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1975年年底，周恩来进入弥留之际时，他曾让人将罗青长叫到了自己身边。
罗青长伏在周恩来的病床前，将耳朵紧紧贴着周恩来的嘴巴，静静地听着，不停的点头，眼泪也不受控制的流了下来······
期间，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是杨登瀛。
对于这些人，周恩来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成为双面间谍，贡献突出
杨登瀛原名为鲍君甫，1893年生于广东香山，一直到他担任中统驻上海的最高负责人后才化名为杨登瀛。
在辛亥革命前后，深受革命潮流影响的杨登瀛去日本留学，之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杨登瀛听过日本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讲课，阅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籍，深受影响，思想十分进步。
多年留学日本，不仅让杨登瀛精通日语，而且还让他对日本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也为他回国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回国后，杨登瀛立即参加了五四运动，同时在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任职，为日本的一些通讯社撰稿。
他年轻博学，又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在上海的交际面很广，他不仅与日本人办的通讯社有联系，还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等巡捕都有往来。在1924年加入国民党后，他与许多国民党在上海的人都很熟悉。
在参加五卅运动之后，杨登瀛又与上海总工会取得了联系，认识了许多顾顺章在内的共产党人。
总之，在上海，杨登瀛是一个非常吃得开的人物。
杨登瀛有一个老乡叫杨剑虹，两人也是在五卅运动中认识。虽然当时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共同的语言，但广东人非常看重乡情。
浓浓的乡情将杨登瀛和杨剑虹紧密的连在了一起，再加上两个人都是单身，他们的生活非常亲密，平时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张床上睡觉，渐渐成为了莫逆之交。
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杨登瀛对蒋介石的行为大为不满，这也导致他被关进了大牢，出狱之后，他便一直在上海居住。
1928年的春天，杨剑虹被任命为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
虽然这个位置并不显眼，但权力却是非常大的，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要抓什么人，要杀什么人，都是由负责人决定的。
中统在刚刚成立之时，人手是非常紧张的，杨剑虹一下子身居高位，急需帮手，自然就想到了自己的老乡杨登瀛，想让他当自己的副手。
但杨登瀛知道后，却左右为难了起来。
他想：如果自己一味拒绝，杨剑虹肯定会不高兴，但如果答应，自己又认识了很多共产党内的朋友，毕竟自己的内心深处也是希望这些朋友能好好的······
就这样，在深思熟虑之下，杨登瀛决定将这个情况告诉自己的共产党朋友陈养山。
杨登瀛和陈养山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那时中国共产党党员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工作，经人介绍后，向杨登瀛学习日文。
对于陈养山的身份，杨登瀛自然是知道的，不过他从来不问陈养山的行踪，相反还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给陈养山提供方便。
在两人互相熟悉之后，陈养山便将《中国青年》等书刊送给杨登瀛阅读，让杨登瀛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
杨登瀛则将家里收藏的关于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送给陈养山，帮助他学习日文。
因此，两人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当陈养山得知杨剑虹要杨登瀛从事特务工作时，便将这一情况向陈赓作了汇报。
当时，陈赓详细问了杨登瀛的情况，并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认为，能够在中统内部安插一个内线实在是太重要了，当即就决定让陈赓和杨登瀛单线联系······
1928年初夏，杨登瀛和化名为王庸的陈赓见面了。
见面后，杨登瀛和陈赓谈了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详细说了自己身为国民党特务的不得已。
之后，杨登瀛还明确表示，自己愿意将收集到的情报提供给中国共产党作为参考。
对于杨登瀛的处境，陈赓自然是表示非常理解的，并表示愿意支持杨登瀛跟着杨剑虹进行工作，同时希望他能与租界的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党部等地方建立联系。
这些对于在上海交游宽广的杨登瀛来说并不难。他生性善于结交，愿意和各方面的人拉关系。他不仅与巡捕房建立了关系网，还在杨剑虹的引荐下，与陈立夫、张道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之后，杨登瀛提出了自己应酬需要大量的花费，经济存在困难。陈赓不仅提供了金条，还承诺以后每个月提供300块大洋，而且特别的花费另算。
这让杨登瀛很感动，但有些为难，于是他问陈赓：“我如果拿了你们的钱，今后杨剑虹要我搞你们的情报，我该怎么办啊？”
陈赓让杨登瀛放心，说自己已经安排好了，会提供一些情报来减少杨登瀛的麻烦。
这让杨登瀛更为感动了，激动地说：“你们这样豁达，我心领了，今后我决不会让你们失望。”
这次和陈赓的见面之后，杨登瀛也正式成为了双面间谍。陈赓不仅固定和杨登瀛固定接头，还给了杨登瀛一个紧急电话。这个电话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进行联络。
之后，在陈赓的配合下，杨登瀛自然“成绩斐然”，深受杨剑虹的信任。
在国民党中统内部，杨登瀛成了有名的中国共产党问题的专家，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大员在碰到问题时，也时常向他请教。
为了更好地配合杨登瀛的工作，彰显他的身份，陈赓特意指示周恩来为杨登瀛购买了一辆汽车，还将连德生派到了他的身边。
在陪伴杨登瀛应酬的日子里，连德生实际上成了陈赓和杨登瀛之间的联络员。
连德生是杨登瀛的保镖和司机，每天陪着杨登瀛在外应酬，只要一有情报，就会及时向陈赓汇报。
在杨剑虹逝世后，杨登瀛的权力就更大了。
虽然国民党中统的负责人几经换人，先后有张道藩、徐恩曾等人，但他们都对杨登瀛十分信任。
张道藩和杨登瀛的关系本来就很好。在杨登瀛为他除去政敌之后，张道藩更是对他感激不尽，认他为知己。
在张道藩、陈立夫来上海的时候，杨登瀛更是尽心招待，巩固了私人友情。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弟，他对杨登瀛也是极为拉拢。
之后，因中统扩大活动范围，为了广泛收集情报，先后向武汉、上海等大城市派出特派员，并配有随员和电台。
因杨登瀛广大的人脉，灵活的头脑等，被任命为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陈立夫更是亲自到上海，带来了蒋介石的委任状，上面的内容是：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蒋介石的委任状，更是提高了杨登瀛的身价，他在上海的地位也就更高了，也让他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大权。
被捕之后，陈赓为其写信
杨登瀛执掌大权的期间，为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的事情。
陈赓在谈及这段历史时，曾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为了方便杨登瀛工作，陈赓又安排中央特科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替他设立了一个办事处。
在那段时间，杨登瀛把收集到的情报就全部拿到办事处。凡是有利于我党，杨登瀛就安排安身边的秘书抄送给陈赓。
在这段时间，杨登瀛给我们党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情报，为我们党初期的情报事业做了很大的贡献，对于拯救我党的战友，清除国民党特务都有很大的作用。
1929年8月，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彭湃、杨殷等人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的时候，突然被捕了。
当时敌人就像是有预知能力一样，一下子就冲了进去，彭湃等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捕了。为此，中央判断：党的内部一定有人叛变了。
为了能查到具体是什么人叛变，为此，陈赓专门找到了杨登瀛。杨登瀛利用自己手中的人脉，很快就查清楚了：出卖彭湃等人的是白鑫，因为之前彭湃批准将白鑫一个叛变革命的亲属枪毙了，他怀恨在心，就将彭湃等人给出卖了。
经过中央的再三查证，杨登瀛提供的消息是完全可靠的。
为了营救彭湃等人，周恩来特意指示：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惩处叛徒白鑫。
经过努力和一番打听，杨登瀛得到了彭湃等人被押送至上海龙华的时间，并及时告知了陈赓。
于是，周恩来安排中央特科的人全部出动，埋伏在必经之地，不料敌人提前解押转送，营救工作失败。
之后，彭湃与杨殷等人在龙华英勇就义，年仅33岁。
白鑫自知犯下了大罪，于是就和南京方面要了一大笔钱，居住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家里，准备出国避难。
为了尽快惩处叛徒白鑫，杨登瀛特意按照陈赓的吩咐，亲自去了范争波的家里拜访，摸清了白鑫出国的具体时间。
杨登瀛第一时间将消息告知了陈赓，于是陈赓率领中央特科的人迅速行动，将叛徒白鑫铲除。
自从叛徒白鑫被除掉之后，中央认为杨登瀛提供的情报不仅及时、重要而且还非常准确。为了能更安全方便的与杨登瀛取得联系，中央特科先后增派了安娥等人。
1929年的秋天，叛徒戴冰石向上海警备司令部告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机关正在某个地方开会。
恰巧杨登瀛那天在巡捕房办事，不仅随同抓捕，还及时将消息告诉了陈赓。很快，叛徒戴冰石被清除。
有次叛徒顾某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讨价还价出卖李立三，杨登瀛知道了立即告诉了陈赓，及时清除了叛徒，保护了李立三。
再一次，叛徒陈慰年出卖党内的重要文件，谋取利益，杨登瀛得知后先是用两根金条稳住了叛徒，随后告知了陈赓，叛徒立刻被惩处。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杨登瀛还救过任弼时。任弼时不幸被捕之后，陈赓找到了杨登瀛。杨登瀛不仅没有拒绝，而是设法营救，对相关领导谎称任弼时是自己手下的人。
相关领导虽然将信将疑，最终还是卖了人情给杨登瀛，将任弼时释放了。
除了提供情报外，杨登瀛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关系，让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打入到了国民党内部。
比如：钱壮飞能顺利打入中统的内部，成为中统特务负责人徐恩曾的秘书，杨登瀛就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央也掌握了中统很多的机密。
直到几十年之后，周恩来都多次称赞此举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就这样，在那段大权在握的时光里，杨登瀛明明可以享受国民党的高官厚禄，但他却只因受过中国共产党的恩惠，便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向共产党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除了他重感情，有正义感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有一颗向着共产党的心。如果没有他的突出贡献，那么在那个白色恐怖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遭受的损失可能会更多······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后叛变。由于工作关系，顾顺章是知道中央特科很多的机密，自然也包括杨登瀛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情报的事情。
在危急时刻，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及时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并不顾自己安危，及时将情报传达到了中央。
就这样，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中央和所属重要机关平安脱险，将损失降到了最低。
杨登瀛虽然是国民党的官员，但在此情况危急的时刻，陈赓还是找到了他，希望他能找个地方避难。
而杨登瀛心中始终坚信顾顺章斗不过张道藩，并不愿意离开上海。陈赓便嘱咐道：
“你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供出你来，你就要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的。”
之后，陈赓和杨登瀛都被逮捕。即使在狱中，杨登瀛还在努力用自己的人脉来照顾陈赓，这也让陈赓非常感动。
在狱中，杨登瀛始终缄口不言，没有说出中国共产党的任何机密。半年多之后，利用张道藩的关系，杨登瀛被释放。
虽然张道藩也给他在南京安排了一个职位，但相关部门并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
从此之后，杨登瀛的风光不再，生活渐渐归于平淡，同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在南京摆了一个小摊子为生······
十多年过去了，解放军打过了长江，新中国成立了，杨登瀛也不再是当年那个能在上海搅动风云的人物。
随着年岁的增长，杨登瀛的生活也越来越贫困。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南京市政府发出公告，让在国民党军队，政府、特务等机关任过职的人，一律到公安机关去登记。
杨登瀛认为当年任职期间为中国共产党做过事情，应该不用登记。
在期限到了之后，杨登瀛立即被逮捕，并很快被移送法院。经过法院相关领导审批，准备对他处以重刑。
审讯时，杨登瀛说了自己在1928年到1931年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并和相关工作人员说：“陈赓可证明我的身份······”
风雪中离世，临终留下遗言
为了慎重起见，当时的法院院长两次致函陈赓，以确认杨登瀛的身份。
1951年11月底，百忙之中的陈赓特地回信为杨登瀛证明：
“关于鲍君甫（国民党称杨登瀛）之说法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我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他对我颇为照顾。之后他担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他表现不佳，其他详情不知。”
之后，陈养山得知杨登瀛的情况后，特意给南京相关部门的领导写信：“鲍君甫（杨登瀛）对我党的保卫工作做出过巨大贡献，曾先后救出了我党许多同志。”
同时在信中，陈养山还提到自己和陈赓等人会想办法给杨登瀛一些救济。
根据陈赓和陈养山的信件和证明，南京市人民法院对杨登瀛进行了从宽处理。
1956年，在陈赓的安排下，南京军区专程派人将杨登瀛送到了北京。
在北京，杨登瀛见到了当年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与他们一起回忆当年的历史。
陈赓不仅仔细询问了杨登瀛的生活状况，还委托有关方面照顾他的生活。临别之时，陈赓不仅带杨登瀛去医院为其安装了假牙，还送去了衣服、鞋等生活用品。
在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的关心下，杨登瀛的生活自此有了保障。但收入还是有限的，杨登瀛家里的孩子又多，生活仍然困难。
有一年冬天，杨登瀛觉得实在有些撑不下去了，就给安娥写了一封求救信。收到信的安娥，不顾自己身在病中，给杨登瀛一家寄去了冬衣、日用品等。
陈赓等人的帮助，让杨登瀛一家一直感动不已。之后在与安娥等人的通信被迫中断后，杨登瀛一家的生活更落魄了。
1969年12月底，在漫天的风雪之中，杨登瀛在贫病交加之中离世。临终前，他再三对身边的家人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更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是什么人，我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之后，周恩来得知杨登瀛逝世后，深感痛惜，特意委托人去看望了杨登瀛的家属。即使在弥留之际，周恩来还特意将罗青长叫到了身边，提到了杨登瀛的名字。
在当年的上海，杨登瀛虽然是个双面间谍，一面做着国民党的高官，一面又帮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工作，两面讨好，两面不得罪。
但无论他当年内心有着什么样的考虑，但他在中国共产党困难时期所作出的贡献则是真实存在的。
要知道单从个人的仕途来看，他完全可以倒向国民党，而不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做“双面间谍”。
从这一点上讲，周总理说得对，我们不应该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