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 医院奇闻录》，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心电监护仪的屏幕上，一条笔直的线。
一下，两下。我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十指交叠，对准老人的胸口，机械地重复按压动作。胸腔内并无跳动反应。
心脏的疾病就是这样，跳动之间，转瞬生死。
一个人想要活到100岁，心脏大概得跳动40亿次。
可是说不准，哪一下它突然就不跳了。
我穿着心内科的白大褂，平均一周签下3封病危通知书，每72小时就有一位病人去世。这自然是每位医生不愿看到的，但也是自然规律。
不同的是，大多数人其实都能有一个最后的选择。有人选择在家中永远沉睡，有人选择在急救台上逝去，还有别的……
此刻，我仍然弯腰进行着胸外按压，老人家的胸口已经冰凉。
视线里，哭泣声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人影都是模糊的色块，只有心跳监护仪上的那条直线依旧不变。
心内科的我，对心电监护仪上那条直线再熟悉不过。
只是整整4天间，经历过我的那3位病人，这条直线在我眼里不一样了。
在变成一条直线之前，他们都做了最后的抉择。
心内科的病房走廊有20多米长，一个紧急病患被架上推车，拉进电梯的时间大概是30秒。
确切的说，这是我们与死神的赛道。
第一个病人，住在“赛道”的最后一间。
他看似看淡生死，不过我觉得他是在“扛着”，是个“扛爷”。一年前扛爷就被查出心肌梗死，回家照样烟酒不误。现在送过来胸痛了一天，不肯抽血，也不做手术，就是默默地“扛”。
更让我头疼的是，压根找不到扛爷的直系亲属。
而走道另一边的尽头，距离出口最近的位置，住了个臭脾气的何老伯，日常活动是逮着护士骂。他女儿脾气更差，只要见父亲不听医嘱，她就开始大声呵斥。我们的走廊常常充满着这对父女的吵嚷声。
最后一位病人王婆，住在走廊稍中间的病房，她总把头发梳的一丝不苟，身上的病号服洗得泛白，好像随时要出院的样子。而且她很爱笑，一个人也笑盈盈的，是个“笑婆婆”。她的病床正好靠着窗边，往外远瞭就是普通人生活的城市，也不知道能否看到她的家。
扛爷、何伯，还有“笑婆婆”，这三位病人都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他们的心跳随时可能变成一条直线。
病情进展到这个程度，我除了根据病患的选择，做出相对应的措施以外，帮上的已经很少了。有些意外地，这时我更多地开始暗暗观察三位病人的“最后一个选择”。
三人中，最先做出选择的，是“笑婆婆”。
王婆来的第一天，我正在值班室处理病例，空荡荡的走廊尽头，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主任跟我打了个招呼，直奔抢救病房。
被抢救的人就是王婆，后来她转移到科室病房，每次我去看她，护士给她换药打针，她都笑眯眯地说谢谢，还提醒我们“要好好吃饭”。
王婆的家人始终都陪伴在身边，除了护工以外，床头还围着一大帮子人跟她说话。而我每次经过走廊尽头的房间，都只能看到孤零零的扛爷，只有一个护工陪着他。
有亲人的照顾，王婆每天都精精神神的，身上的病号服洗了又洗，透着一股泡沫的味道。
眼前王婆一家子异常和谐，但我心里清楚，王婆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当天下午，她完全喘不过气，血压计上的指数不断攀升，经过吗啡镇静等抢救，她的情况才稳定下来。
我赶过去时，王婆正攥着女儿的手，在病床上不停扭动。慌乱中她一把扯掉输氧的面罩，微弱的呢喃传来，翻来覆去就是那一句话——
“我不行了，带我回去.....”
王婆的女儿拉着母亲的手，两只眼睛看着我。
我一边抢救，一边和家属解释了病情：王婆随时可能病情恶化，甚至死亡。如果到了最后一步，只有两个选择：第一，继续插管抢救、转ICU。第二，送回家里，再多看一眼。
鸦雀无声，现在轮到我看着王婆的女儿了。
有时候，不光是病人在抉择，病人家属也会有自己的倾向。
可这个决定谁也没法轻易说出口。
主任认真地翻着王婆的病历，扭过身和家属耐心地讲解，讨论的声音很小，家属们不住地点头。
“还是要尊重老人家的意见。”主任朝病房里望了一眼，缓缓合上病历。
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趁王婆意志能保持清醒的时候，让她自己做主。
家属点了点头，同意了。
我有些不理解，等王婆的生命体征稳定下来，还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真的要那么急吗。
趁着众人讨论，我走到王婆的床前，她的女儿起身冲我点了点头。老太太安详地坐在病床上，女儿往她腰后面塞了一个枕头。
一切都很安静，除了心电监护仪不时发出滴滴的警报声。
王婆的眼睛慢慢眨了一下，看得出精神有点疲惫，但整个人还像之前一样，慈祥平和。
“医生，谢谢你啦，这几天多得你的照顾。”王婆笑着对我说。她的眼神平静，不像一个刚刚经历了多次抢救的病患。
“王婆，为什么要回家呀，想家啦？”
王婆慢条斯理地说：“人老啦，要回家啦，咳咳咳......”话被咳嗽打断，她的女儿轻轻拍着她的背。
她告诉我，自己是乡下人。吃那片土里的庄稼，现在要回到那片土里。
走出病房，主任跟我交代，“这是我好兄弟的妈妈，你帮他们叫辆车，给她办出院吧。”
医院的救护车一般不送病人回家，接这种活的都是一些“黑车”。费用往往非常贵，遇到那些很危重的患者，他们还会狮子大开口。
车到了，是白色的，后厢很长，足够放下一个人。
我给王婆测了最后一次血压，拆掉了心电监护，拔除了尿管，跟家属合力，把她挪上了一个小车床。
王婆做出了最后的选择，我也做了最后能为她做的事。
“她们想她妈死，没良心”。王婆的护工突然没了工作，在病房外面嚷嚷。
王婆只是回过头来对我说：“谢谢你啊，医生。”
没有那些线路和仪器的束缚，老人家显得轻松许多。她坐在车床上挥手向我道别，露出一排牙，中间还掉了几颗，两颊红扑扑的，笑得安详。
我定定地看着，她的笑一直留在脸上，没有变过。
王婆走后，我负责的病人还剩下两个——走廊入口的臭脾气何伯，另一头的扛爷。
与何伯整日在病房吵闹不同，扛爷在走廊尽头总是很安静，每次我路过他的房间，这种安静都让我心慌。
入院两天了，扛爷的家人还是没有露面。我急得焦头烂额，最坏的结果随时都可能发生，可他的病危通知、抢救同意书上，一个家属签名都没有。
走进病房，扛爷正一个人在床上愣愣地坐着，见我进来，咧着嘴憨憨地冲我笑。
扛爷也爱笑，不过很少说话。我记得第一次见面，是护士推着他在走廊里快速穿行，这老头坐在车床上，看到穿白大褂的就憨笑着。
我叮嘱他不要下床活动，不舒服马上按铃。
扛爷患了心肌梗死，说不准哪一下心脏就会停。
“医生，我好啦！没事啦！”只要胸口不痛，他就是这副乐呵呵的样子。
我伸手扶他过床，刚一靠近，就闻到他身上怪异的味道，酒精、汗臭，可能还有排泄物。
扛爷太沉了，他的左半身好像吃不住劲，眼看着要从床上掉下来。我一个箭步，稳稳地接住，脸贴上了他油腻腻的外套。
“我、我的手、手废废的”老头含糊地咕哝着，费劲地吐出一句话。
这是他多年前中风留下的后遗症。
这时再仔细打量扛爷，60多岁，头发白了一半，油腻腻的堆在耳后。大冬天的，身上只披了一件皱巴巴的黑色外套，下身是一条秋裤，上面还带着不明液体干了的痕迹。
邋里邋遢，也没见到老婆孩子，我第一次见扛爷的时候，还以为他就是个单身汉。
结果一问他，老婆跟人跑了，大儿子在外边打工，小儿子还在上大学。我猜想到了他为什么那么扛着，那么安静了。
现在，扛爷呆在走廊深处的这间病房，已经孤零零躺了48小时。
我不知道，留给他做选择的时间还有多少。
对这些危重患者来说，药物和设备只是辅助，自身的意愿和家人的态度，有时会决定命运最后的走向。扛爷需要有一个人来帮他做选择。
打头第一间病房里，何伯的情况稍微让我安慰一点，至少他女儿还陪在身边，互相拌嘴。
何伯从住进来就是我们科室的“重点关照对象”。他脾气很臭，又是风湿性心脏病的老病号，“病龄”比我的工龄还长。
第一次见何伯，护士正在给他换针水，他自顾自地叫嚷，“木头脑袋！叫了这么久都不来！”
每次症状稍微缓解了一点，他就坐不定了，走廊、病房到处乱走，边走边嚷嚷：“我要出院！”
能“治”他的，只有脾气更倔的女儿。
何伯病了十几年，女儿就照顾了十几年。我们的办公室，她一天能来十几趟。
“你爸爸这种情况，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要有准备。”
今年何伯的情况急转直下，上半年就住了三次院，中间的间隔越来越短。
像扛爷一样，留给何伯做出选择的时间，也不多了。
“医生，扛爷心跳过快！”一个护士冲进办公室，上气不接下气，我应声冲向走廊的尽头。
只见扛爷瘫在病床上，身体像泄了气的皮球，双眼上翻，面色暗了下去。
旁边的心电监护仪上，心跳节律的图像就像小孩子的涂鸦，杂乱无章。
“室颤了！赶紧清场！呼吸机拉过来，准备气管插管！”我跳到扛爷身侧，把床头放平，扯开上衣，对准胸骨下段开始按压。
主任左手把面罩球囊扣在扛爷脸上，右手用力的捏着球囊，高流量的氧气一股股输送到了扛爷的肺里。
护士拉上了窗帘，隔壁床位的患者连床带人被转移到了外面的走廊。曾经有患者看到隔壁床抢救，自己吓到心律失常的。
很快，各种针水药剂一字排开，呼吸机的调试球囊随着通气规律地一涨一缩。除颤仪的电极板上涂满了导电糊，发出尖锐的“滴！滴！滴！”一切准备就绪。
这时心电监护上的心跳节律突然恢复了正常，主任放下了手中的除颤仪，指示推注肾上腺素。
扛爷的生命体征仍然不平稳，主任看着扛爷暗沉的脸色，喊了一声：“上插管！”
扛爷的头向后仰去，我将喉镜的镜片伸入他的口中，顺着咽部的弧度一点点推送着镜片，直触到舌根才停下。
向上提起镜片，正看到镜片里反射出一个白色的小孔，一开一合，那是声门。人发声就靠这里，直通心肺。
我闭上眼睛，调整了一下呼吸。
再睁开眼，我将导管对准扛爷的声门，手上微微用劲，在它打开的瞬间快速送进了小孔。那里联通的是扛爷的气管，第一次导管插不中就很容易导致喉头水肿，之后的成功率都会降低。
通气了，扛爷的胸廓随着呼吸机有规律的起起伏伏，心电监护上的参数渐渐恢复到了正常的范围。
这是一场无声的成功抢救。床位的四周还是空空荡荡，陪伴老头的，是床头的心电监护仪、呼吸机、还有床尾不间断输送药物的微泵。
扛爷的眼睛睁得老大，直勾勾地看着头顶上方。我顺着他的目光往上看，是一大片惨白惨白的天花板。只有心电监护仪上跳动的波纹让我意识到——他还活着。
他的嘴巴里插着气管，脸被固定气管的白色胶布缠绕着，旁边的呼吸机规律地发出“呲....呲......”的通气声。
扛爷扛的更安静了，也再无法冲我笑了。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像一堆快要燃尽的木头。
短短的一段透明气管，成了扛爷和这个世界的唯一通路，也是他继续扛着的唯一支点。
行医的经验告诉我，此时此刻的他就像一座濒临崩溃的大坝，身体里的洪水已经在翻滚肆虐，随时可能把他冲得七零八落。
没有人站在堤坝上和他一起共渡难关。
然而我们整个科室都没想到，扛爷的两个儿子很快就要来了，还带着他们做出的选择。
当晚我来接班时，整个办公室都吵成一团。
“扛爷的儿子居然要我们把他爸的气管给拔了！”
听其他医生说，下午的时候，扛爷的两个儿子都来了。一开始要求把维持的药物给停了，后来直接要求把父亲的气管插管拔掉。
扛爷的病情我们都非常清楚，那根气管就是他仅存的一点命。
“这不是要医生杀人嘛？”我不明白，他的儿子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医生的职责是救人，拔管实在不合情理。
当班的护士也加入了讨论，大家群情激愤。我瞄了一眼走廊，起身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
“他就是想他爸死，还提了一个特别奇葩的理由”，值班医生忿忿不平，“他要让爸爸和小儿子说最后一句话。”
“现在都病危3天了，为什么早不来！”我越听越气愤。
“可能是家里还有房子？所以昨晚才同意抢救。”另外一个同事用拇指杵着下巴，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我心想，要是今晚扛爷的儿子过来是找麻烦的，我非要教训他一下不可。
与此同时，走廊的另一头，臭脾气何伯在病房里闹翻了。
我赶到何伯的床位，眼前的景象让我愣住：地上一滩红色的液体，何伯手里攥着从自己手臂上拔出的针头，他不停地挣扎，另一只手在身上抓来抓去。大块红色的皮疹渗着血，像一张张怪兽的猩红大口。
“好痛啊！”何伯像个孩子，皱着眉头向我哭诉。
“痛你还拔！”身边的护工阿姨被何伯整得非常烦躁，一边用棉签紧紧压着他手臂上的针眼，一边训斥他。
病床的空隙里，横七竖八地铺着几张弹簧床，有些是陪床的家属，有些是护工。我在床与床之间狭小的空隙里费力地迈进，迈出，到护士站拿了碘伏和绷带。
“这个坏家伙，搞得大家都不能休息”，护工阿姨忍不住在病房里骂起来。
我拿着工具帮他包扎，这时何伯突然变得非常烦躁，抽出手猛地去拔尿管。
“你傻啊！”护工阿姨眼疾手快，急忙按住他的手，下意识地在何伯背上拍了一巴掌。
“你凭什么打我啊？你凭什么打我啊！我要回家啊......”何伯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也顾不得病房里睡觉的其他人，径自哇哇地哭了起来。
我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呆愣地看着这一切。
压抑的病房里，狭小的病床就是何伯的整个世界。他进食排泄都要在床上，裤子上的秽物不能及时换洗，身体被心电监护导线、吸氧管、尿道插管、尿袋，还有密密麻麻的输液管所缠绕，转个身都是奢望。
他全身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贴着各种线路的手把自己抓得血肉模糊。
何伯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电视机坏了，挂在墙上像一面深不见底的黑洞。他不会用智能手机，只有一部老旧的诺基亚，里面就存了一串号码，是女儿的。
女儿能陪他的时间，是每天吃饭那一小会。女儿不在的时候，何伯只能呆呆地坐在病床上，看着这些发出怪异声响的仪器和来来往往的医生护士。
病房就像一座无形的牢笼，困住了何伯的身体，也锁住了他的心气。或许他的臭脾气也是对抗这种牢笼的一个出气孔。
少有人会在意，这样一个危在旦夕的老人，真正想要做出的选择。
离开病房时，看着这些平时抢救赖以为计的器械、设备，我第一次觉得陌生。
我们的努力，是为了维持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和指标吗？
包扎好何伯的伤口，我拿来了新的病号服让护工阿姨给他换上，又把地上的血污处理干净。
看着安静下来的何伯和整洁的病房，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很快又想到，距离他和女儿做出选择的那一天，越来越近了。
现在，我必须回到办公室，扛爷的儿子今晚会来找我，带着他为父亲做出的选择。
夜深了，我埋头整理着病历，一个人影推门进来。
我抬头，是个小伙子，30来岁，面容疲态。他穿戴还是很整齐，双手交叠，局促地放在身前，静静地立在门口，不时抬眼朝屋里望。
同事示意我，这是扛爷的儿子。
我停下手头的工作，长久地打量着面前的年轻人。他的眼睛有点红肿，吸溜着鼻子——看起来刚刚哭过。
等了这么久，也想象过很多次，扛爷的儿子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会怎么样骂他。真见着面了，我却困惑了。
“医生你好，可不可以麻烦你再请示一下主任，把我爸爸的气管拔了。”他哽咽着嗓子，语气里都是哀求。
我拒绝了他，解释说医生不能这样做，下午的时候主任也说得很清楚了。
即便接触的每一个医生都已经明确拒绝过他，他还是翻来覆去提这个要求，和同事说的一样，特别执着。
我更加好奇，为什么他选择一定要给自己父亲拔管呢？
我把他领到走廊里单聊。他告诉我，昨天小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的精神状态还不错。眼睛睁得很大，眼眶里蓄满了泪。
“当时我真的非常着急”，他看着病床上的父亲抬起手臂，张开手掌，想要从空气里抓住点什么，随后又紧紧地握成拳头，缓缓地垂下。
“我想让父亲说出最后的话。”他强忍着说了这么一句，背过身去。
扛爷的情况越来越差，我明白他的意思。
插管的病患无法说话。
虽然扛爷原本就是安安静静的扛着的人，但毕竟随时可以言说。现在，那条插管维持着扛爷的生命，却让他的话堵都在了心里。他已经无法选择说不说话了。
“为什么不早点过来？”我看着他抽动的肩膀，话语间有点质问。
“我在外地打工，多干一天活就能多拿一点钱。”
扛爷病了十几年，偏瘫之后就失去了工作，家里的开销都靠大儿子撑着。现在母亲也在另外一个科室住院，还有一个弟弟在读书。
他每天多工作一点，父亲就能够“扛”一点。
要是让他停下手头的活儿，弟弟没法上学，更没法给父母治病。
这也是他无法给父亲办理出院的原因。如果父亲在家中过世，后面的手续和流程都非常繁琐，这个脆弱的家庭甚至耽误不起开死亡证明的时间。
更糟糕的是，扛爷生病后就变得自暴自弃。不按时吃药，整天还要抽烟喝酒、暴饮暴食，这些恶习对心梗病人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这十几年，我们和母亲的眼泪早都流干了。”他说去年父亲心梗的时候，医生也建议放支架，但是支架需要药物的维持，父亲药都不按时吃，自己也没条件成天看着他。
“我真的支持不起了”，男人用手捂住了脸，只听到声音打着颤，看不到表情。
我知道了，扛爷的背后，他的儿子也在“扛”。
他告诉我，爷爷当年也是心梗去世的，拼死拼活抢救了三天，巨额的花费几乎瞬间把这个家压垮。
心梗有一定的遗传几率。先是爷爷，现在又是父亲，接连看着两位至亲经历了同样的痛苦，这个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害怕了。
他知道自己不能患上心梗，重蹈整个家庭溃变的覆辙。但命运肯不肯放过他，还是一个未知数。
“万一我和爷爷一样……”他没有说下去。
我拍拍他的肩膀，叹了口气。
他看着我点了点头，眼神复杂。可能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听过他说这些。
他每分每秒承受着的，是我无法想象，也不能妄加评断的苦。之前觉得“奇葩”的那些理由，在具体而微的现实面前，不再难以理解。
他舒展了一下肩背，埋下头，走进了父亲的病房。
看着他瘦削的背影，我甚至没有换位思考的勇气。
医生要面对很多的病人，患者会遇到很多医生，双方在与病魔的抗争中筋疲力尽，留给对方的理解也越来越少。
有病人家属因为没钱，挨个举着吊瓶针水，哭着问我，这个能不能停。也碰到过家属非要出院，出院三天后患者突然猝死，家属要告我，说亲眼看见我们用有烟雾的面罩（那是缓解他父亲咳嗽、气喘的雾化药物）毒害他父亲，最后甚至打了市长热线。
此刻，那条正在输送氧气的管子突然变得刺目，我盯着环绕在扛爷身边那些不间断工作着的仪器。扛爷说不出话，我也说不出话。
“师兄。扛爷心颤了！”
晚上十点，师弟推开办公室的门喊我，语气好像只是在说血压计坏了。
这是我从医以来听到的，最平静的抢救呼叫。
我赶到扛爷床边，他的身体开始抽搐，双眼上翻，心电监护仪上的图像剧烈波动着。
“胸外按压”，我回头冲着师弟喊了一句。
扛爷的小儿子也在，一张学生气的脸上此刻充满了惊恐，眼睛里的光不安地跳动着，他躬着上半身伏在父亲的肩头，手里紧握着父亲枯槁粗糙的手。
大儿子站在床边，沉默地看着父亲的脸。
突然，扛爷的嘴角开始抑制不住地抖动，大滴大滴的眼泪毫无征兆地落下。我绷着脸，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强打起精神和他商量是否需要继续抢救。
扛爷随时可能再次心脏骤停。
白剌剌的灯光把“放弃抢救知情同意书”打得惨白。
扛爷的儿子狠命地抿着嘴唇努力抑制情绪，但还是忍不住小声地抽泣。定定地看了三秒钟，他用胳膊抹了把脸，接过那张纸的时候，手一直在抖，强撑着顿了顿。
他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又颤了！”师弟指着心电监护上凌乱的图像，我没有下指令继续按压。
扛爷的身体轻微地抽动着，大儿子倚着墙，远远地看着父亲，泪水把他的脸蛰得通红。
“医生，医生，我爸爸的手在动”，小儿子拉住我的衣摆，扛爷爷的手臂向胸部收缩，身体开始微微卷曲。
我知道，扛爷的时间不多了。
“你们有什么话快点和爸爸说！”
大儿子再也忍不住了，他走到床头，两兄弟一起俯下身，把头贴在父亲的耳旁，轻轻拍着父亲的肩膀，“爸，爸......”呼唤一声接一声。
心电监护上的图像从剧烈地波动逐渐变慢，最后在视线里拉成了一条直线。“滴——”尖锐的报警音响起，好像在向屋子里的每个人宣布，一条生命刚刚离开了。
我给扛爷做最后一次体格检查。
心音消失，皮肤冰凉，眼睛黯淡无光，他像一具雕塑放在床上。
我去护士站拿病例，看见有两个人影垂头丧气地坐着，我到跟前的时候，他们双双投来惊恐的目光。我认出他们是扛爷隔壁床的患者，不敢回病房。
回到病房，护士在给扛爷拔针，微泵、心电监护、电极片被一一撤下。我走到扛爷身边，关掉呼吸机的开关，插在扛爷喉咙里那条短短的管子此刻显得特别不和谐。
我放掉了气管导管的气囊，扯掉粘在他嘴上的胶布，将那条管子拔了出来。它本就不属于扛爷。
小儿子脱去扛爷的衣物，用毛巾擦掉他身上的血渍和污垢。扛爷的大儿子给他穿上寿衣。
扛爷再也不用扛着了，他看起来比入院的任何一天都显得干净，都舒服。
大儿子忧郁的面庞也坦然了很多，处理好一切，他静静地看了父亲一会，从容地给父亲盖上一块红布。
扛爷的儿子说，这是他们当地的习俗，“盖上去以后，我爸爸下辈子就不会再受这种苦了”。
随着扛爷的离去，另一头病房里的何伯，也即将做出自己的选择。
他的病情越来越差，陷入了病危、抢救的无限循环。
何伯的脾气已经不臭了。不再和女儿吵嘴，护士换针水不吭声，护工偶尔的粗暴对待也不反抗。
他的眼睛失去了光泽，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牛气冲天，逮人就骂的劲头了。多数时候，他都缩在自己的床位上，像一尊石膏雕塑。
或许是听闻扛爷去世时的样子，何伯女儿的脸上越来越难看到笑容。
好几次我经过病房，何伯的女儿在床边一动不动，木讷地看着父亲。像是守着，又像是等着。
我仿佛又看到一个生命沿着既定轨迹，一点点滑落。
4天后的晚上，我回到办公室，桌子上放着一张白花花的文书——
“放弃抢救同意书”，看清上面的字，我凑近了一些。
家属签字那一栏，是何伯的女儿。
人的一辈子不知要做多少选择，或喜或悲，或激动或平淡，你都必须选择。而在这里，上天给了每个人最后一个选择的机会。
其实，无论何种选择，人只要还有选择就是好的，即便是最后一个选择——选择如何离开。
很多天后，我突然想起何伯那天在病房哭泣，呢喃着想要回家。我一直在琢磨，或许早在那时，何伯就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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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医生后来告诉我，何伯去世的当天，一直陪伴着他的女儿没有来。
这曾招来很多议论。
但斯医生觉得，这没什么难理解的，那是一个女儿和自己父亲告别的方式。
作为旁观者，人们总是习惯于用自己既定的想象去验证别人的生活，当这个想象与“死亡”相关时，神经又会变得格外敏感纤弱。
但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选择”这个动作也有它的意义。何伯选择怎样走完最后一段路，女儿选择怎样走接下来的一段路，这些，其实都是很私人的事。
不对别人的痛苦妄下评断，是对那些人最后的抉择，最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