巴兰尼科夫在会议中激烈交锋，双方产生严重的不满情绪。
为了尽快拿出不同于巴兰尼科夫的“大拆 ”方案，梁思成和陈占祥两人合作连夜撰写了以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古城墙为主的“梁陈方案”。
在这个方案中，梁思成和陈占祥主要提出了两处改造建议，总的来说也就是“一保一建”，在大的方面把作为工业城市定位的北京划分成两个区来区别搞改造。
所谓的“一保”是指北京的东面、南面以及北面有大量的古城墙和老房子、老建筑，要对其进行古文化保护，可以设立成老城区和旅游文化观赏教育区，这样这些几百年的文化遗存就能完全保护下来留给后人。
所谓的“一建”是指北京西面有大量的空地，也有足够的资源进行现代化工业建设，搞现代经济，设立成新城区。而且可以将首都的行政中心放在北京西郊。
这样来处理，未来的北京就有足够的发展空间，而且居住地和工作地点也统一，防止跨区交通带来的不便，也就降低了成本。
更重要的是，按照这套方案来做，作为中华民族人民勤劳与智慧结晶代表的北京古城墙和古建筑也将得以完整保存，那么留给子孙后代的将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古城。
梁思成和陈占祥为了让有关单位认可自己方案，多方奔走劝说，并把自己的方案和规划打印了一百多份送给各级领导，极力劝说他们保护古城墙，另择新址建设行政中心和工厂。
另外梁思成和陈占祥还向有关单位递交了一份2万多字的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区行政位置的建议》，估计他们也认为全部保护北京的古城墙已经不太现实，提出可以划出适当的位置进行保留。
作为中国著名的建筑家和作家、“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杰出女性”的林徽因，为了保住北京古城墙，殚精竭虑的她已经患上严重的肺病，以至于几乎无法开口说话，仍然毅然起身，嘶哑着喉咙喊道：
“拆了这些八百年的古城墙，来日方长，就算是后悔了复原重建，赝品的城墙没有了历史的厚重感，只是件多余的摆设。”
为了保护北京古城墙，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不顾他人的反对和冷嘲热讽，持续奔走了将近2年的时间。
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办公会议上，梁思成和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围绕北京古城墙的“拆留”问题大吵了一架，吴晗被执着的梁思成逼的没办法，直接对梁思成说道：
“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的包围下岂不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梁思成从吴晗的表态推断出自己的方案不受上面的认可，拆除古城墙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他当场失声大哭，众人虽然同情梁思成，但也大都不认可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
在关于北京古城墙拆不拆这个问题上，梁思成和陈占祥为首的“保护派”无疑成了众人眼中不和谐的因素，被人为是固执老旧的保守派，而郭沫若、巴兰尼科夫、吴晗为代表的“拆”字派成为先进、正确的代表。
“陈梁方案”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最终没有被认可，被废弃，这其中主要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陈梁方案”的设计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注意这里所说的是“当时”。
在中国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解决四万万人民吃不饱饭的问题。再加上新中国刚刚打完了抗美援朝的这场大战，国力消耗严重，很多地方出现了饥荒。
恢复生产是当时的第一要务，这在后来提出的改造方案的口号中可以明显看出，喊出的口号是“为生产服务，为百姓服务，为中央服务”。
在一个一心恢复生产力国情大环境下，所有人的主要想法就是发展和恢复生产力，发展工业。
而“梁陈方案”中大手笔的保护北京古城墙，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限制了北京发展工业的空间，提高了发展北京工业的成本，显得不实用，在当时是不符合实际的。
这个也是“陈梁方案”不被看重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陈梁方案”设计理念超前，但宣传力度不够。
在当时，中国刚刚从十几年的战争状态中恢复稳定，人们还处于饥饿的状态，而“陈梁方案”在设计和规划时大提古文化古建筑保护，这对于还饿着肚子的人来说显得太过于超前，肚子都还饿着还谈何古文化保护？
“陈梁方案”在设计理念宣传上反而不如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的“拆”为核心的方案更加实用和贴近眼前的实际。在比较看来，巴兰尼科夫的方案反而更加符合“为生产服务，为百姓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建设口号。
第三个原因则是偏见问题。
中国四万万百姓刚从清朝的封建统治中解放出来，对代表封建王权的紫禁城和古城墙从内心十分痛恨，人们把对封建统治迫害的愤怒转移到了对北京古城墙和古建筑上来，这种偏见也导致了“陈梁方案”最终“流产”。
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学术流派对立的原因。
很明显，以梁思成、陈占祥和林徽因代表是一个古典与现代结合的文化流派，而郭沫若、吴晗甚至还有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代表是激进派，他们主张拆除一切旧事物，建造新事物，也就是所谓的“破旧立新，不破不立”。
显而易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最终以巴兰尼科夫、郭沫若为代表的激进派占据了上风。
从1952年开始，北京的古城墙开始陆续被拆毁，北京有关单位开始组织大规模的人力物力拆除北京外城城墙，拆除的城砖和城土被用来建设工业设施，而后仅仅几年而已，北京外城城墙被拆毁殆尽，就是内城城墙也被拆了一半。
从1953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陆续拆除了朝阳门和阜成门的城楼和瓮城、地安门、永定门、中华门等城墙建筑。
永定门的城楼和箭楼拆除给出的理由仅仅是“妨碍交通”，说 永定门的存在让北京的这条马路不能直行，容易引起交通事故。
而中轴线上中华门的拆除是因为修建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工程的需要。
到了1969年，整个内城城墙也被完全拆除，理由是修建地铁和备荒备战，城砖大多被用在“深挖洞、广积粮”的运动设施中，内城城墙不存。
如今，北京昔日辉煌的古城墙已经不剩多少，金朝的中都古城墙还剩下凤凰嘴村附近的些许遗存，元大都还剩下部分的上城遗址也已经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成了遗址公园。
另外还有很多昔日被拆除的城楼和城墙也被勉强修复，比如明朝内城西城墙南端遗址，还有修整了诸如正阳门及箭楼、德胜门箭楼和东南角楼等遗迹。
但无论现代如何去人工修复，历史遗留破坏了就再难以复现，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厚重痕迹，正像林徽因当年所言变成了“赝品”，让人徒留诸多惋惜。
如果“陈梁方案”得以实施，北京的古城墙没有被毁，作为世界上唯一保存完整的古代都城，在古代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北京城将会另一种方式惊艳整个世界，而且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将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财富。
但不管是新北京还是老北京，作为的新中国的首都，都是14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向往和仰慕之地，这是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