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文艺周刊（第1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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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文艺评论 | 国庆档电影总票房超43亿，三位影评人分享观影感悟
7天，总票房超43亿元，这是2021年国庆档交出的成绩单。
今年是疫情以来的第二个电影国庆档，也是中国影史票房排名第二的国庆档。《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峰爆》等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电影，激发了观众的强烈共情，也为大半年来低迷的国产电影市场注入了极大的生机与活力，本期文艺周刊邀请了刘永昶、曾一果、张健三位高校教授，与大家一起关注、分析国庆档电影市场，分享观影感悟。
《长津湖》：“我”的战争，“你”的和平
文 | 刘永昶
对于大多数坐在电影院里的观众而言，《长津湖》会是一次震撼人心的视听体验。电影院内，江山北望，风雪烽烟，这里是连绵不断的战斗；电影院外，转眼望去，满目繁华，那里是现实生活的安宁。你可能会恍惚，战争与和平，两个世界的距离是如此遥远，仿佛悲壮的一切没有可能在当下重演；它们却又如此接近，生存与毁灭，中间只隔着一张薄薄的电影票，密集的子弹仿佛从历史的时空中倾泻而出，不断敲击人们的心灵。
《长津湖》营造的战争景象是极为壮观的——在国产战争片中它毫无疑问树立了新的标杆。一方面它充分运用实景搭建与数字特效展现宏大的场面，比如影片开场描述敌我双方态势，美军出人意料仁川登陆，海面各色军舰云集，天空庞大机群轰鸣，陆上坦克掀起烟尘；而形成对比的是我方大规模的陆军部队集结和运动，预示着这将是一场钢铁武器与钢铁意志的殊死较量。另一方面它将场面调度、快速剪切、烟火特效、音响渲染等战争片的影像技巧运用到极致，比如美军飞机炸火车、乱石堆遇袭、信号塔遭遇战、长津湖局部攻坚战几场战争戏，远有飞机的俯冲、炮手的对抗，近有炸药的爆破、贴身的肉搏，动有坦克的对攻、汽车的奔驰，静有无声的潜入、射手的伏击，无不惊心动魄。你不得不感叹现代电影工业的制造能力，一万多人的工作团队似乎也在证明这本身就是一次战役规模的影片拍摄。
但很显然，“好看”的战争并不是《长津湖》拍摄的根本目的。其选择烈士纪念日的当天上映，正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纪念的是70年前那场气壮山河的战争，更是千万长眠于地下的年轻战士。在教科书上的文字陈述中，战士们是那个年代作为集体的“最可爱的人”；而在宽银幕上的烽火长卷中，他们则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没有什么会比生命的消逝更令人心痛。因此，毛岸英在敌机轰炸中牺牲、杨根思与敌人同归于尽，“冰雕连”战士出师未捷身先死，那些为人所熟知的英烈事迹在影片中都有片段表现。这些纪录片式的情景再现是本片叙事的一个鲜明特点，你如果将其看成是《长津湖》对于志愿军先烈的深切悼念，便不会太在意其是否影响了影片叙事的系统性与连贯性。
影片的叙事重心主要落于在整个战场迂回穿插的战斗分队钢七连。七连的故事基于历史原型，又经过艺术再塑，它是《长津湖》叙事布局的一个活棋。一则渐次带出了让观众逐步认知的核心故事人物，比如甫一开场，影片就在从南方到北方的火车转运过程中，利用召集归队、授枪仪式等几场戏，刻画出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连长伍千里的坚毅沉稳、指导员梅生的细腻睿智、新兵伍万里的急躁稚嫩、火力排排长余从戎的古灵精怪、炮排排长雷公的深藏不露等。在这里，人物性格的冲突碰撞是故事的铺垫，生机勃勃的喜剧桥段将与未来残酷的战斗场景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二则不断冲锋陷阵的钢七连既是战斗的参与者，也是故事的串联者，因为要护送电台和译电员到志愿军总司令部，镜头很自然地落在敌人飞机对我后勤补给线的不间断侦察与轰炸；因为胜利完成护送任务，七连才能在志司接上毛岸英这条线，进而很快转进参加长津湖战役；因为其大胆地穿插，影片才有机会展现其攻入美军北极熊团团部缴获团旗的光荣时刻。
七连指战员是《长津湖》塑造的英雄典型群像，也是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艺术缩影。七连中百里、千里、万里三兄弟的姓名，显然就是影片创作者刻意设计的集体主义符号。青涩的伍万里在战斗中逐步历练成长，志愿军部队何尝又不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找到克敌制胜的方法？伍千里的旧笔记本是影片中令人动容的道具细节，泛黄的纸张上面密匝匝地写满了数字与人名，随着一次次战斗的进展，阴阳两隔的牺牲战士被连长的红笔框去，一本薄册，就是一个生死场，这何止是一个连队的浴血历程，更映射着一支人民军队的巨大牺牲。
围绕这条扎实的故事线，影片在空间上平行拓展，进一步全景式地勾勒长津湖战役的轮廓，从中南海、志愿军总司令部到九兵团，呈现我军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指挥艺术；从仁川登陆、圣诞攻势到驻扎长津湖，展现美军不可一世的骄兵姿态。这让影片呈现出更宏阔的叙事格局，让今天的人们能够直面这场战争，直面力量悬殊的残酷、战争环境的艰辛、前赴后继的牺牲与来之不易的胜利。影片在时间上也有所延伸，比如开头部分的诗意江南，宁静而又明亮，鱼鹰哨起，水波荡漾，这是战争前夕短暂的和平，谁不心系和平？谁不留恋现世？伍千里张罗着要给老人在村里造一座房子，梅生惦记着要辅导女儿的算术，伍万里一直珍藏着女孩扔给他的红围巾，雷排长临死前喊着“别把我一个人留下”。但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置生死于度外，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在某种意义上，影片和观众形成了跨越时空的互文对话，“我”的战争与“你”的和平其实密不可分，不忘历史，人们才能珍视当下、面向未来。
稍有遗憾的是，本片的叙事似乎不够圆满。歼灭北极熊团的战斗结束以后，影片即直接切入美军的大撤退。除了牺牲的战友，七连的主要人物情节线都戛然而止，七连作为故事主体也没有做联结交代。这或许是因为陈凯歌、徐克、林超贤执导不同段落的剪辑合成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本片其实并未结束，会有同等规模的续篇。对照更为残酷的真实军史，长津湖战役远不止于本片中所浓墨重彩描述的两场战斗——严格来说第一场遭遇战还并不属于长津湖战役的序列。如果是第二个原因，那么人们或有理由期待，吴京的坚韧与易烊千玺的成长会成就影片进入经典战争片的行列。（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播电视系主任，南京影视家协会副主席）
《我和我的父辈》：写你未写的诗
文|曾一果
继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和2020年的《我和我的家乡》之后，今年国庆档的大热片《我和我的父辈》依然延续前两部影片风格，通过“我”和“我的”系列短片生动地讲述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的感人故事。但跟《我和我的祖国》以及《我和我的家乡》有所不同的是，《我和我的父辈》紧扣“代际故事”展开家国叙事，通过“父辈”与“子辈”之间爱国精神的代际传承，再现无数中华儿女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前赴后继、努力拼搏的感人故事和时代记忆。
《我和我的父辈》由4个单元组成：分别为《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这4个单元分别以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故事的时代背景，每个单元既各自独立，又共同组合成具有连续性的历史叙事结构。这种“集锦式”的叙事结构在《我和我的父辈》中运营得更加成熟。
《乘风》是充满视觉感和场面感的战争片段，战士们英勇杀敌场面的视觉冲击力一点也不亚于战争大片。但除了令人震撼的战斗场面，《乘风》并没有忽视细节和内在情感的真实展现。在麦田里，看到空马归来，父亲为牺牲的儿子独自哭泣的身影令人难忘；在雨中，父子对话时一句“我怕你不怕死”，不仅说明父子都是铮铮铁汉，也真实展现了中国式复杂含蓄的亲子关系。相比于《乘风》激烈的战争场面，章子怡自导自演的《诗》着实让人惊喜，它是1969年艰苦的科研条件下开展航天工作的初代航天人的缩影，女性导演细腻的情节和情感处理让影片更具有感染力。影片聚焦家庭，节奏舒缓内敛，但故事内在的角色冲突和情感张力并不输于《乘风》，特别是在暴雨中，儿子疯狂地找爸爸、妈妈拼命阻拦的情感爆发场景的调度复杂又精准，极具穿透力。在影片结尾，女主人公兼具柔情与顽强，极真挚煽情的独白“如果可以，我愿意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山川大河，日升月落，光荣与梦想，挫折和悲伤，告诉你，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西，渺小的尘埃是宇宙的开始，平凡的渺小是伟大的开始。”从对传承航天事业使命的爱国情怀弘扬，延伸到对生命与宇宙关系的探究思考，诗性地升华了影片的主题。
徐峥的《鸭先知》延续着一贯的徐式幽默，讲述上海老弄堂的故事，市井烟火气十足，连小演员都还是《夺冠》里的冬冬。电影用一种诙谐轻松的方式，讲述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陆首支广告诞生的故事，并刻画了一位乐观、执著、敢拼敢闯的“鸭先知”形象。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只下水的鸭子，“鸭先知”敏锐地把握了时代脉搏，凭着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不屈不挠地改变个人、家庭境遇。“鸭先知”形象虽然诙谐搞笑，却又发人深思，让人真切地了解到“改革开放”是如何让人们的观念一步步发生变化的。在影片最后，“鸭先知”的儿子作为新一代，秉承了父辈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为国家的繁荣创造新奇迹。最后一个单元《少年行》则以畅想未来收尾，影片将当下与未来有机结合起来，讲述了“临时父子”的喜剧故事。人工智能机器人（沈腾饰）与都市男孩，在阴差阳错中演绎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父子亲情”故事，未来科技弥补了原生家庭中亲生父亲的缺位。《少年行》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以此影片作为《我和我的父辈》的收尾单元是非常合适的。
“代际故事”是《我和我的父辈》每个单元的核心内容，《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都围绕着代际关系展开，有人认为相比于《我和我的祖国》以时间为序，《我和我的家乡》以空间轴，“以代际为章的《我和我的父辈》更能触动观众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情感点。”正因为如此，“代际故事”成为小说和影视艺术经常触及的话题。当然，“父辈”与“子辈”之间的代际故事是丰富多样的，既有爱国精神的代际传承，也有个体情感的碰撞冲突。在《我和我的父辈》中，以代际为主的家庭矛盾和情感冲突在家国重任面前得以化解，并且正是在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时代洪流中，父辈与子辈能够相互理解、携手前行。父辈没有完成的事业，子辈继续完成；子辈的没有实现的任务，父辈也在努力实现。在《乘风》之中，儿子有心杀敌，却寡不敌众，惨死在日寇的枪口下。父亲则继续带领战士们英勇战斗，完成了对凶残敌人的最后一击；《诗》中，自幼胆小的女儿却继承了父母的事业，成为了航天人；《少年行》中，儿子在一次次失败的科技试验中理解了父亲，并且继续从事父亲未竟的事业。
两个多小时的电影不仅讲述了每个观众都能体验到的“我和我的父辈”的故事，而且通过4个单元故事，国家从被欺辱到独立、从独立再到富强、从过去到未来的艰难历程都生动地展现出来。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峥嵘岁月、山河巨变，国家的变化离不开“我和我的父辈”的付出和努力，“我和我的父辈”都是时代的“弄潮儿”，通过辛勤工作、努力奉献，前赴后继地共同书写国家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像片尾曲《如愿》所唱的那样：
我也将见你未见的世界，写你未写的诗篇。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峰爆》：中国救援与中国速度
文｜张健
相比众多中外灾难片，国庆期间仍在热映的《峰爆》是一篇“命题作文”：全球地质变动带来猝不及防的自然灾害，令修建10年的隧道和县城同陷险境，16万人危在旦夕。迫在眉睫的巨大灾难发出21世纪的“中国之问”：保路还是保人？如何能够既保路又保人？《峰爆》以地上与地下的双线叙事试图给出中国式答案。
地质灾害来袭，先是苦修10年的高铁隧道遭遇冲击，要解决崩塌、泥石流、透水等地质灾害，保证隧桥3月份如期通车。技术部门通过建模测算：定向爆破云荡山的部分山体，隧道、县城都不会受影响。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随着地质灾情的进一步恶化，技术部门发现更加严重的问题：地下水快速流失，如果炸掉云荡山，将会有5000万立方米的土石方在2个小时内覆盖云阳县城，16万人只得紧急撤离。可是，16万人在2小时内完成撤离，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有炸掉高铁隧道，才是最终唯一而又可靠的选择。决策者何其纠结！
地质灾害来袭，县城发生塌陷。父亲洪赟兵挺身而出帮助落难乘客，遇到小余震后带领乘客在山洞中爬行求生。儿子洪翼舟则第一时间驾车去云荡山勘测山体变化数据，在经历小地震的滑坡受伤之后，用无人机探测数据，并发现牛冠山之中的深层洞穴，埋下请缨爆炸的伏笔。从女友处得知父亲与一众乘客被困地下洞穴，小洪又一路飞车奔赴河贡洞出口，绳降洞穴与父亲会合。
溶洞中遇到的险情抉择，成为这对父子迥异性格与工作风格的体现。先是在险情判断与逃生方向上发生争执，固执的老洪沿用老铁道兵的经验，用羽毛测试风向，小洪则手握仪器凭借数据分析进行预测。涉水穿过地下河出口时父子再次产生冲突：小洪犹豫而又害怕，“不敢下水”“下水就看见妈”！这是父子两人多年来无法化解的“心魔”：小洪觉得父亲一直看不上他，是因为父亲责怪他当初“害死”了母亲，而老洪则解释说，之所以不愿意夸奖儿子，反而总是苛求、批评小洪，只是为了督促他不断进步。等待中，醒来的小洪突然发现老洪只身入水探路，不得已跳入水中，奋力潜游并救活体力不支的父亲，成功跃出河贡洞的水面。折磨父子多年的“心魔”在“救人”与“自救”的努力中烟消云散。
双线各有千秋。地上线执行国家意志，有两个目标任务：先是保隧道保工期，后来变成了保县城保人命，体制内的决策者徘徊于炸山保高铁和炸隧道救人之间。如果说，地上线是宏观的地质灾难线，展示了灾难来临时沙石翻滚、人命如蚁以及“基建狂魔”的大场景，那么地下线则是灾难来临后人物的应急反应线，更是展示人物情感和思想变化的心理线。
双线叙事暗藏风险，《峰爆》小心翼翼地进行了策略化处理。工地遭遇透水后，小洪独自攀岩更换设备电池；车站上老洪则突遇地陷，在楼房倒塌、地表陷落、火车脱轨等可怕场景中救人，这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当父子俩和一众乘客在地下洞穴中苦寻出路之时，女友找到了小洪摔倒在河水中的汽车。这一角色的“穿针引线”使得地上抢险与地下救援保持了有效的衔接，确保观众对AB故事线的共在感知。在小洪被困地下河时，又是女友发现了山上设备传回的数据，直接帮助指挥中心确定了抢险方案。
地上与地下的双线合一则发生在洪氏父子走出地下溶洞之后。在飞机上得知指挥部决定炸隧道的消息之后，小洪想出第三个施救方案：炸掉牛冠山，建立隧道与县城之间的缓冲地。两条故事线由此交叉与合流，拯救县城成为各路人马唯一的行为动机。这样，洪氏父子、指挥中心的决策者以及筑路工人等的所有行动都指向了影片的第二个高潮：爆破牛冠山，挽救县城、挽救民众。决策领导、施工工人以及洪家父子，每个角色都展现了现有价值体系下的逆行选择，并在这种角色模式的安排下实现了中国救援与中国英雄的叙事指向。
《峰爆》双线的故事设计将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与以灾难事件为中心的叙事集合起来，在尊重电影类型常规的基础上实现了灾难片的“中国式”突破，塑造了洪氏父子圆形与多维的人物形象。随着双线的交叉与合流，各种灾难奇观蜂拥而至，促使人们跨越固化的日常生活，感受灾难奇观所带来的审美震撼。山崩、地裂、泥石流，人群混乱狼藉，明火四处流窜；飞车奔驰，吊索行走，徒手攀岩以及测绘仪器与抢险设备、救援飞机与卫星云图、工程指挥中心与国家救援中心连同各种高科技与黑科技，共同确证了中国式“基建狂魔”的科技化、集团化与现代化。
双线的情节设计仍然有待商榷：作为国家意志的地上线与作为人物心灵史的地下线存在难以弥合的缝隙。地下线主要想“以情感人”，感受主人公的内心挣扎和纠结，尝试和观众站在平等的地位进行意义协商，建立影片和观众之间的“情感认同”，由此塑造的洪氏英雄可亲而又可敬。反之，地上线则想“以理服人”，目的是书写国家情怀，输出中国价值，其叙事、造型与象征都要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观众难以产生代入感，难以与角色产生共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巅峰》的双线模式仅仅在现有灾难类型片中作出了有限突围，真正“叫座又叫好”的中国式灾难大片尚待时日。
（作者为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传播与认同”社科团队负责人。）
【繁花】
江苏第六次“青创会”：以青春和文学的名义奔跑
金秋十月，盘点收获，亦孕育新生。10月12日至13日，江苏省第六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简称“青创会”）在南京召开，近200名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年作家代表相聚古都金陵、躬逢文学盛会。
1980年首次召开，五年举办一次，被江苏青年作家奉为圣殿的青创会，见证着他们从稚气到成熟的轨迹，搭建了探讨文学、砥砺奋进的平台。肩负时代重任，放飞青春梦想，勇攀文学高峰，青创会期间，记者或聆听发言、或与青年作家展开交流，他们的思索、展望与抱负，汇成了一幅蓬勃葳蕤的文学风景——
一整套方案
为“后浪”成长护航
会上，一份“成绩单”闪闪亮眼：据不完全统计，自2016年江苏省第五次青创会举办以来，江苏青年作家共出版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等作品万余部，不少作家和作品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省“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新人奖”、“中国好书”、“紫金山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产生了广泛影响。
八零后儿童文学作家赵菱，凭《大水》《乘风破浪的男孩》摘下2018年度和2020年度“中国好书”，在这两本书中，她转向了一种“有根的写作”，于轻灵烂漫的想象中深植下中国现实的根、中国精神的根。在赵菱看来，她自身的成长与江苏大家庭的关注和陪伴紧密相连：“从成为江苏省签约作家、参加‘托起梦想的翅膀’儿童文学扶持项目，到入选‘名师带徒’计划、多次进入作家研讨班、高级研修班等，诸多文学名家的授课、种种机遇的赐予，使我的文学素养、创作观念有了很大的提升。我至今记得毕飞宇老师在‘名师带徒’启动仪式上对我们说的一番话，‘年轻人在创作中因为用情太深而时常迷失，这时候就需要有人点拨和激发。这样的对话也许尖锐，但能帮一个艺术家见天地、见自我、见苍生’。正是这些有益的声音，帮助我们快快成长起来。”
有灿若星辰的名家大师，也有青蓝相续的梯队传承，前浪与后浪共同奔涌，才造就了“中国文学的王者之地”。会上，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汪兴国梳理介绍了江苏培养青年文学人才的一整套方案：通过实施江苏文学“名师带徒”计划、文学英才和文学优青选拔培养工程以及“签约作家”项目，精心培育有潜力的青年文学人才；通过开展“扬子江系列”品牌文学活动和研讨、对谈等各类文学活动，挖掘优秀青年创作人才；通过开设青年作家读书班、高研班、网络作家研修班等，提升作家文学素养和创作实力；通过各类文学奖项和创作奖励，激发青年作家创作热情；通过省作协所属四家期刊阵地，为青年作家培养提供优质土壤……
文风鼎盛、汲纳新血的良好氛围，让有志于文学事业的雏凤们勇试啼声。1997年出生的常州女孩荆枫，在今年签约的常州文艺人才“结对传承”行动中成为著名作家范小青的学生。“我的作品主要关注时代洪流中的新一代年轻人，比如发表在《绿洲》的小说《在晨光中起舞》，讲述的是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在都市生活中感到迷茫，继而转向自然、拾回理想的故事；发表于今年第5期《中国作家》的剧本《莫比乌斯公寓》，以诡异扭曲的莫比乌斯环为灵感创作，我用时空交错的方式书写了迄今为止我对人生的一些体验。”荆枫介绍。向往着理想、又在时代洪流中觉察到自身的渺小，年轻人眼中的世界以赛博朋克式的风格，借助年轻作家稚嫩而澄澈的视野得以展现——雏凤们的清音，成为江苏文学“大合唱”中一抹婉转的风景。
以身为“媒”
从时代大潮中撷取浪花
“（文艺创作）有个性也有规律，艺术家须有深厚的家国、人民和艺术情怀。”省委书记娄勤俭在省文联十代会、省作协九代会上的一番话，点出了文艺创作的不二法则。“我们手中的键盘所代表的笔触，应是宏观时代和个体肉身之间的媒介。”青创会上，青年作家代表、高邮市作协主席周荣池亦如是说。
作品《朝阳警事》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推介的25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网络文学作品暨2019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名单，江苏网文作家卓牧闲正是从时代大潮中，撷取了那些值得被定格的浪花。“2017年，我们海安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的所长高广喜因积劳成疾殉职，给了我很大震撼：一位上有老下有小的优秀警察，就这么倒下了！而那时，一有涉警舆论，甚至有键盘侠说风凉话，让我非常心痛。我想来想去，发现这跟大多人不了解警察有关，我一下子生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开始在网上写警察故事，从《韩警官》到《朝阳警事》再到《老兵新警》，一口气写了好几年。”卓牧闲向记者剖白心路。写好新时代警察故事，不能像写玄幻、穿越类小说那样全凭想象，为此，卓牧闲除了去基层所队采风采访之外，还关注了一百多个公安局的微信公众号！
“国美”艺术史专业硕士毕业、自小泡在敦煌石窟里长大的网文作家漠兮，则把浩瀚丰硕的中国传统艺术植入了言情小说的脉络。“我的创作大部分源于自己的艺术体验，比如《夜留余白》涉及的敦煌壁画修复，就是我最熟悉的艺术领域；《云过天青》源于我看过的一次青瓷展览；《枕水而眠》的主角就是我经常接触的山水画画家。借助网络文学，我想在艺术和生活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让年轻读者感受到中华传统艺术的魅力，也让他们知道这世上有许多怀揣着艺术理想的普通人，正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坚守、创新和传承。”漠兮对记者说。把艺术专业知识和轻快的节奏、鲜明的人设、冲突的剧情结合在一起，漠兮的言情小说虽没有霸道总裁和玛丽苏，却依然获得了市场认可。漠兮透露，她的艺术类小说已经全部售出影视版权，正在开发制作中。
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研究人员胡卓然，其报告文学《雨花碧血映军魂》今年入选省作协第八批重大题材文学创作工程，在这本书中，他试图“绘制”出曾参加南昌起义、为人民军队创建作出贡献的雨花英烈“群像”。“雨花英烈是文艺创作的富矿，但近年来有关雨花英烈的书写多集中在单个人物身上，让人读了总有些不过瘾，我就想从‘建军’这个角度切入，集中书写一批英烈，讲述他们如何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将人生之路和历史的走向融为一体。”胡卓然说。在创作方法上，何建明、章剑华等前辈的创作给了他很大启示，“他们的作品是成功运用‘研究式写作’的典范，书中写到的诸多细节都来自他们围绕创作搜集的历史资料，或采访到的亲历人、知情人。这些首次披露的独家内容，通过文学笔触融入作品之后，极大地增加了红色历史的感染力。”
不囿于批评赞美
真诚是唯一通向世界的道路
“青年写作值得关注，因为它构成了每个时代文学的重要部分，甚至推动了整个社会思潮的进步。在我看来当下的青年写作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发表媒介的拓展，网络已成为青年写作的主要园地；二是文体和题材的丰富，作家们有意识地运用科幻、玄幻、侦探等多种形式创作，甚至将诗歌、小说等文体相互融合，带来新奇的阅读体验；三是语言的创新，很多青年作家都能够通过意象的选取、语词的排列和方言的运动形成鲜明的个人特色。”青年评论家代表、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阳扬如此描述她眼中的青年写作“风景”。
另一位青年评论家代表韩松刚却更关注“风景”背后的隐忧：“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些青年作家其实并没有写作的抱负，也缺乏介入公共生活的想象力，他们对当下发生的事情熟视无睹，尤其是一些重大事件，很难在他们的创作中得到反映。”在他看来，青年逐渐社会化并走向成熟的过程，往往也是危机重重的时刻：江湖气增加、书生气减少，讲究一团和气，青年气和勇气隐身遁形——所以，青年写作的问题应该首先是“青年”问题：青年没了理想，怎么会有理想的文学？青年没了新的感受力，怎么会有耳目一新的文学？青年没了家国情怀，怎么会有更好的家国？
其实，年龄上的“新”，并不意味着文学上的“新”；何况文学上的“新”，也并不等同于艺术上的“好”。青创会开幕式上，八零后作家向迅作为唯一的青年作家代表登台。今年，他的散文新作《与父亲书》引发文坛关注，成绩背后，是他痛苦而清醒的自我审视和“变法”。
“2019年，我在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老师给我们上课，他说了一句话，‘作家不能像土地公那样做一个地方志写作者’，狠狠地震动了我。我们的文学，是面向全人类、面向未来的，它应该写出更复杂更深刻的人类生活经验，由此反思青年一代的创作：我们的作品是否耽于幻想、沉迷于私人化叙事？是否思想陈旧、缺乏现代意识？我们必须像前辈所寄望的那样，如哪吒一般，勇于革自己的命，抛却己有的一切，走出庙宇和城邦，进入广阔原野，获得一颗新的心、一个新的身体，投入这个时代的伟大变革，创作面向人类未来、能够超越时间界限的文学。”向迅对记者说。
克服年龄焦虑、摆脱内心的恐慌浮躁，沉着地追寻属于自己的风景，构成了另一位八零后青年作家代表陆秀荔的人生“变奏曲”：“在面对呼啸而来的不惑之年和雨后春笋般的文学新秀时，我的内心一度充满了危机感和紧迫感。后来终于明白，进入中年又怎样呢？那将是另一段风景。人生就像流水一样，总要从清浅澎湃的小溪，流入从容平缓的河道，再奔赴辽阔深邃的江海。文学‘青年’也好，文学‘老年’也罢，只要我们不停止奔跑，岁月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给出美好的馈赠。”
希望江苏青年作家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有比肩文学前辈的胸怀和气魄，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积极投身新时代的书写，描绘出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攀登更加壮美的文学高峰……青创会上，来自文坛前辈的殷殷期待，汇聚成一股裹挟着“后浪”的蓬勃暖流。
但在青年诗人赵汗青看来，此时此刻，他们尤其需要锻造出一颗强大的内心，有勇气去接纳那些建议与批评，不被善意的称许和鼓励所“绑架”。
“我们的反思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我们作品中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有多少是伪造的？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诗歌技术上可以造假，尤其对于年轻诗人而言，这一做法诱惑巨大：它能快速‘变现’，但却是功利和伪善的。”赵汗青的反思不可谓不深刻。在他看来，没有一条道路通向真诚，真诚本身就是道路。青年作家必须承认自己的不成熟，探索自己和世界之间的真实关系，将人格的修炼和写作的训练一同作为一生的功课，这是青年作家在鲜花、掌声和种种关注的缭绕之中，必须坚守的定力与担当。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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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民： 十四年抗战为什么能赢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近日，由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教授团队历时六年撰写的《抗战为什么赢》一书正式出版，此书讴歌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抗击外侮的事迹，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显示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张宪文认为，《抗战为什么赢》是史学专家写给社会大众的通俗读物，全面呈现中华民族这十四年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
抗战为什么能赢？抗战胜利76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又应该怎样弘扬抗战精神？近日，陈红民教授回到曾经工作生活二十多年的南京参加学术会议，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 陈教授，您是我国著名近现代史学者，耕耘近现代史数十年，著作等身，学术成果斐然。出于怎样的考虑，促使您牵头撰写《抗战为什么赢》这样一本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性抗战史读物？
陈红民：面向社会公众写一本普及性的抗战通史读物，一直是我的心愿。在我看来，用通俗的方式，将学术界对抗日战争研究的成果介绍给社会大众，使抗日战争的史实与意义深入人心，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在教学科研之余，我就一直在从事抗战历史普及工作。199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我和好友李继锋教授合作，在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四卷本的《抗日战争史》连环画，用通俗直观的方式介绍抗战历史，在当时收获了很好的反响。
2012年，教育部启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组织动员高校一流学者开展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普及转化，推出了一批观点正确、品质高端、通俗易懂的人文社科知识普及读物。2015年，我以“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为题申请立项获批。此后，我和同事们历经六年努力，完成这本《抗战为什么赢》，作为献给英勇抗日的英烈们的一份薄礼。
记者：文字通俗流畅，史实丰富翔实，没有学术著作的艰涩，是很多人读完《抗战为什么赢》的感受。这本书的写作团队有多位近现代史的专业学者加盟，请介绍一下这个专业的学术团队是怎样将看似枯燥的史料转变为通俗易懂的文字，并实现学术成果普及性转化的？
陈红民：在写作中，我们首先明确《抗战为什么赢》的读者群。我们面对的，是高校非历史专业学生和社会上有着一定文化层次的读者。他们对抗战史有一定了解，但并不成体系。我们希望通过一本普及性抗战通史读本，将他们碎片化的抗战史认知连缀起来，同时修正他们对抗战史的一些误读。
历史学研究需要言之有据，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在史实方面，首先要做到准确。我对书中史实和表述做了严格把关。这本书并非专业学术著作，为保证读者阅读的流畅性，我们没有用注释的方式来标注具体史料出处，但在书后为读者列出参考书目，供读者作延伸阅读。
在写作中，我们力争做到叙述形象，行文流畅，对历史事件的表述使用“白描”手法，杜绝虚构和戏说。写大历史需要有宏大叙事，但我们也注重对历史细节的运用，通过细节展现不易被人注意的历史片段，留给读者思索余地。每一章每一节前，我们都设置一个“题记”，或是历史画面的重现，或是对本节的高度概括。比如，在写“九一八”事变时，“题记”写的是1931年9月18日晚，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在北平（北京）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接到沈阳发来的急电后匆匆离席，这就给读者阅读的兴趣和思考的空间，为什么“九一八”当晚张学良不在沈阳，为什么“九一八”发生时东北军没有得到一点预警？吸引着读者要继续往下读，去探究“九一八”的来龙去脉。
记者：“中国抗战与反法西斯战场联为一体”，这是您书中的章节题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为何被称为“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什么贡献？
陈红民：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说：“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十四年，歼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拖住了大量日军精锐部队。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地区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大利亚，打下印度……”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战场共歼灭日军260余万，牵制了日本陆军60%以上的总兵力和大量海空军，极大地配合了盟军在各条战线的作战。在缅甸，中国远征军与盟军携手作战，打击敌人，扬威域外。因此，中国的抗日战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也是反法西斯战争所有战场中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牺牲巨大的战场。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1945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居民付出了伤亡3500多万人的代价，中国人民用巨大的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 2020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陈红民：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各党派各团体、各抗日武装、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海外侨胞，同仇敌忾、齐心协力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十四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吹响抗战号角，领导东北反日游击队成为东北抗战的主要力量，在此基础上改编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十四年，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英雄儿女，在白山黑水间谱写了一曲曲英勇赞歌。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充分表明了党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诚意，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全面爆发后，党明确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毛泽东于1938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提出在不断削弱敌方、壮大自己的斗争中，游击军和游击战将成为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八年全面抗战中，党积极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在《论持久战》与游击战术指引下，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打乱了敌军作战前先用与后方的划分，形成了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并存的战略布局，吸引了大量日军兵力，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记者：“抗战为什么赢”是本书的写作主线，也是本书希望回答的首要问题。在您看来如何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来回答“抗战为什么赢”？
陈红民：在《抗战为什么赢》的写作中，我们紧紧围绕这个主题，不去叙述1931-1945年间与主题无关的史事，我们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去寻找“抗战为什么赢”的答案。
“抗战为什么赢”？绝非三言两语能够道尽。1937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中国人民要想打败日本，要满足三个条件，分别是：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以及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
在我看来，抗战之所以能赢，前提是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抗战的胜利。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了空前觉醒与团结。面对日本入侵，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协力抗战。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真正做到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都为抗战胜利做贡献，团结一致，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从外部因素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的尊重与支持。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苏联援华空军与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的官兵,与中国军民共同奋战。在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上,中国军队与盟军有着密切的合作，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了76年，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对于伟大的“抗战精神”,我们该怎样继承发扬，使其转化为当下中国不断奋进发展的精神力量？
陈红民：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评价抗战胜利的意义：“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
十四年的浴血奋战，孕育出伟大的抗战精神，具体表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在抗战胜利76年后的今天，如何继承发扬抗战精神，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在和平年代，虽然不必像抗战英烈那样面临生死抉择，但我们依然能够从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培育家国情怀，踏踏实实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无私分享，将个人的奋斗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写作《抗战为什么赢》这本书希望带给读者的启示。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文 滕升智/视频
【新潮】
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
文|杨少波
这里是苏格拉底的雅典，这里也是孔子的鲁国，这里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弟子们散步的橄榄树林，这里也是孔子和颜回等师徒们闲谈论道的开花杏林。
9月16日傍晚，雅典古城，自古以来被无数作家描写过的阿提卡的骄阳还照耀在雅典娜神庙上，在雅典古典时期的市场“阿果拉”（Agora）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共同庆祝“中国和希腊文化和旅游年”的开幕。中国雕塑家吴为山的《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在仪式上揭幕，只见海蓝色的丝绸幕布在中希双方嘉宾的手中缓缓落下，一对东西方老者的青铜形象瞬间被照亮，伯利克里斯时代的阳光，与青铜相遇的那一刻，仿佛发出了清脆的铿锵之声。
孔子和苏格拉底，这对属于“轴心时代”的东西方先贤，此刻并排站立在卫城脚下。距离此地不到十公里的爱琴海的暖风，吹拂在青铜雕像温暖的衣裾上。
青铜雕像，古希腊最常见也最显功力的艺术形式，一件来自东方的青铜作品落户希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对话”和“神遇”。苏格拉底的雕塑肌理中，有着逻辑的明晰和雄强，孔子谦和内敛的面容，则体现了“忠恕之道”的宽柔和阔大。雕塑家以特有的“写意”风格，在向希腊——西方雕塑发源地进行着特殊的致敬和对话。
从杜甫和舍甫琴科的对话，到齐白石和达芬奇的对话，直至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在吴为山创作的一系列“对话”雕塑中，东西文化交流的意义不言自明。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苏格拉底和孔子的“神遇”，是辽远的道路的相遇，是许多人物的相遇。在孔子和苏格拉底的背后，是逶迤而来的一系列东西方先哲，是相向而行、终将“神遇”的两条道路。
中国和希腊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多次会面中，都着重强调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对于世界未来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中国和希腊——来自东方西方的两个文明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于构建和谐共处、互鉴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
创作《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的创意，来自吴为山与中国驻希腊大使章启月的一次交谈。当时他们谈到了习近平主席在希腊发表的文章中引用的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的一句话：“苏格拉底和孔子是人类的两张面具，面具之下是同一张人类理性的面孔。”他们在对话中聚焦于如何使中希关系的巨大象征，落实于具体艺术形象。不约而同地，他们的谈话聚焦到了两个代表东西方文化深厚积淀的哲学思想家的形象上：孔子和苏格拉底。
孔子与苏格拉底所处的轴心时代，被雅思贝尔斯认为是人类的突破期，他认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人类每一次面临危机和新的飞跃，都要重新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新的火焰。”外交世家出身的章启月大使，一路雕塑不同文明人物的艺术家吴为山，便把习主席所引用的话语，铸成了眼前这座青铜雕像的现实。
高耸卫城掩映下的古市场阿果拉，是古希腊货物买卖和货币兑换的集散地，也是各种观点的交流和交锋之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是在这里漫步市场，与人交谈，诘问辨析，关怀城邦。正如苏格拉底“夫子自道”：“我是雅典这匹老马身上的一只牛虻，时常以叮咬的方式，提醒和催促雅典这匹老马，免得它陷于沉沦和昏睡。”这里也是西方政治学中在做出决策之前的民意汇聚之地，是在对面的普尼克斯山（Pnyx）的民主议会投票之前的论辩之地，这样的核心地带，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担当着重要的社会功能。雅典的古市场，堪称城邦心脏跳动的动力源泉，希腊人把孔子、苏格拉底这样一对轴心时代的哲人邀请进古市场的心脏地带，有着特殊的信任，特殊的期盼。
吴为山在接受联合国新闻采访时说：“孔子一生都在奔走云游，孔子把中华文化带到了世界的不同地方。在现实中，苏格拉底和孔子是无缘相见的，孔子去世九年之后，苏格拉底才出生。但是，人类的历史，在于以自己的方式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这就是当今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从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角度来看，在希腊雅典重新阐释‘对话’，有着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巨大意义。
这是因为，中国是最为古老的东方文化发源地，希腊是最为古老的西方文化的发源地。作为古老的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希腊地处欧、亚、非大陆的环拱怀抱，是多种文明、各种文化思想的交汇之地。犹太教、东正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古希腊的多神教等等都在希腊这块土地上相互碰撞，形成了一个天然巨大的“文化参照系”。因此，希腊，是向世界介绍和推广中国文化的重要国际舞台，来自中国的声音在这里将被欧洲文化背景突出放大，从而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把同样一句话说给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就等于把这样一句话直接说向西方文明的“耳根”和“心脏”。
20世纪俄国著名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在他的作品《雅典和耶路撒冷》中表示，希腊的雅典智慧和希伯来的耶路撒冷智慧，构成了世界的整体图景。但实际上，世界图景中还应该有一个东方的天空，在舍斯托夫的“雅典道路”“耶路撒冷道路”之外，还有另一条道路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东方的天空，世界的图景就不能说是“完整”。
其实，东西方文明之间本没有严苛的分野。2013 年世界哲学大会于雅典召开之时，终生在西方阐扬东方儒学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来到卫城脚下，在苏格拉底度过最后时光的石窟前面，他静静地端坐了许多时辰。杜维明说：“所有的这一切，虽然是第一次，但是很熟悉。”
我们不禁畅想，《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雕塑，又会在文化磁场中产生怎样的“感生电流”？
您好，孔子！您好，苏格拉底！人类又一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类又一次来到了新的转折点，人类又一次需要重新回到轴心时代的智慧中澡雪精神，汲取能量。愿您们的“神遇”和“对话”，在鲁国杏林和雅典橄榄树共同摇曳的澄明天下，开启人类文明史的新篇章。让我们接续他们的“交谈”，构建新的对话，创造新的神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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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纪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