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请一定转达给小平同志，否则绝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刘伯承躺在病床上，对前来探望的华国锋郑重嘱托道。
1976年10月之后，一位日本学者首先撰文披露，刘伯承在临终前留给华国锋一份“特殊遗嘱”，并要求他一定转达给邓小平，随后这一份遗嘱在中国政坛广为流传。
百团大战刘邓扬名全军
“我们在一起工作前后13年，虽然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我们合作的很好，彼此之间也觉得难以分开。”每每回想起刘伯承这位老战友，邓小平总是感慨万千。
刘伯承与邓小平虽然早在1931年便相识，但真正开始共事却是开始于抗战之后。初次见面，邓小平对刘伯承的印象非常好：
“他忠厚、诚挚，待人非常和蔼。”
在抗战爆发之后，刘伯承担任129师师长，邓小平担任政委，两人在13年的时间中，让“刘邓大军”的威名响彻全军。1940年百团大战打响之后，刘伯承和邓小平日夜坚守前线，紧密配合指挥部队打赢了这一场战役。
在这场战役的第三阶段，日军集中兵力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129师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境地。由于形势严峻，刘伯承和邓小平给前线指挥所的每一个人都发放了武器，当陈赓率部与日军三十六师的战斗陷入胶着状态时，彭德怀发来电报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敌人。
激烈的战斗从早上四点一直持续到中午，陈赓打电话向指挥部报告，说部队伤亡太大，有些连队已经力不从心，恐怕要顶不住了。刘伯承焦急地对着电话大喊：
“同志！难道我不心疼我的队伍吗？”
说完就把话筒摔掉了，邓小平及时捡起话筒，严肃地嘱咐陈赓，一定要从全局出发，不惜一切代价将敌人拿下，打仗就不可能没有伤亡，最主要的就是组织好火力，一鼓作气，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伤亡。
邓小平的指示重于泰山，陈赓当即表示坚决服从。挂了电话之后，胜利的消息频频传回指挥部，刘伯承通过电话指示陈赓，将手榴弹从烟囱扔进去，用石灰呛敌人，邓小平接过话筒接着说：
“用柴火向洞里烧，熏死他！”
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八路军将敌人打得抱头痛哭，从此之后129师就开始流传一种说法：陈赓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
1942年日军春季“扫荡”之后，邓小平率部前往太岳区检查工作，由于要通过敌人封锁的防线，刘伯承为了保证邓小平的安全，亲自作了严密的部署，并命令参谋长李达一定要保证邓政委的安全，并通知邓小平要经过的几个地方，让他们将接送情况当天就反馈给师部。
尽管如此刘伯承仍旧不放心，在邓小平穿越敌人防线的那天晚上，刘伯承彻夜未眠，亲自坐镇值班室，值班参谋多次劝他休息都被他拒绝。天快亮的时候，陈赓打来电话，说邓小平已经平安抵达，刘伯承这才安心地回去休息。
同年5月，敌人开始对冀中进行大规模“扫荡”，并扬言首先从太岳区下手，刘伯承再次嘱咐李达，敌人的目标首先是太岳区，告诉沿途的部队，一定要保证邓政委的安全。在反“扫荡”战役中，刘伯承自己的处境一度非常危险，但他在突围之后，首先询问的是邓小平的情况，并嘱咐部队随时注意联络。
曾经担任129师军政处长的杨国宇后来回忆起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人的情谊时这样说道：
“他们对工作严肃认真，同时他们二人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号令’或者‘命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这怎能不叫人敬重！敌人怕刘伯承，也怕邓小平，曾经还将邓小平的照片，印发给部队。”
“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家嘛！”
1942年是敌后根据地斗争最艰苦的一年，同时这一年刘伯承也即将迎来自己的五十岁寿辰。为了鼓舞大家的抗日斗志，表彰刘伯承所领导的129师在抗战中取得的伟大胜利，邓小平特别向中央请示，在太行山根据地为刘伯承组织祝寿活动，提高部队的情绪，号召大家向刘伯承学习。
对于组织上的关怀和邓小平对自己的这份情谊，刘伯承深感欣慰，但他坚决不同意为自己举行祝寿活动，也不希望宣扬自己，因此他将自己的生日隐瞒，谁都不告诉。办事人员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找邓小平求助。
对于刘伯承这位老大哥的性格，邓小平最为了解，听完办事人员的讲述，邓小平说自己有办法让师长开口。他走到刘伯承的屋子里，进门就说：
“师长，我看你还是讲一下子，这是组织上批准的，没有日子怎么祝寿嘛！人家都来了，你简单说一说，详细的以后再谈，你说好不好？”
刘伯承沉默了一会儿说既然是组织上决定的，自己只好服从了，不过自己的生日已经过去十多天了。邓小平见刘伯承松了口，灵机一动说道：
“那择日不如撞日，依我看就定在12月16日好了。”
刘伯承这下彻底没话说了。1942年12月16日，太行山上一片热闹景象，军民一起纵情高歌，为刘伯承庆祝50岁生日。彭德怀、罗瑞卿等部队领导纷纷来到师部祝寿，根据地的报纸上也刊登了中央为刘伯承庆祝生日的消息。
作为和刘伯承亲密无间的老战友，同时也是刘伯承祝寿活动的发起人，邓小平特地为赞扬刘伯承的高尚品格和伟大贡献写了一篇长文，在其中特别指出了刘伯承身上的“缺点”：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了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活动。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难道果真这是他的缺点吗？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健康的关心罢了。
1944年4月，卓琳诞下一子，邓小平建议给儿子取名为“太行”，以纪念太行山斗争的胜利，卓琳当即表示不同意，因为刘伯承的儿子早几年已经取用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孩子一直到两岁都没有正式的名字，仍旧被大家唤作“胖胖”。
有一次卓琳笑着对刘伯承说，他的儿子占了自己儿子的名字，他得给“胖胖”重新起个名，刘伯承说这是政委的事情，和司令员没有关系。邓小平连忙“纠正”他说：
“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家嘛！你就给起个名字吧！”
刘伯承当即答应下来，他将“胖胖”叫到自己面前，让妻子汪荣华将桌上“朴实方正”四个字拿来，对邓小平和卓琳说：
“刚才我写了四个字，我看‘胖胖’生得朴实方正，就叫朴方好不好？”
邓小平夫妇听后同声叫好，从此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刘伯承和邓小平相互支持、亲密无间的关系也深深影响着身边的人，对于一些不团结的人来说是非常良好的示范。当时在刘邓的部队中有一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两人都是能征善战的勇将，但两人都有个毛病，喜欢在打完仗的时候整个你高我低，两人相互都不服气，时间一长矛盾就越来越大。
有一次两人分不出高低，便要求找刘邓首长评评理，好分出个你是我非。正当两人走进作战室时，眼前的一幕让两人惊呆了，当时刘伯承和邓小平正在地图前商量作战计划，刘伯承认真听取邓小平的见解，邓小平对刘伯承的真知灼见不断点头表示赞许。
当邓小平难忍作战室中的炎热，用毛巾擦汗时，刘伯承亲自给邓小平倒了一杯凉开水，递到了邓小平的手中。两人的亲密无间令这两位团长和政委羞愧难当，团长转头看了政委一眼，悄悄用胳膊碰了碰对方，两人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
走出作战室之后，团长拉着政委的手说看到刘邓首长，真是把自己羞死了，咱们回去要好好向首长们学习。正当这时一位知情同志走来开玩笑地和两人说带他们去首长评理，两个人尴尬地笑了起来，赶忙说：
“不找了，不找了，首长们已经用实际行动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
新中国成立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职务，离开重庆前往北京，开始为筹建陆军大学而忙碌，刘伯承和邓小平长达13年的共事生涯就此结束。之后邓小平奉命进京工作，担任国家副总理，两人一个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另一个在北京从事行政和经济工作。
1972年陈毅不幸去世，这一噩耗给刘伯承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当时已经80岁的刘伯承沉浸在失去老战友的悲痛之中。由于当时他的左眼已经完全失明，在秘书的帮助下，刘伯承来到医院，还没进病房门哭声已经响起，他十分苦恼自己眼睛失明，再也不能亲眼看看老战友。
他颤颤巍巍地走到床边，俯下身子用手一点一点抚摸着陈毅的遗体，嘴里不断地呼唤着：“陈老总，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啊！”在场的人们无不为刘伯承对陈毅的情谊感动落泪。老战友的离去令刘伯承更加思念自己的老伙伴邓小平。
自陈毅去世之后，刘伯承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没过几年就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虽然多年来刘伯承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但一直惦记着邓小平在外面的情况。1976年10月之后，刘伯承自感身体大不如从前，在华国锋前来看望自己时候，特地对他交代：
“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绝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华国锋紧握着刘伯承的手，点头向他保证，一定将他的意思转告给邓小平同志。1982年之后刘伯承为了安心养病，辞去自己身上的一切职务，当时邓小平已经开始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的新道路。刘伯承时常对家人说：
“我不能为国家继续效力了，大家都说刘邓不分家，小平同志就代表我为国分忧了。”
而当时邓小平也对刘伯承的身体情况十分担心，关于刘伯承的身体报告，每隔一点时间就被送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邓小平对刘伯承身边的人说：
“世人都会衰老，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全力照顾好刘伯承同志。”
1986年9月末，刘伯承病危，趁着自己清醒的时候，刘伯承再次交代妻子汪荣华，一定让邓小平同志来主持他的追悼会，并且将他的骨灰撒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汪荣华强忍着泪水，点头答应了刘伯承的要求。
几天之后，刘伯承终于走完了94年的人生旅程，华国锋和汪荣华将刘伯承临终前交代的事情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听完之后久久没有说话，在办公室呆坐了好长时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
“我知道了。”
七天之后，中央为刘伯承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当天邓小平最先带着全家人来到灵堂，卓琳和汪荣华抱头痛哭，邓朴方摇着轮椅来到刘伯承面前，向这位老前辈送别。邓小平面向刘伯承的遗体三鞠躬，久久伫立在遗体前，泪水无声地顺着脸庞流了下来。
“刘帅永远和老区人民在一起！”
10月16日下午，刘伯承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场中央悬挂着刘伯承的巨幅遗像，下面摆放着骨灰盒，大厅两侧摆满了鲜花和松柏，解放军战士整齐地站立在大厅中，守卫着大厅的安全。
正如刘伯承所期望的，这场追悼会由邓小平来主持，邓小平怀着沉痛的心情，向参加追悼会的全体人员宣布追悼会开始，向刘伯承同志默哀。默哀结束之后，胡耀邦致悼词，在场的人们无不为悼词中满怀深情的话语所感动。仪式的最后，邓小平向全体人员宣布：
“向刘伯承同志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追悼会结束之后，傅学正前往刘伯承家中，与刘帅的家里人研究撒骨灰的准备工作。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决定选择刘帅建功立业最大、最有意义的地方：四川泸州、太行山、大别山、淮海战场、南京军事学院旧址，最后回到刘帅的故乡——四川开县。
汪荣华再三交代傅学正，所到之处不要打扰当地政府，沿途不设灵堂，也不搞新闻报道。按照汪荣华的指示，空军派一架飞机随行，具体每个地点根据当时的气象情况来实施。骨灰在追悼会结束之后已经移回刘帅家中，预先分成六份，用红绸布包好，待撒放时再掺一些鲜花花瓣。
由于在撒骨灰当天华北地区遭遇大风，在石家庄无法换乘小飞机前往太行山，经过请示之后，出发时间不变，先飞南京。在隆重的送别仪式中，军委各部和在京的各位领导前来西郊机场送别。
按照刘伯承家属的要求，南京机场没有举行迎接仪式，军区司令部派车前来迎接。当天下午傅学正作为代表与向守志司令沟通了具体安排，并征求他们对于撒骨灰地点的意见，向守志提议撒在刘伯承当年办公小楼旁的花园中，在撒放处种两棵松树，立一方石碑。
两日之后，撒放骨灰仪式正式举行，在悲痛的哀乐声中，刘伯承的孩子们将骨灰撒放到已经挖好的树坑中，在场的人默哀鞠躬之后，大家挥锹填土，安葬了刘伯承的骨灰。告别南京之后，傅学正一行人飞往徐州，换乘小飞机飞往宿县。
由于飞机只能乘坐五六个人，最后大家决定由傅学正带队，刘帅的儿子太行负责撒骨灰。谢绝了军首长的挽留，傅学正一行人当天从徐州赶往重庆，飞临大别山的时候，飞机特地下降高度盘旋一周。
第二天上午大家来到重庆朝天门码头，江边早已经停泊了一艘扎满白花的客轮，三声长笛之后，轮船逆水向泸州驶去，太行兄妹向长江中撒放骨灰盒鲜花。结束之后，船上全体人员默哀行三鞠躬礼，傅学正和太行对船长表示感谢，船长激动地说：
“为撒刘帅骨灰服务，是我们的光荣，他不仅是军队的老帅，也是我们的老帅！”
紧接着大家来到刘伯承的故乡四川开县，因家乡人民的要求，当地政府在县礼堂举行了简短的追悼会，当地群众情绪激动，要亲眼看看刘帅的后代。在众人的簇拥下，太行兄妹站在礼堂高处，通过喇叭向家乡人民问好，对大家的厚爱表示感谢。
追悼会结束之后，傅学正带着太行兄妹回到刘伯承故居，将骨灰撒在他出生成长的地方，并在门口种了两棵白果树，将骨灰盒和上面的党旗一并赠送给了家乡父老。最后一站他们降落在邯郸马头海军机场，上百名海军官兵列队迎接刘伯承骨灰的到来。
傍晚他们到达涉县革命老区，曾经129师抗战时期驻扎的地方。当车队进入县城的时候，马路两旁早已经站满了迎接的人群，整条大街人山人海，哭声震天动地，太行兄妹也像群众一样，哭得说不出话来。傅学正代表他们对迎接的群众说：
“刘帅回来啦！我们没有忘记老区人民！刘帅永远和老区人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