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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年大特务杨登瀛,临终前再三强调:我不是特务,周总理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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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风云 2021-10-13 17:16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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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5年年底,周恩来进入弥留之际时,他曾让人将罗青长叫到了自己身边。

罗青长伏在周恩来的病床前,将耳朵紧紧贴着周恩来的嘴巴,静静地听着,不停的点头,眼泪也不受控制的流了下来······

期间,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是杨登瀛。

对于这些人,周恩来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成为双面间谍,贡献突出

杨登瀛原名为鲍君甫,1893年生于广东香山,一直到他担任中统驻上海的最高负责人后才化名为杨登瀛。

在辛亥革命前后,深受革命潮流影响的杨登瀛去日本留学,之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杨登瀛听过日本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讲课,阅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籍,深受影响,思想十分进步。

多年留学日本,不仅让杨登瀛精通日语,而且还让他对日本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也为他回国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回国后,杨登瀛立即参加了五四运动,同时在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任职,为日本的一些通讯社撰稿。

他年轻博学,又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在上海的交际面很广,他不仅与日本人办的通讯社有联系,还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等巡捕都有往来。在1924年加入国民党后,他与许多国民党在上海的人都很熟悉。

在参加五卅运动之后,杨登瀛又与上海总工会取得了联系,认识了许多顾顺章在内的共产党人。

总之,在上海,杨登瀛是一个非常吃得开的人物。

杨登瀛有一个老乡叫杨剑虹,两人也是在五卅运动中认识。虽然当时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共同的语言,但广东人非常看重乡情。

浓浓的乡情将杨登瀛和杨剑虹紧密的连在了一起,再加上两个人都是单身,他们的生活非常亲密,平时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张床上睡觉,渐渐成为了莫逆之交。

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杨登瀛对蒋介石的行为大为不满,这也导致他被关进了大牢,出狱之后,他便一直在上海居住。

1928年的春天,杨剑虹被任命为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

虽然这个位置并不显眼,但权力却是非常大的,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要抓什么人,要杀什么人,都是由负责人决定的。

中统在刚刚成立之时,人手是非常紧张的,杨剑虹一下子身居高位,急需帮手,自然就想到了自己的老乡杨登瀛,想让他当自己的副手。

但杨登瀛知道后,却左右为难了起来。

他想:如果自己一味拒绝,杨剑虹肯定会不高兴,但如果答应,自己又认识了很多共产党内的朋友,毕竟自己的内心深处也是希望这些朋友能好好的······

就这样,在深思熟虑之下,杨登瀛决定将这个情况告诉自己的共产党朋友陈养山。

杨登瀛和陈养山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那时中国共产党党员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工作,经人介绍后,向杨登瀛学习日文。

对于陈养山的身份,杨登瀛自然是知道的,不过他从来不问陈养山的行踪,相反还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给陈养山提供方便。

在两人互相熟悉之后,陈养山便将《中国青年》等书刊送给杨登瀛阅读,让杨登瀛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

杨登瀛则将家里收藏的关于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送给陈养山,帮助他学习日文。

因此,两人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当陈养山得知杨剑虹要杨登瀛从事特务工作时,便将这一情况向陈赓作了汇报。

当时,陈赓详细问了杨登瀛的情况,并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认为,能够在中统内部安插一个内线实在是太重要了,当即就决定让陈赓和杨登瀛单线联系······

1928年初夏,杨登瀛和化名为王庸的陈赓见面了。

见面后,杨登瀛和陈赓谈了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详细说了自己身为国民党特务的不得已。

之后,杨登瀛还明确表示,自己愿意将收集到的情报提供给中国共产党作为参考。

对于杨登瀛的处境,陈赓自然是表示非常理解的,并表示愿意支持杨登瀛跟着杨剑虹进行工作,同时希望他能与租界的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党部等地方建立联系。

这些对于在上海交游宽广的杨登瀛来说并不难。他生性善于结交,愿意和各方面的人拉关系。他不仅与巡捕房建立了关系网,还在杨剑虹的引荐下,与陈立夫、张道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之后,杨登瀛提出了自己应酬需要大量的花费,经济存在困难。陈赓不仅提供了金条,还承诺以后每个月提供300块大洋,而且特别的花费另算。

这让杨登瀛很感动,但有些为难,于是他问陈赓:“我如果拿了你们的钱,今后杨剑虹要我搞你们的情报,我该怎么办啊?”

陈赓让杨登瀛放心,说自己已经安排好了,会提供一些情报来减少杨登瀛的麻烦。

这让杨登瀛更为感动了,激动地说:“你们这样豁达,我心领了,今后我决不会让你们失望。”

这次和陈赓的见面之后,杨登瀛也正式成为了双面间谍。陈赓不仅固定和杨登瀛固定接头,还给了杨登瀛一个紧急电话。这个电话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进行联络。

之后,在陈赓的配合下,杨登瀛自然“成绩斐然”,深受杨剑虹的信任。

在国民党中统内部,杨登瀛成了有名的中国共产党问题的专家,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大员在碰到问题时,也时常向他请教。

为了更好地配合杨登瀛的工作,彰显他的身份,陈赓特意指示周恩来为杨登瀛购买了一辆汽车,还将连德生派到了他的身边。

在陪伴杨登瀛应酬的日子里,连德生实际上成了陈赓和杨登瀛之间的联络员。

连德生是杨登瀛的保镖和司机,每天陪着杨登瀛在外应酬,只要一有情报,就会及时向陈赓汇报。

在杨剑虹逝世后,杨登瀛的权力就更大了。

虽然国民党中统的负责人几经换人,先后有张道藩、徐恩曾等人,但他们都对杨登瀛十分信任。

张道藩和杨登瀛的关系本来就很好。在杨登瀛为他除去政敌之后,张道藩更是对他感激不尽,认他为知己。

在张道藩、陈立夫来上海的时候,杨登瀛更是尽心招待,巩固了私人友情。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弟,他对杨登瀛也是极为拉拢。

之后,因中统扩大活动范围,为了广泛收集情报,先后向武汉、上海等大城市派出特派员,并配有随员和电台。

因杨登瀛广大的人脉,灵活的头脑等,被任命为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陈立夫更是亲自到上海,带来了蒋介石的委任状,上面的内容是: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蒋介石的委任状,更是提高了杨登瀛的身价,他在上海的地位也就更高了,也让他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大权。

被捕之后,陈赓为其写信

杨登瀛执掌大权的期间,为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的事情。

陈赓在谈及这段历史时,曾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为了方便杨登瀛工作,陈赓又安排中央特科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替他设立了一个办事处。

在那段时间,杨登瀛把收集到的情报就全部拿到办事处。凡是有利于我党,杨登瀛就安排安身边的秘书抄送给陈赓。

在这段时间,杨登瀛给我们党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情报,为我们党初期的情报事业做了很大的贡献,对于拯救我党的战友,清除国民党特务都有很大的作用。

1929年8月,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彭湃、杨殷等人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的时候,突然被捕了。

当时敌人就像是有预知能力一样,一下子就冲了进去,彭湃等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捕了。为此,中央判断:党的内部一定有人叛变了。

为了能查到具体是什么人叛变,为此,陈赓专门找到了杨登瀛。杨登瀛利用自己手中的人脉,很快就查清楚了:出卖彭湃等人的是白鑫,因为之前彭湃批准将白鑫一个叛变革命的亲属枪毙了,他怀恨在心,就将彭湃等人给出卖了。

经过中央的再三查证,杨登瀛提供的消息是完全可靠的。

为了营救彭湃等人,周恩来特意指示: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惩处叛徒白鑫。

经过努力和一番打听,杨登瀛得到了彭湃等人被押送至上海龙华的时间,并及时告知了陈赓。

于是,周恩来安排中央特科的人全部出动,埋伏在必经之地,不料敌人提前解押转送,营救工作失败。

之后,彭湃与杨殷等人在龙华英勇就义,年仅33岁。

白鑫自知犯下了大罪,于是就和南京方面要了一大笔钱,居住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家里,准备出国避难。

为了尽快惩处叛徒白鑫,杨登瀛特意按照陈赓的吩咐,亲自去了范争波的家里拜访,摸清了白鑫出国的具体时间。

杨登瀛第一时间将消息告知了陈赓,于是陈赓率领中央特科的人迅速行动,将叛徒白鑫铲除。

自从叛徒白鑫被除掉之后,中央认为杨登瀛提供的情报不仅及时、重要而且还非常准确。为了能更安全方便的与杨登瀛取得联系,中央特科先后增派了安娥等人。

1929年的秋天,叛徒戴冰石向上海警备司令部告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机关正在某个地方开会。

恰巧杨登瀛那天在巡捕房办事,不仅随同抓捕,还及时将消息告诉了陈赓。很快,叛徒戴冰石被清除。

有次叛徒顾某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讨价还价出卖李立三,杨登瀛知道了立即告诉了陈赓,及时清除了叛徒,保护了李立三。

再一次,叛徒陈慰年出卖党内的重要文件,谋取利益,杨登瀛得知后先是用两根金条稳住了叛徒,随后告知了陈赓,叛徒立刻被惩处。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杨登瀛还救过任弼时。任弼时不幸被捕之后,陈赓找到了杨登瀛。杨登瀛不仅没有拒绝,而是设法营救,对相关领导谎称任弼时是自己手下的人。

相关领导虽然将信将疑,最终还是卖了人情给杨登瀛,将任弼时释放了。

除了提供情报外,杨登瀛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关系,让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打入到了国民党内部。

比如:钱壮飞能顺利打入中统的内部,成为中统特务负责人徐恩曾的秘书,杨登瀛就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央也掌握了中统很多的机密。

直到几十年之后,周恩来都多次称赞此举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就这样,在那段大权在握的时光里,杨登瀛明明可以享受国民党的高官厚禄,但他却只因受过中国共产党的恩惠,便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向共产党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除了他重感情,有正义感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有一颗向着共产党的心。如果没有他的突出贡献,那么在那个白色恐怖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遭受的损失可能会更多······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后叛变。由于工作关系,顾顺章是知道中央特科很多的机密,自然也包括杨登瀛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情报的事情。

在危急时刻,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及时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并不顾自己安危,及时将情报传达到了中央。

就这样,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中央和所属重要机关平安脱险,将损失降到了最低。

杨登瀛虽然是国民党的官员,但在此情况危急的时刻,陈赓还是找到了他,希望他能找个地方避难。

而杨登瀛心中始终坚信顾顺章斗不过张道藩,并不愿意离开上海。陈赓便嘱咐道:

“你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供出你来,你就要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的。”

之后,陈赓和杨登瀛都被逮捕。即使在狱中,杨登瀛还在努力用自己的人脉来照顾陈赓,这也让陈赓非常感动。

在狱中,杨登瀛始终缄口不言,没有说出中国共产党的任何机密。半年多之后,利用张道藩的关系,杨登瀛被释放。

虽然张道藩也给他在南京安排了一个职位,但相关部门并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

从此之后,杨登瀛的风光不再,生活渐渐归于平淡,同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在南京摆了一个小摊子为生······

十多年过去了,解放军打过了长江,新中国成立了,杨登瀛也不再是当年那个能在上海搅动风云的人物。

随着年岁的增长,杨登瀛的生活也越来越贫困。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南京市政府发出公告,让在国民党军队,政府、特务等机关任过职的人,一律到公安机关去登记。

杨登瀛认为当年任职期间为中国共产党做过事情,应该不用登记。

在期限到了之后,杨登瀛立即被逮捕,并很快被移送法院。经过法院相关领导审批,准备对他处以重刑。

审讯时,杨登瀛说了自己在1928年到1931年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并和相关工作人员说:“陈赓可证明我的身份······

风雪中离世,临终留下遗言

为了慎重起见,当时的法院院长两次致函陈赓,以确认杨登瀛的身份。

1951年11月底,百忙之中的陈赓特地回信为杨登瀛证明:

“关于鲍君甫(国民党称杨登瀛)之说法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我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他对我颇为照顾。之后他担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他表现不佳,其他详情不知。”

之后,陈养山得知杨登瀛的情况后,特意给南京相关部门的领导写信:“鲍君甫(杨登瀛)对我党的保卫工作做出过巨大贡献,曾先后救出了我党许多同志。”

同时在信中,陈养山还提到自己和陈赓等人会想办法给杨登瀛一些救济。

根据陈赓和陈养山的信件和证明,南京市人民法院对杨登瀛进行了从宽处理。

1956年,在陈赓的安排下,南京军区专程派人将杨登瀛送到了北京。

在北京,杨登瀛见到了当年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与他们一起回忆当年的历史。

陈赓不仅仔细询问了杨登瀛的生活状况,还委托有关方面照顾他的生活。临别之时,陈赓不仅带杨登瀛去医院为其安装了假牙,还送去了衣服、鞋等生活用品。

在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的关心下,杨登瀛的生活自此有了保障。但收入还是有限的,杨登瀛家里的孩子又多,生活仍然困难。

有一年冬天,杨登瀛觉得实在有些撑不下去了,就给安娥写了一封求救信。收到信的安娥,不顾自己身在病中,给杨登瀛一家寄去了冬衣、日用品等。

陈赓等人的帮助,让杨登瀛一家一直感动不已。之后在与安娥等人的通信被迫中断后,杨登瀛一家的生活更落魄了。

1969年12月底,在漫天的风雪之中,杨登瀛在贫病交加之中离世。临终前,他再三对身边的家人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更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是什么人,我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之后,周恩来得知杨登瀛逝世后,深感痛惜,特意委托人去看望了杨登瀛的家属。即使在弥留之际,周恩来还特意将罗青长叫到了身边,提到了杨登瀛的名字。

在当年的上海,杨登瀛虽然是个双面间谍,一面做着国民党的高官,一面又帮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工作,两面讨好,两面不得罪。

但无论他当年内心有着什么样的考虑,但他在中国共产党困难时期所作出的贡献则是真实存在的。

要知道单从个人的仕途来看,他完全可以倒向国民党,而不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做“双面间谍”。

从这一点上讲,周总理说得对,我们不应该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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