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王亚南（1901—1969），湖北黄冈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卓越的人民教育家，《资本论》全三卷的中文首译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首任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王亚南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出版著作（译作）41部，发表论文300多篇。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增订版更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典范”，被译成日文、俄文出版；《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被称为“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开山之作”；《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提出著名的“地主经济论”，为国际史学界所瞩目。
2021年10月14日，是王亚南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回顾王亚南的壮丽人生，走进他当年生活工作的西子湖畔、粤北、闽西以及厦门大学校园，精心编校陆续出版的20卷《王亚南全集》，我们更加怀念这位一生勇于追求真理、矢志传播马列主义、献身科学教育事业的学术巨匠，缅怀这位为厦门大学发展壮大、为中国高等教育革故鼎新作出卓越贡献的名家大师。
不畏艰难 矢志传播马克思主义
王亚南的一生，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光辉典范。
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倾注毕生心血的一部经济学巨著。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得到了最系统、最成熟的说明。因此，《资本论》被誉为世界“工人阶级的圣经”，在国际上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28年，王亚南与郭大力在杭州大佛寺相遇，两人一见如故，畅谈改造社会的共同理想，并商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用6—8年时间翻译5部世界经济学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其中，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大佛寺确定的合作翻译计划，成为王亚南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他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一步。而这一步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迈出的，尤为难能可贵。
此后多年，王亚南和郭大力几度分合，他们的翻译工作也遭遇种种困难。王亚南先后东渡日本、任教暨南、参与“闽变”及流亡欧洲，郭大力在上海也遭遇种种变故。但他们始终不改初衷，先后将《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国富论》等古典经济学名著翻译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从1936年起，在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支持下，王亚南和郭大力全力以赴，投入翻译《资本论》的浩大工程。他们密切配合，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翻译《资本论》的宏伟目标，激励着他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在崎岖的科学道路上攀登。在枯燥而艰苦的翻译过程中，两人携手相伴，互相扶持，始终过着紧张的共同精神生活。
在旧中国的动荡年代，要完成翻译《资本论》这项巨大的学术工程，无疑需要非凡的勇气与毅力。为此，他们遭受过反动势力的压迫，忍受过贫困和疾病的折磨，承受过整卷译稿在炮火中焚毁的损失，却始终没有动摇，而是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锲而不舍地埋头翻译。1938年8、9月间，在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全力配合下，三卷本《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出版了，王亚南和郭大力十年奋斗的夙愿终于成为现实。在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中，在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滋润的中国土地上，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资本论》，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从此，中国人民可以从《资本论》全译本中，全面、系统地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资本论》全三卷出版后，十几位青年联名写信给译者，称他们是“无畏的学者和勇士”，“历史会记住你们的功勋”！《新华日报》刊登评论，称赞他们“翻译世界第一部伟大的著作，是翻译界一个巨大的收获”。
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王亚南不仅冒着危险大胆翻译马克思经济学巨著，而且在各种场合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并把它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实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倡导“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先驱者。
在王亚南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暨南大学的讲座中，他鞭辟入里地剖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识旧中国的问题所在。当时听讲的学生回忆说：“他的讲座点燃了革命的火种，推动了当时暨大学生私下主动学习《资本论》，在桐油灯下啃《资本论》，其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厦门大学从长汀回迁厦门后，王亚南出任经济学系主任兼法学院院长。他不仅利用各种机会巧妙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聘请了郭大力、石兆棠、王守礼等一批进步教授，带动大家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虽然屡遭打压，但毫不畏惧，始终坚持在经济学史课程中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通过各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更加自觉、系统地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清华大学的大课讲堂上，还是在厦门大学的政治时事学习中；抑或是给经济所的研究生上课，还是给中文、历史系的学生开讲座，他都结合实际，结合现实的经济生活，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在研究《资本论》方面，他更是“当仁不让”。1960—1965年，短短五六年间，他先后撰写30多篇关于《资本论》研究的专题文章，深入探讨了《资本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任务、现实意义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结构体系、各篇内容等。数量之多、密度之大、水平之高，在经济学界是首屈一指的。王亚南和袁镇岳主编的《〈资本论〉通俗讲座》，以大众读物的形式逐章逐节解说《资本论》的主要内容，每篇均由王亚南亲自审订后由《中国经济问题》刊出，不仅开国内通俗解说《资本论》之先河，而且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资本论》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王亚南还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配合郭大力对《资本论》中译本进行了两次全面系统的修订，相当于将大部分译稿重新翻译，使初版中的疏忽、错误基本得到改正，经济学专有名词和各种典故翻译得更加准确、通顺，译文更好地表达了原著的意思。
孜孜不倦 辛勤耕耘经济学园地
王亚南的一生，为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经济理论的发展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
极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王亚南在经济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极力倡导“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经济学”。他认为，经济科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应该面对中国实际，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为此，他提出建立“中国经济学”，建立一种“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会引起中国人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结束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他强调，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不是在观念上耍把戏，而是为了要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有所贡献，“希望诸位切不可忘记中国的现状，要用理论去解决中国的问题，即以中国人的立场去研究中国的经济学！”
1941—1946年，王亚南相继发表多篇文章，论述建立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可能性与必要性、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等问题，将其“当作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端”。其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一种成功尝试。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学术界就认为王亚南的论著具有“中国的、实践的、批判的三大特色”，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及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开创性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在完成《资本论》全三卷的翻译后，王亚南着力运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开展研究，对旧中国的商品形态、资本形态、货币形态、利润利息形态、经济危机形态等进行深入剖析，揭露了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内部的诸多矛盾及其走向衰亡的发展规律。在关于旧中国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的长期争论中，为主张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正确观点，王亚南的诸多研究成果提供了有力论证，对认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和革命的战略、策略也具有重要意义，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卓越贡献。因此，《中国经济原论》当时就被誉为“中国式的《资本论》”。
新中国成立前后，王亚南接连出版了《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1949年7月）和《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1950年11月）两部反映经济改造问题的著作，对如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生产关系，如何在自然条件、技术、资本、土地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各个方面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的改造，提出了完整理论，对新经济的构成与性质，包括过渡时期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规模、速度和发展倾向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党在过渡时期的理论建设与实践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开拓中国经济史学新视野。从20世纪30年代起，王亚南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大胆创新，独树一帜，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地主经济论”，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分为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两大阶段，而以地主经济为其主要特征，这与欧洲的封建制度和领主经济有着显著的区别。由此，王亚南把地主经济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以此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史长期争论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发展”问题，深刻论述了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形态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历史渊源，被称为“对30年代以来讨论的小结”。这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重大理论贡献，为国际史学界所瞩目。王亚南也因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
开辟官僚资本和官僚政治研究新领域。抗战结束后，依靠国家政权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日益膨胀，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挤压作用，对国计民生的危害也日益增大。王亚南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结合的崭新视角，对官僚资本和官僚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948年10月，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由上海时代文化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手法，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抽象及具体，由局部到全貌，对中国自秦汉迄于民国的官僚政治形态作了深刻分析，新知卓见跃然纸上。王亚南指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正是官僚政治长期延续且顽固不化的根本原因。书中对支持官僚政治发展的经济杠杆、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官僚政治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的分析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对官僚资本和官僚政治的反动本质的揭露，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明确革命对象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该书被称为“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开山之作”，随着时间推移愈益闪现出理论的光芒。
努力构建经济学说史新体系。王亚南长期从事经济学说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不仅留下了可观的学术成果，而且致力于构建一个科学、系统的经济学说史新体系。在《政治经济学史大纲》和《经济学说史》的编写中，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厘清了各家各派经济学说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使其源流、主干和枝叶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构建起一座具有严谨内在逻辑和独特风格的经济学说史大厦。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致力于构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新体系，更加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中的指导地位和作用。
此外，在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和世界史研究方面，王亚南也发表了不少论著，如《现代世界经济概论》《现代外交与国际关系》《德国之过去现在与将来》《经济政策》《世界战争与世界经济》等，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世界经济的特征、现状、结构、体系及未来发展前景，对现代外交的意义、性质、功能、经济基础及其演进，对19世纪以来德国历史的演变进行了系统论述。史论统一，内容简明，思考深刻，展现了王亚南广阔的分析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洞见。
主政厦大 创建人民的新型大学
王亚南的一生，同厦门大学的发展壮大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创建人民的新型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呕心沥血，贡献卓著。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厦门大学首任校长，王亚南亲身参与了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无论在学校管理工作还是在教学科研活动中，他始终坚持从学校的实际出发，从教育自身的特点出发，探索教育、教学发展的规律。
从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出发，他主张大学教育的结构（包括学科和专业设置）一定要主动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切莫重理轻文，破坏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从综合大学的性质和职能出发，他认为多科性综合大学和单科性高等院校不同，它应更注重理论教育，培养能独立进行创造性研究工作的人；从综合大学的特点出发，他主张综合性大学既是教育机构，又是研究机构，应当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以教学为主，兼顾科研，通过高水平的科研来提升教学质量，将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从而形成人才培养优势。
从科学研究的本性和功能出发，他主张大学要创造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要鼓励学生自主学习、自主研究。他强调，我们提倡百家争鸣，是为了发现真理，百家争鸣不但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相抵触，而且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因为马克思主义向一切真理敞开大门。
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出发，他主张学校要认清校情，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因地制宜，办出特色。在充分认识厦门大学的地理区位优势和传统学科优势的基础上，他明确提出“面向海洋、面向东南亚与华侨”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建设经济、化学等优势学科的发展思路，加强了南洋研究、台湾研究、海洋研究及区域经济问题研究，设立了经济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和南洋研究所；率先恢复《厦门大学学报》和创办《中国经济问题》杂志，将其作为推动科研的平台，大大促进了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为把厦门大学创建成富有特色的研究型综合大学奠定了良好基础。
王亚南十分注重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结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他费尽心血将厦门大学的会计、财政金融、统计、贸易等多个应用经济学专业保留下来，使这些专业的优秀师资有了“用武之地”。理论经济学科与应用经济学科的互相融合、互相促进，大批经济学人才的培养、输送，壮大了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整体力量，使其在全国的影响力倍增。
王亚南长期执教于大学讲坛，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就学习方法和治学经验所发表的许多原则性意见，不仅包含丰富的教学思想，而且十分切合实际。他提倡教学相长，反对闭门造车，主张以研究的态度教学，使学生深入理解教学内容，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他鼓励大家多提问，多发表不同意见，使教育者在学生的提问中“不断被教育”，使学生成为促进教师提高的重要因素，做到“教学相长”。他强调“学以致用”，要求教师把理论的实践根据和在实践中的应用讲清楚，使学生透彻地掌握理论的实质和内涵，避免走弯路；他以身作则，坚持从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出发开展研究，包括对战时中国财政、金融、物价、产业问题的探讨，对官僚资本和官僚政治的分析，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的研究，可以说“一以贯之”。
在几十年教育生涯中，王亚南无论走到哪里，都始终如一地爱才惜才，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这也是他为人们所称道、至今为人们怀念的原因之一。
人们没有忘记，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对陶大镛的关怀和帮助。当时，陶大镛从香港逃难到粤北，慕名到坪石拜访王亚南，王亚南热情推荐他去江西一家出版社工作，还亲自帮他约稿。半年后，陶大镛因故回到坪石，王亚南又极力把他留在经济系任教。后来陶大镛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饮水思源，如果没有亚南先生的提携，恐怕在科学大道上我还不能如此顺利地踏步前进。”人们更清楚地记得，王亚南在担任厦门大学校长时对陈景润的知遇和扶持。在得知陈景润毕业后因种种原因被学校退回原籍、在街上摆书摊的遭遇后，王亚南及时伸出援手，让其回到厦门大学数学系，使其有机会了解数学前沿的最新理论进展并接触中外图书资料，专心从事数论研究。陈景润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就写出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改进了华罗庚的研究成果。后来中国科学院提出商调陈景润去北京，王亚南和学校党委一班人给予积极支持，使陈景润在通往科学的大道上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
在脍炙人口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中，作家徐迟称赞王亚南是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人”。正是出于对人的普遍关心和对学生的爱护，出于对人才的重视而不求全责备，才使王亚南对陈景润施以援手，否则更多的“陈景润们”将会被埋没。“只有懂得人的价值的人，才会去关心人”，王亚南正是这样一个懂得人的价值、懂得关心人的经济学家、教育家。
脚踏实地 传承王亚南科学精神
王亚南的一生，为传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留下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王亚南，就应当脚踏实地，学习和传承他的科学精神，为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开拓新局面、创造新境界。
传承他不畏艰险、勇攀科学高峰的革命精神。《资本论》是马克思耗费毕生心血完成的不朽巨著，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高峰。1928年，王亚南和郭大力在杭州大佛寺确定翻译《资本论》的宏大计划时，两人都刚从大学毕业不久。但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前后历经十年，殚精竭虑，废寝忘食，攻克了道道难关，终于完成了《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翻译。直至今天，《资本论》依然是矗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丰碑。王亚南与郭大力合作翻译《资本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这座丰碑上刻下了闪光的印迹！
传承他实事求是、探索客观规律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坚持实事求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前进；反之，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王亚南对此深有体会，无论在学校的管理工作，还是在教学、科研活动中，他都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努力探索社会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中，王亚南经常使用“再认识”的提法。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事物复杂多样，事物的进程变化万千，而认识总有个过程，即从片面到全面，从谬误到正确，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过程，只有“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才能不断地开辟真理的前进道路”。王亚南不仅重视科学研究，而且重视科学成长的环境和学术发展的氛围。1956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后，他发表多篇文章进行阐释，强调“我们提倡百家争鸣，是为了发现真理”，而“真理决不是任何一个全智全能的伟大人物一次可以发现无遗的”；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一切真理敞开着大门的”，因此应该采取开放式的研究态度。他的积极倡导，使学校逐渐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对培养师生正确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传承他胸怀坦荡、坚守科学良知的坚定立场。王亚南一生为人正直，胸怀坦荡；坚持原则，不畏权势。新中国成立前，在他撰写的文章或著作中，经常出现写于某地“野马轩”的落款。以“野马”自喻，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正直学者、一个有气节的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不再称自己为“野马”，而是自喻为“老农”，在社会主义教育园地里兢兢业业，辛勤耕耘。对待科学研究，他依然坚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坚守知识分子的科学良知。在治学中，他一贯反对好大喜功、夸夸其谈的轻浮态度，反对哗众取宠、赶时髦、凑热闹的华而不实作风，反对不负责任的大话、空话、假话；主张脚踏实地，严谨求实，既不要轻信、迷信，也不要盲从、莽撞；主张搞研究、做学问，“要有定见，但不要有成见”。
传承他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在科学理论研究中，王亚南唯真理是从，一经发现自己认识上、观点上的错误，就坚决予以改正或摒弃。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一书中，他曾把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为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推论有误，于是作了“自行检讨”，纠正了原有提法。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他常与人交谈看法，听取意见，甚至发生争论，但只要别人的见解有道理，他就接受。王亚南这种实事求是，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不仅为广大师生所称颂，也为国内外学者所钦佩。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中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王亚南用艰苦卓绝的一生，实践了马克思的这一名言，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铸就了厦门大学的“科学精神”之魂。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王亚南全集》编辑部）
编辑：宗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