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三季度以来，无论是在资本市场还是国际媒体，对全球能源供需局势都用了“重大震荡”来形容。在“短缺经济”“滞涨”若隐若现的大背景下，欧美天然气、动力煤以及电力价格不断攀升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印度和巴西也在经历着严峻的电荒危机和惊人的电价飙涨。而在中国，过去短短一个月，我们也先后经历了呼吁纠正“运动式减排”、20省市限电限产、以及最新公布的全面开放煤电上网电价政策。尽管还没有正式入冬，今年拉尼娜效应下的寒冬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未来一段时间能源供需安全的担忧。
回溯历史，全球曾多次爆发能源危机，持续时长及影响不一。这次全球能源供需新形势，可以被称为是新一轮的“能源危机”吗？如果是，这次能源危机有什么显著不同？当势在必行的能源转型遇上供电需求、减排压力、资本市场波动、以及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我们如何从以前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得政策启示，又将如何看待我国3060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在2021年10月的【中国环境故事网络 · 能源会客厅】专家沙龙里，Agroa能源转型论坛高级顾问、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客座研究员涂建军，就以上话题与业内同仁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VOL04.
能源会客厅由绿色和平、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北大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共同举办，为能源气候政策分析者提供最新行业洞察。
本期为10月13日录制的第四期专家沙龙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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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直播回顾】
全球能源供需新形势：重大能源危机或短期的市场波动？
从全球视野来看，国际市场天然气价格飙涨，以及欧美地区、新兴经济体的电力价格攀升，可以归结为以下一些原因。首先，毋庸置疑的，本轮市场波动肯定和正在进行的能源转型息息相关， 即以可再生能源为导向的能源转型，叠加部分国家弃煤、弃核的议程，在过渡期内是强化了天然气的重要性。2050年欧盟气候中性、2060年中国碳中和实现的前提条件下，天然气在能源行业未必会有一席之地了；但在能源转型的过渡期内，天然气的重要性的确是增加了。第二，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并网需要系统性的中长期解决方案。换句话来说，短期内没有一个前瞻性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方面的理论框架和行动方案，确实容易带来一些供应安全的挑战。第三，本世界中叶的净零排放议程，大幅度降低了欧美国家尤其是国际能源公司在化石能源上游行业投资的意愿，并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有所体现。
另外，也要考虑国际地缘政治的因素。欧洲、美国、俄罗斯围绕北溪二号的漫长博弈，英国脱欧后果不断发酵，新冠疫情使得对社会活动水平预测的不确定性加剧，欧洲部分天然气主产区资源枯竭导致产量下降等等。此外，欧盟作为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领袖，虽然成功把能源转型的的议程输出到其他国家，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就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等）的天然气需求大增，也直接导致在国际天然气市场上的竞争加剧。
历史上每次能源危机或者是市场大幅度波动的出现，都有其偶然性，但其周期性的发生也有其必然性。最近全球能源市场又出现了大幅波动，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最重要的是各国如何综合平衡长期战略目标在短期内的推进方式和速度，这将在真正意义上考量各国领导层的政治智慧。
中国20省市拉闸限电的根本原因为何？
台面上的原因，最直接的一条就是煤炭供不应求，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实际的内涵却相当复杂。当前国内煤炭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虽然非常重大，但遗憾的是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据不完全统计，“十三五”期间，全国大概关停了10亿吨的煤炭产能，而2016年到现在核准的煤炭产能只有大约3.5亿吨。叠加今年3月1日起煤矿超产入刑、内蒙古煤焦领域腐败倒查20年等因素，中国煤炭供应的价格弹性突然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其次是，中央政府按季度进行考核的能耗控制目标，对比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的晴雨表与9月拉闸限电的省市列表，很难说因此拉闸限电的地区就不存在。当然，由于部分地区非化石能源发电未达到预期水平，也进一步恶化了供需不平衡的矛盾。
深层次的原因至少有三点：能源行业尤其电力行业改革的最佳窗口期已经错过，多方博弈能源行业话语权及治理权，以及新冠疫情叠加运动式节能减排。总而言之，中国的能源行业是一个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混合体，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可以享受市场和计划经济的双重红利；遗憾的是，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要承受这两个体制缺陷的“双重暴击”。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拉闸限电后很多地方通过集体“躺平”来倒逼有中国特色的调控手段的出台，这到底是因噎废食呢，还是与时俱进地调整能源转型的步伐，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无论如何，中国的能源转型既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达峰来冲高峰，也要避免一刀切的双控或者是运动式减碳，但是更需要避免因噎废食，不要因为市场出现了一点风吹草动， 就动摇了3060“双碳目标”这样重大战略目标的推进。
在此，也推荐河畔能源的一篇文章，主题是从技术的层面分层次来分析中国整个电力行业的限停电问题诱因溯源及解决途径，并基于层次分析法和4层供需关系分析进行了深入的研判。
德国能源转型的历程给我们哪些政策启示？
煤炭在德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1850年左右煤炭就超越薪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一次能源。德国退煤的历程比很多发达国家要漫长，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完成。1985年德国才真正意义上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气候政策大辩论，回过头来看，德国关于气候变化的的政策辩论有一个非常惨痛的历史教训，因为部分能源利益集团长期污名化可再生能源，坚称可再生能源永远不会脱离小众能源的范畴。由于这种污名化的策略一度非常成功，利益集团的阻扰确实曾经成功地拖累过德国能源转型的步伐。
中国当前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大家可以看看行业内的讨论和文章，有没有部分人士在长期坚称风电和光伏是垃圾电？用这么负面的专有名词形容可再生的风光能源， 即使不说是别有用心，至少污名化这三个字应该是担得起的。国内现在能源行业一煤独大，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研判，除非CCUS的技术经济性出现重大突破，或者绿氢给煤炭的原料化利用带来了春天， 煤炭行业的持续衰落甚至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将难以避免。
这个对产煤大省和煤炭行业来说非常痛苦的过程，如果全社会能提前做好准备，将显著降低转型期间的各种挑战，如果做不好准备，全社会恐怕就不得不承受周期性能源市场大幅波动的痛楚。
德国实现气候中性的三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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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实现气候中性的六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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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尼娜寒冬将至，国家应如何保证稳定能源市场的供需平衡？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从能源气候从业者的视角来看，其实是有两个解决思路：第一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第二种是痛定思痛、痛下决心解决深层次的矛盾。
现在通过各种保供的行政措施确实可以快速地解决部分地区的拉闸限电，但通过拉闸限电暴露出来的深层次矛盾，其实更应该通过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来进行根治。风电和光伏去年在全国发电的占比只有9.5%，但进一步的发展可谓阻力重重。中国即使不说全国一张网，全国最多也就2.5张网，这么好的体制下，中国电力市场的运行为何长期克服不了省间壁垒，隔墙售电总是议而不决的原因到底何在？如果推进能源改革时总是柿子捡软的捏，最难啃的骨头总以击鼓传花的方式留待日后解决，那么用行政指令虽然可以简单粗暴地掩盖矛盾，也能够立竿见影地化解摆在明面的市场波动，但体制性的桎梏将依旧无解。
从历史责任的视角来看，击鼓传花不是一个长治久安之道。我觉得应该趁着这一轮市场波动暴露出很多深层次体制性矛盾的机会， 有关各方要痛下决心进一步深化能源行业，尤其是电力行业的体制性改革。
提起体制性矛盾，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国内电力行业现在是“一煤独大”，这种现状下，煤电其实应该越来越多地参与电网调峰。但令人遗憾的是，“十三五”期间火电灵活性改造在东北的试点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原因在于，行业改革经常试图通过技术手段去解决体制性的矛盾，当出现了推进不力的局面时，有关部门不去认真反思不同的利益该如何平衡，却乐此不疲地揪着成熟地技术手段没完没了地找原因。
如果遇到问题都想通过灯下黑来解决，中国的清洁转型将会任重而道远。这种情景下，如果展望天然气在中国能源行业的未来，可能会出现天然气将不得不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所谓“过渡能源”或者“桥梁能源”。但是，在能源体制实质性改革能够深入推进的前提条件下，中国能源行业其实是完全有机会避免走这么一段弯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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