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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惨案今天爆出复杂信息!矛盾是如何激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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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评论 2021-10-15 20:29

采访、整理:叨叨姐

福建莆田上林村重大刑案发生至今,犯罪嫌疑人欧某中仍在搜捕中。

各种消息不断释出。

受害者家属说,嫌犯不是“老实人”,曾因邻里冲突打人被判过刑;有村民说,两家矛盾由来已久,之前就曾发生过肢体冲突。

事情原委还需等待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出现不少同情犯罪嫌疑人的声音,“维权难”“村霸”“基层干部不作为”等刺激性字眼频繁出现。

莆田事件是孤例吗?它是基层干部不作为导致的吗?这类恶性事件以后能不能避免再次发生?

围绕这些问题,补壹刀采访了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桂华。

问题一:

网络上对莆田事件的反应较大,很多网民同情嫌犯。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桂华:首先,对于这样一个恶性事件,法律上的定性应该是明确的,而行凶者会受到法律制裁,这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其次,我们评论莆田事件之前,不妨对事情做一个简单的“还原”,看到它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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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涉及的是宅基地和建房方面的纠纷,与两方面因素有关:

一是经济因素。

莆田属于东部地区,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宅基地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相对较高。我不太了解上林村的具体情况,但一般来讲,东部地区的宅基地受管控严格,新批宅基地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宅基地的价值高,可能引发的相关利益冲突是不小的。

二是社会文化因素。

莆田属于南方地区,宗族传统比较浓厚。莆田事件中的受害人和施害人,还有接受采访的同村村民都姓欧,他们很可能属于同一个大家族。在这种地方,农民的祖业观念非常强,宅基地不再是一块抽象的土地,而是一份祖业。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两家在宅基地问题上存在历史矛盾。比如彼此祖辈当年分家的时候有没有过分家矛盾等,这些细节说不准,很多农村冲突与生活细节有关,需要进一步核实的。

如果这类情况真的存在,就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家务事看起来不大,实际上解决起来却十分困难。我们在基层调查看到,很多民间冲突涉及上代、上上代的纠纷、矛盾和隔阂,再加上经济因素,建房纠纷很容易成为死结。

厘清这两个因素后,大体可以还原相关场景:一是宅基地的经济价值比较高,二是村庄比较拥挤,拥挤就产生高度的相邻问题。风水、采光、道路,历史、社会、家庭、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全部交织在一起,在具体的宅基地问题上就会产生极其复杂的矛盾。

问题二:

基层矛盾大多与宅基地纠纷有关?

桂华:在演变成为恶性事件之前,日常矛盾在生活中很常见。纵然是在家庭生活中,也多多少少都有矛盾。村庄生活更是如此。重要的是,透过莆田事件看到乡村社会秩序的变化。

过去几十年,也许乡村邻里之间吵过嘴、打过架,但已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局面。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

但到了今天这个社会转型期,农村经济日渐发展,相当一部分农民有钱了。还有国家实行的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农村基础建设得到很大改善,再加上农民对宅基地的天然期待,返乡建房潮流开始出现。

这就激活了本来处于沉寂状态的旧有矛盾,它们被翻烧饼式地翻炒出来。

建房与宅基地矛盾过去就存在,今天更加突出。有些乡村对于建房的相关规定是拆旧建新,原拆原建,并要求自建房必须获得四邻签字,以此表明四邻对该自建房不持异议,没有纠纷。有了这份四邻签字,村委会才会通过审查,政府才会批准。

四邻意见书不是简单的签个名字表示同意就好。如果四邻对该自建房有任何具体要求,经过协商后,四邻意见书会记录协商结果,比如房子多高,间距多少等等。

一种情况是,邻里之间原本就存在纠纷,四邻就是不给签字。

还有一种情况是,就算签了字,到了建房的时候,还有邻居可能以影响风水、有碍采光、不利出行等理由反悔。

问题三:

宅基地一类的纠纷以前是怎么解决的,现在还能以这种方式解决吗?

桂华:这就涉及另一个时代背景,那就是村庄在解体。

村庄内部过去存在一种由村里的老人、家族长辈主导的调解机制。对于很多问题,老百姓心里是有一杆秤的。而且,在熟人社会中,大多数人注重面子,注重人情,也重视亲属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村庄内部的调解机制通常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

然而,今天的村庄已经走向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了。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很多农民都外出打工、做生意,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在解体,内部的调解力量也就瓦解了。

利益密集、空间拥挤,再加上人与人的关系疏远和社会调节机制失效,宅基地因此就演变成为矛盾的焦点。

问题四:

一些网友指责基层干部不作为,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桂华: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其实,对于这类问题,乡村干部试图强力解决,是很难的。

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宗族文化传统较浓地区的宅基地,都有比较长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经历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变为集体所有,但是相对于其他土地,由于宅基地上建有房屋私产,所以大部分农民的宅基地没有经过再分配,还是依循继承制,由此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一些边界上存在模糊,到现在就更说不清楚了。

宅基地没有像城市商品房一样经过彻底的权利确认。

政府推行农村宅基地确权,但是很多模糊地带依然存在。退一万步说,就算宅基地的边界可以通过花费大量精力予以确定,但那之后呢?

村庄中每个农户都有四邻,每个四邻都可能会有不同要求:你不能建三层,不能建这个尖顶,不能刷这个颜色……法律无法把社会生活的所有细节都加以规定。这时候,村干部可以调解,但恐怕也难以解决所有“意想不到”的问题。

城市也有类似情况,建地铁的时候就涉及相邻权的问题,一般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也是城市治理的大矛盾。而农村呢,很多纠纷因历史遗留问题而起,在法律和事实上都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处理起来也非常麻烦。

问题五:

对于类似恶性事件,有没有办法避免再次发生?

桂华:举个例子,城市小区的楼房中,楼上有个小孩整天蹦蹦跳跳,严重到影响楼下的生活质量,怎么办?

找物业?物业只能调解,却没有执法权。找警察很多时候也没法强制处理。而且,这个小孩蹦5厘米算噪音,还是蹦10厘米算噪音,没有标准。如果有了标准,又如何取证……

这和乡村的宅基地纠纷是差不多的道理,都是转型期,因为居住紧密,人们在一些日常生活领域产生摩擦。这类问题,想要解决,却不容易。

莆田事件,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还是社会秩序问题。

有网友情绪激昂地指责基层干部不作为。这需要辩证地看。设想一下,居民因为邻里噪音侵扰,找到居委会干部甚至警察,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因为没有很好的办法可以一下子解决问题。

跳出莆田事件本身,就我们在基层调查到的情况来看,很多邻里纠纷解决不了,不一定就是基层干部不作为,他们很多时候是没办法解决这类问题的。与其将这些事情视为干群矛盾,不如将其理解为基层治理体系无法应对转型期的复杂矛盾。

也就是说,这不是干群冲突,而是转型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秩序供给之间的矛盾。

这与城市小区中空调滴水、楼上噪音等事件类似。和邻居发生摩擦,或者碰到一个不讲理的邻居,就是很闹心,生活很痛苦,甚至像网上说的“犹如生活在地狱里”。

问题六:

如果难以根除,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这类矛盾呢?

桂华:城市本就是陌生人社会,没有日常矛盾的调解机制。而传统条件下,乡村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就是友好型的。一个人做事太极端了,村里的其他人都会唾弃他。但如今,乡村的熟人社会日渐解体,社会的紧密性却依然存在,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的利益交织地带仍然非常多。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互帮互助的友善一面,乡村就会变成丛林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就会痛苦。

当乡村的传统调解力量不再,法律和国家的力量直接介入的成本很高,这就需要社会治理共同体。

通过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来解决特殊环境中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秩序供给的矛盾。这种社会秩序供给指的不是大的硬件设施,而是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小纠纷小矛盾,有人调解、有人过问。

有人可能会问,村干部为什么调解不了?

2018年,福建省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鼓励干部在大事要事难事中有所作为。

民间纠纷调解需要高超的技巧和群众工作能力,如果变成行政任务下达,反而效果不好。

就拿建房子一事来说,建房的有他的道理,不让建房的也会有他的理由。建房的说,你不让建,我就闹事;不让建房的人也说,你要建房,我也闹事。村干部只能做工作,可以调解,但是不是能调解得了,就不一定了。

莆田事件不是一句怎么办就能解决的。

日常生活中各种纠结,不可能找到一把钥匙全部解开。紧密生活的人们之间一定会产生各种纠纷,它们都是转型期人民内部社会秩序中难以避免的。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莆田事件不具有高度政治性,不是一个政治矛盾、社会阶级矛盾,而是一个日常纠纷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爆炸了,变成了一个舆情事件。

它提示我们,要站在回应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的角度,提升社会秩序的供给能力。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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