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尚文轻武是社会各界普遍承认的事实。
在此时代红利下，图书出版产业蒸蒸日上，刻印书籍业务遍布大江南北。
一时间，社会上形成了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印系统。
朱熹，作为南宋著名理学大师，深知出版业务对文化传播和构建学术体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朱熹穷其一生都在从事儒家典籍的著述、编刻工作。
朱熹开出版社的创业故事还要从其赴任知南康军之前的日子说起，彼时的朱熹还是半个自由职业者。
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论学授徒和著述典籍之上。
这种灵活就业的模式一直持续了二十年左右，长时间的浸染让朱熹对出版行当之中的各种门道了若指掌。
说来也巧，朱熹长期居住的建阳县还为朱熹的创业提供了得天独道的地理优势。
作为造纸所用竹子与刻印书籍其他材料的优质产地，建阳县麻沙镇书肆林立，被誉为“图书之府”。
四通八达的水利交通也为书籍分销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北方人士南下福建，麻沙镇是其中的必由之路。
正因如此，大量书籍汇聚于此，并由此刻印乃至销往全国，甚至流通海外，呈现出了“书籍高丽日本通”的盛况。
人和地利兼备，朱熹遂决定投身出版行业，于建阳崇化开办了一间刻书作坊，后世人称“同文书院”。
当然，朱熹创业固然是有想提升儒家文化传播的普世因素夹在其中，但更主要的是因为长期待业所导致的—穷。
南宋相较北宋，国土弥少，但官员的数量却没有因此合理裁剪。
官员人数与岗位缺额的不对等造成了“官多阙少”的社会矛盾。
这种情况下，官员的俸禄是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尤其是朱熹这种好友遍布天下，又好“有朋自远方来”那一套的儒家学者的必要支出的。
所以说，朱熹开设书肆，直接的动因就是为了摆脱生活的窘境。“出版图书，盈利以自给。”
朱熹搞创业走的不是个体户路线，而是走的合伙人模式，其门人蔡渊、林用中等都参与其中。
深耕行业二十余年的朱熹对于创业可以说是一丝不苟的， 从策划选题到教编书稿，甚至细到字体选择和采购物料，阻断盗版，他都躬身参与其中。
然而，在做生意方面，天道不一定酬勤。
书肆经营的不仅算不上顺利，甚至有点举步维艰。
很快，因为资金链的短缺又加上受命朝廷，朱熹的创业于淳熙四年左右崩殂了。
当然，作为营利手段，朱熹停止了出版产业，但作为文化传播事业，朱熹仍旧致力终身。
朱熹的创业最终落得“始谋不臧，理必至此”的田地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朱熹并未能够正确理清市场的供需情况。
作为纾解生活刚需，朱熹内心里是对这种君子不言义而牟利的行为颇为反感。
从行为上表现为：他十分注重出版书籍的社会效益，非正统的儒家典籍以及当世名儒著述他都不予录入。
即使是当时销量可观的应试教辅书，也因其“读书人当以求道为先而非应举求官”的观点而被忽视。
可供读者选择的图书品种少之又少，这势必就会影响到销售的直接收益。
其次，朱熹的资金链一直很成问题。
尽管朱熹身边有一种弟子和学者为爱发电，免费给朱熹提供校对核刊服务。
但写刻文字的笔工，刻工，纸墨板材，这些都是需要充足的流动资金保证其运转的。
创业之后，来府上拜访的士人学者不减反增，朱熹虽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拥趸，但其本人却是重情好义之辈。
送往的费用姑且不谈，凡是友人开口，即使是囊中羞涩，朱熹也要周济于人。
一来二去，节减或占用刻书经费就成了维系正常生活开支的无奈之策。
最后，盗版行为的风靡亦是朱熹创业失败的外在原因。
宋代不比当今，虽已初步拥有了版权保护意识，但并没有出台明确的律令禁止。
因此，盗版之风盛行于世。
朱熹编刻书籍的质量高，走的是精品路线，销量也好。
于是，在很多地方朱熹出品都是有价无市的情况，比如《论孟精义》一书，在婺州就难以寻得。
婺州的商人看中了其中商机，私自盗印。
朱熹有心干预，但鉴于婺州纸贵，书本价格偏高，穷书生本就买不起此类书籍，反倒这种与人争利的反盗版行为有悖于自己的平日说教，最终只得不了了之。
书坊的盗印给朱熹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当然，圣人毕竟是圣人，格局不一样。
朱熹倒没有多不忿于往日的经济损失，更多的还是担忧盗版书中留存的错误无法得到修正，影响读者的阅读与理解。
综上看来，“儒商”一词多指商人的皮相，因为真正的儒者做生意大多是凶多吉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