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 寻凶手记 》,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聂辰死了,她的尸体就在宾馆楼下。

张大鹏坐在她的床上,发呆,整整一个小时。他来到窗台边,却不敢往下看。

那一小时的呆滞里,他感觉像在照镜子,第一次感受到自己面目可憎。

警笛响了,几个民警走进房间。在便衣刑警掏出手铐之前,张大鹏亮出自己的警察证,那只手铐尴尬地悬在空中。对方满目狐疑,把证件看了又看,问张大鹏干什么来了。

“查案子。”

“就你一个人?”

“嗯。”

“你联系的谁?”

“没联系谁。”张大鹏不想连累帮自己找到宾馆的副队长。

“公事公办。”便衣刑警打了几个电话,把张大鹏铐上,带进了警车。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刘东还待在北京,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妻子聂辰死了。他一直在想别的事。

他还记得,孩子刚丢那几天晚上,是他和聂辰好几年里最平静的夜晚。

他心里一直在想,到底是谁的错。

他不是什么好人,也不是什么好爸爸。没管过儿子,觉得父子关系就是这么一回事。

但刘小军刚丢那几天,他翻遍附近的烂尾楼、沟渠、垃圾箱、车辆、楼顶。他以为儿子就在那棵树下睡觉,或是和家里玩捉迷藏。

张大鹏警官带着他去抓绑匪那次,即使知道可能被骗了,他还是在和绑匪约定的环岛等了一天一夜。

说实话,他一点也不恨张大鹏警官,因为这个警官虽然火气大,脾气爆,但比其他糊弄事的警察强得多。

他甚至连抢走小军的人都不恨了。

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他愿意抛弃所有,重新来过。

他和聂辰的关系一度改善。因为他们仅能在彼此眼中找到对于刘小军的爱和回忆。

可聂辰受不了了。她说要回娘家住几天。

走之前,刘东以少有的客气对聂辰说:“你回家也跟爸妈商量一下,咱们是不是,再要一个?”

警车上,重案队刑警张大鹏,双手被铐,坐在嫌疑人该坐的位置。

路途中,便衣警察接了个电话,突然又把张大鹏送回了宾馆,原因是领导发话,联系北京当地自行处理。如果没人来接,那就刑事拘留。

一个刑警,单独来到外地,逼得一个已婚女人跳楼。张大鹏非常清楚这件事正常的处理程序,很多情况下,都要先刑事拘留,排除嫌疑之后再取保候审。

几个河北民警在宾馆有一搭没一搭地陪着他聊天,上厕所也不能关门。他被软禁了。张大鹏一开始很生气,可后来想想,警察应该理解警察。换个角度,他也会这么做。

排除嫌疑之后,张大鹏回到北京。他约刘东在一家涮肉馆见面。他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刘东,却又必须面对刘东。

那天两人对坐,张大鹏是如何告解忏悔的,没人知道,他也不愿提起。但大概能猜到,无非就是警察告诉一个丈夫:你的儿子没找着,你的老婆也死了。

刘东一会笑,一会咬牙切齿,眼睛盯着锅里。雾气渐渐遮住他的脸。

张大鹏一口气讲完,讲到聂辰跳楼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男人是怎么说我的?”

刘东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你没给她做笔录?”刘东问。

张大鹏说没有,但他心里想,这特么不是废话吗?

刘东眼睛盯着张大鹏身后什么地方,面无表情:“所以,我儿子还活着。”

张大鹏无话可说。他之前一直告诉刘东:“你儿子死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没管你们公安局要一分钱吗?”刘东自问自答:“因为我要是真从你们那拿钱,我儿子就真的死了。”

刘东拿出了一张照片,放在张大鹏旁边。张大鹏知道不该看,他就是知道。

但一时之间,张大鹏的头还是歪向右边。

那是一张刘小军的全家福——聂辰抱着刘小军,聂辰比现在年轻些,刘小军还是个婴儿。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照片里的那个女人,在他面前跳了楼。张大鹏觉得眼睛一阵刺痛。

刘东抬起手,在照片上各点了一下聂辰和刘小军,又站起身来,把照片留在了桌子上。

远处的服务员认识张大鹏,知道张大鹏是警察,所以她马上跑过来问刘东:“先生您买单吗?”

“他买。”刘东穿上外套,往大门口走过去,“他欠我的。”

想想很奇怪,张大鹏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死人有过愧疚。

“所有人躺在解剖床上都一个样,死了就是死了,死了是你命不好。”张大鹏过去老这样说。

可现在,一个确信没死的小男孩,却变成了一个摆脱不了的幽灵,终日缠着自己。

他从来没体验过失眠的滋味。那段时间,他就是合不上眼,多累都合不上眼。他害怕睡着,害怕噩梦中出现的一张张脸,聂辰的脸,刘小军的脸,提醒着张大鹏,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好好活过。

人贩子老周,聂辰的前情人,是个谜一样的王八蛋。

2004年3月,张大鹏一个人徜徉在浙江村的小路上,询问每一个玩过牌的男人,可老周依然无处可寻。

他甚至已经听够了所有关于他的传说。

“老周?我好像昨天晚上还见过他。”

“老周应该刚刚还往那边走了吧。”

张大鹏甚至一度觉得这是其他村民共同编造出来的骗局,为了考验他的耐心。

可这个老周是他结案的唯一希望。只有他,才知道刘小军被卖到了哪里。

他找遍了线人和有过前科的老周同乡,终于捕捉到了这阵风。有个因为无牌照卖炮仗被抓的河南人说,听闻老周前几天在黑龙江因为开赌局被抓了。

张大鹏血压飙升,给当地打了电话,根据一个同案犯,找到了老周所在的看守所。

那是寒冷刺骨的东北冬天,张大鹏他们到看守所接人的时候,“老周”双手被一条脚镣锁在门口的大树上。

老周是因为在当地组了个大牌局被抓的。在当地那么多天,警察一直以为他是个聋子。

不开玩笑。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但老民警知道,聋哑人嗓子眼里也不是一点动静都出不来,于是他被锁在了大树上。

南城分局和当地的关系很好,协调了一下,就可以带着人回北京。

张大鹏押人回北京的路上,几个民警说说笑笑,都拿老周当死人看待。有个年轻的民警打开饭盒,问这东西给他吃是不是浪费啊。

老周终于忍不住抬眼看了他一下,被张大鹏敏锐地捕捉到了,狗日的装聋哑人!

他明白那个眼光的含义。于是他倾身向前对故作镇定的老周说:“我们那儿的事,比在东北大多了。小孩和女人的事,你好好想想。”

老周垂下了眼皮,又一动不动了。

张大鹏根本就没让老周入所,就在办公室里铐着他问。

两只手用铐子吊起来,长度刚刚好够他踮脚站着。一连十几天,张大鹏好吃好喝地供着他,宫保鸡丁、葱爆羊肉,他吃什么就让老周吃什么。但就是不让他睡觉。

张大鹏自己也不睡,他已经失眠快一个月了,每天只能在困到不行的时候昏倒几十分钟。

老周那个姿势也根本睡不了,一迷糊,脚就踮不起来,勒手脖子。

张大鹏就这么眼睛对眼睛地盯着他,在办公室里翻卷宗。因为刘小军被拐,他已经失眠太久了,他就是要让老周尝尝这滋味。

一个礼拜过去了,奇迹发生了!“聋哑人”被治好了。

当老周勒着手腕子都能打呼噜的时候,总会被小耳光拍醒,一睁眼就是张大鹏一对比自己还红的眼睛。

老周真的像是人生中第一次说话,声音嘶哑,像金属摩擦:“你比东北警察都狠,我服了。”

可张大鹏把他放下来的时候,他又开始胡编乱造,张大鹏又把他挂了上去。

“大哥,这次我真说实话。”

“我是真不想听。”

第十天的时候,老周停止了哀嚎,胡言乱语,要找妈妈。

到了第十五天,老周嚎哭,但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眼结膜严重发炎了。张大鹏也快支撑不住了,他新买的茶杯里全是烟屁股。

老周为表诚意,说了自己的真实情况:25岁那年,因为涉嫌伤害被收容了三个月,之后没敢再回老家。没媳妇没孩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张大鹏做完笔录,解下一只手铐,让对方签了字。

老周在得到准许后,瞬间昏倒,一只手挂在上面,整个身体钟摆了几下,呼噜声就起来了。

张大鹏一口吐了出来,像岩浆把食道烫了一遍。他太累了。

老周的笔录大部分和小东北说的一样,孩子被卖到了河南长垣县一个“关系不太近的堂姐家里。”

这是一条最关键、却又极度虚无缥缈的线索:堂姐叫邹春桂,但这只是她其中一个假名,她应该没上户口,1994年嫁到了福建,帮人买男孩,她做中间人。这次堂姐用刘小军赚了12000元,买主是着急买儿子入祖祠的福建两口子。

张大鹏在讯问嫌疑人方面很少吃回锅肉。他口供只问一次,但这一次,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定罪量刑的口供,更需要的是一份真相——刘小军到底被卖到谁家了?

张大鹏没让老周睡上两个小时,又拍脸叫他起来。张大鹏给他点了根烟,继续和他核对。老周比第一次还烦躁,满脸的眼屎,他说我该说的都说了。

张大鹏又问了一遍他堂姐的真实身份,对方还是坚持原来的说法。

但唯一弄不明白的,就是刘东的女人到底有没有深度参与这件事。

老周是知道聂辰死了的,他亲口承认。按他的脾气,如果女人是主谋,他应该立刻把事情推到女人身上。可他并没有,而是把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这让张大鹏很疑惑。

老周彻底睡着了。睡死过去了,怎么叫也叫不醒了。张大鹏找了两个辅警用担架把他抬进了看守所。

张大鹏悲哀地感觉,那个女人将永远带着秘密沉在地下了。

他也不想再见到老周了,对方根本不知道孩子被卖到谁家,而且俩人看到对方就要吐了。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2004年对张大鹏很友善,他接了几个案件都很快就破了。唯独有一桩抢劫杀人案,让他内心起了波澜:一个吸毒的孩子,为了毒资捅死父母,抢了700多块钱,他爸临死前还在指点他存折在哪,让他快点跑。他在银行取钱的时候,觉得自己不是人,就来自首了。

自从刘小军的失踪案开始,张大鹏温和了许多,但那天,他狠狠教训了那个孩子一顿。孩子越哭,他越混。他说你不配有个爸。

刘小军的案件已经破了,人却没找到。

张大鹏头次碰到一个需要他动用耐心和细心去啃的案子。他变了很多。

2004年9月,张大鹏到河南省去找一个在逃10年的嫌疑人,出了半个月的差,虽然案子没什么进展,但他特意通过熟人搭上了郑州市局的一个民警大哥。

他听说,这大哥破了不少拐卖儿童案件。他觉得自己应该专门去一趟郑州,听听经验。

这位大哥45岁,上唇有小胡子,声音柔和,你得竖起耳朵来认真听。

他很热情,听说张大鹏来找失踪儿童都有点激动。“在我们这儿,男孩叫大货,现在行情是10000元到15000元,女孩和女人叫小货,4000元到8000元。”他这么说着,拿出烟盒来,掏出几支烟放在桌子上,摆开来。

老大哥接着告诉张大鹏,拐卖妇女说实在的,就是一句话,下山。

“都是从云南、四川那种穷得不行的山地下来的。好多女的到我们这都傻乎乎问,山是不是被炸没了。她都没见过平原。”他还说,这种女人嫁过来,一般过得都好,弄个大行动把人送家去,甚至有的会不乐意。

他拿起一根烟在桌上摆来摆去。

“个别少数的,从城市拐过来的,都写在影视作品里了,很少很少。因为不好卖,再漂亮也不好卖,还得费劲看着,生了孩子也会跑。”

张大鹏问他,小孩一般卖到哪去。

他把一根烟撕成烟丝,呼地一吹:“那可不好说,我们这地界其实是个中转站,北方有的愿意要女孩,因为女儿养老,还能挣嫁妆。男孩卖到南方的多,那里有这个讲究,村里你家没男孩就得受欺负。你那是多大孩子?”

“5岁的男孩。”

“不太好说,反正肯定是收养了,找个老太太带两天就不闹了。可以囤着,不一定送哪去。”

两个人晚上在附近喝酒,大哥喝到脸色通红,有人追查这种案子,他聊得也很高兴。他又带着张大鹏回了办公室,跑到旁边会议室给张大鹏放了一段内部资料片。

那是一个偷拍的镜头,昏暗、模糊、不停晃动。张大鹏看了好半天才看出来,低矮的砖房,推着小车的孩子,这是在某个黑砖窑里,那些小男孩大概11岁,瘦成麻杆,鼓起满身的骨头用力推着一车车的砖头,背景是漫天的黑烟。

镜头照到了一个休息男孩的脚上。光脚,脚底板上面血痂和煤灰已经沾成一层说不清是什么的乌漆抹黑的东西。

孩子们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张大鹏余光里看到那位大哥一直躲在旁边观察他的表情,就明知故问,这什么东西啊?

大哥指了一下屏幕,没说话,那表情动作就是你接着看,重点在后面的意思。

有个高个儿男孩推着推着,满头是汗地倒在地上,两边嘴角带着白沫,抽搐了几下,随即瘫平,合上了双眼,动作慢得像是演电影。

一个穿着破西服的“监工”跑过来,一边喊人,一边用鞋子猛踢孩子的胸部,抬起膝盖使劲踹,用脚做心肺复苏。更令张大鹏心凉的是,周围那些男孩没有一个稍微往这儿挪两下脚的,都放下推车,僵尸似的站在那看。

西服男还在恼怒地猛踢孩子胸部。有个机灵一些的男孩,看到西服男因为怕出人命而退开了些,就跑过来,往地上同伴的脸上撒了泡尿。

原本躺着的男孩面无人色,此时慢慢恢复神智,双手抹脸,竟然像是从水里浮上来一样站起身。

张大鹏感到屋里气温低了十几度,要不然他为什么浑身发冷,抖个不停。

为了掩饰,张大鹏和大哥大声抱怨起法律来。

大哥玩世不恭的脸上第一次闪过神秘的沉思表情。

“人贩子这么干已经几百年了。法律才多少年?”

录像结束,屋里一片寂静。

“这违法吧,规矩都坏了。那都是人!”

大哥看了看张大鹏,突然笑起来,拍了拍张大鹏的肩膀。

“兄弟,到了这,你才是坏规矩的那个。”

刘东还是会时不时地“骚扰”张大鹏,问案件怎么样了。

每回见到他,张大鹏都一阵头大。刘东死样活气地往对面一坐,不说话,眯眼睛听,两个人从来不多聊,永远是张大鹏买单。他是唯一一个张大鹏没法耍混蛋的人,这让张大鹏很难受。他想冲着刘东大吼一通,然后恢复平静。

为了摆脱那个死去的女人和活着的男人,他必须出卖自己,但让他担心的是,每回他为了线索,踏入那片不熟悉的地区,出卖自己一点,下回就会更容易了。

总算有时间了,张大鹏坐了两天公共汽车来到长垣县。他想要找到那个拐走刘小军的“堂姐”,邹春桂。

他一路上提心吊胆,狭窄的公路上不时穿过山路,还有落下的石块。下车又雇了一辆三轮车,在羊肠小道上颠簸了一下午,总算来到了当地只有5个人的派出所,再被民警领着来到邹春桂的家。

在那里,张大鹏只看到了邹春桂年迈的双亲。他打量了一下房子,对老太太说就在房子外面谈谈吧,他根本不想走进那所破旧的房子。

房屋的中堂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只有一件“家具”靠墙边放着,是一口不大的木制棺材。

两个老人和张大鹏聊着,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不联系了,而且邹春桂连户口都没有上。

回去的一路上,麦苗很浅,坟地高得很突兀,阴森森的。上汽车站之前,张大鹏又回头看了一眼田野,空旷的地里大风呼啸而过,粗糙的麦田一路翻卷着,村南头的坟地星星点点,里面埋着不会说话的死人,守护着生前的所有秘密。

再往后,张大鹏总是独自作战。

他和那位郑州市局的大哥联系,哪里有线索,他就往哪去。但警察的线索总是少得出奇。

他在河南当地新乡、南阳等村子贴了寻人启事,也开始上网,浏览网站上的信息。

直到有一天,刘东找到他,递过来一本花名册——里面有600多个失踪儿童和父母的信息。

在那,张大鹏认识了几个父母,有河南本地的,有外来的,都是来这里找孩子的。

他们从没问过张大鹏是不是刘小军的父亲,可能是觉得多余。

有一回,十几个家长坐在一起吃饭,非拉着张大鹏,张大鹏带着自嘲的心情去了。但很快,他变得庄重,那些家长没有像他以为的那样哭天抹泪,“那是一种承受苦难的尊严。”

他们是一个自发组织,大家互相串联资源,有的还专门找了私家侦探。吃饭后,签通讯录的时候有人问张大鹏,你和你儿子怎么姓不一样?张大鹏说这是我外甥,我是帮忙的。

有个戴着红头巾的妇女还笑,你对你外甥怎么这么上心。

张大鹏苦笑:“我欠他们娘俩的。”

这种聚会让张大鹏觉得温暖而有趣,有人问起张大鹏关于刘小军的故事,他只能大致编造一套。他的结巴加强了故事的可信度,大家都深表同情,大家都觉得城市的孩子被骗到农村一定吃了不少苦,随后话锋一转,大家开始围在一起骂警察傻逼,无能,骂出了各种花样。

张大鹏皱着眉头,抿着嘴笑着不发一言,他是在场唯一不能骂警察的人。

2005年6月,被拐儿童QQ群里有个新加入的大姐求助,她找到一名私家侦探,查到了孩子的下落。她的孩子今年19岁,换上了高跟鞋,跟着亲大爷,到贸易公司上班,没两天就不见了。

私家侦探打听到了下落,已经卖到新乡村去了。好在还没嫁人,只要去把人“买回来”就行。

正好那段时间张大鹏在休息,他想和私家侦探打听一下刘小军的事,所以主动提出要帮忙,就赶到河南和他们见上了面。

那位私家侦探很有意思,他是本地人,至于为什么他有资源,他也不瞒着。他的亲哥哥就是当地的人贩子,所以有消息。

张大鹏忍了半天,就是忍不住,他必须让自己的嘴痛快,“你们这钱可真好挣。这边卖,那边找。”

那私家侦探在宾馆床上坐着,擦了擦脸,面不改色地反问,“那我要是不干呢,警察能干得了吗?这钱我可以不要。”

在场没人知道张大鹏的警察身份。

被拐女孩的母亲嗔怪地瞪了张大鹏一眼。

张大鹏把刘小军的资料装在信封里,交给了私家侦探。侦探说,等我消息吧,这东西有时候也是缘分,真的没缘分也没法太纠结。

到了傍晚时分。

四个人坐着一辆破烂的老汽车出发了,那辆车太破了,出发之前必须往水箱里灌上热水。

路上下起了小雨,月光照着背,远离街道的农村土路上没有一点灯光。到处一片漆黑。

私家侦探还在讲,到了那,看到自己的女儿,千万不要用手指,也不要说太多话,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如果被发现,跑出村子的人要立刻报警。

但开到距离村子一里多地的地方,侦探说什么也不跟着进去了,他说车子必须有人盯着,随时上,随时能启动走人。

三个人借着手光,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黄胶泥地上走,到处都是黏糊糊的感觉。

路上老太太还不放心地和张大鹏说:“一会要是真出事,我们老两口估计就搁这了,我看你的样子挺像警察的,你就喊你是警察,我不信他们敢动你。”

他们在村口见到了接头人,走进一间隐蔽的土坯房大院。院门口有几个人故作热情地拍着他们身上的雨水,实际上是看有没有家伙。

张大鹏扮演老夫妻的儿子,跟着一起来挑媳妇的。

院子里一条大黑背窜来窜去,旁边有几个人躲在屋檐下聊天打麻将,另有五六个站在一边看着,都是在偷偷观察这边的动静。

张大鹏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他们明明院子里藏着拐来的女人,但互相之间还会打招呼,问候家人。

院子最中间有个大平房,几乎落地的四扇大窗户,屋里幽蓝的光把人脸照得惨白。十几个女孩齐刷刷靠在墙后的椅子上,百无聊赖地坐着,没有人往外面看上一眼。

负责谈价钱的人也就十五六岁,一脸贱相。他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哪个女孩身材好,哪个女孩有县医院开的处女证明。老父亲想站上台阶仔细看看,张大鹏偷偷一横肩膀把对方推了下去。他怕女孩认出自己父亲。

女孩一个个走出来给他们看,看了几个以后,张大鹏直接挑了目标女孩。

少年还惋惜地嘶嘶吸着气,说大哥你眼光不行,我跟你说,那女孩不是处女了。

张大鹏和女孩父亲走到旁边屋里交钱,讲了半天价讲到了14000元。但就在双方数完钱的时候,院子里突然有人嚷嚷,张大鹏出门一看,老太太已经领着人跑了。

他回屋,一把抢过老爷子手里剩下没数完的钱,扔在桌上,两人就开始跑。

院里有些人还愣着,有几个机灵的已经抄起了家伙,张大鹏大喊,“我们给了钱了。”有的还追在后面。

皮鞋踩在泥坑里,黏黏的要把人粘住,泥点子四处乱飞,好在后面的人也没追出多远。他们四个在老汽车上汇合了。

张大鹏气还没喘匀,怒不可遏地指着老太太就开始骂,你老公还在院里,你特么傻逼啊,就差这么一会啦!

老太太正和女儿抱头痛哭,泪水涟涟地抬起头给张大鹏道歉,让女儿给张大鹏磕头。

女孩还是一副迷惑的样子,似乎没反应过来。她妈让她磕头,她很顺从地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但空间狭小,她挠了挠脑袋,跪在了座位上。张大鹏怒气未消,别过脸去。

“兄弟,你咋不喊你是警察呢?他们就不敢追了。”

张大鹏沉默了,他心想:“在这地方警察有什么用啊,没带枪谁他妈认你是警察啊。”

他想着那些人抄起的铁锨、木棍子,还心有余悸。

他还在想,如果是找到刘小军的家里,如果村民们拿起了铁锨,他该怎么做?

最终他给了自己一个答案——下次要拿枪。没有威慑,谁把你当作警察。

张大鹏和刘东的关系非常奇怪,属于无法分类的那一种。

他们互相提供线索,有时候张大鹏开车去,有时候刘东自己去找。见面的时候,他们除了关于刘小军的事,一点寒暄成分都没有。

他们的沉默里站着一个女人。

不管张大鹏怎样努力,刘东永远雷打不动,一个月一封投诉信,或者说,就是举报信——举报张大鹏不作为,破案不力,无法挽救被害人刘小军。

这些信件被有关部门转到刑警队,再由刑警队转给张大鹏办理,要求电话回复,张大鹏也从来没打过电话。

有一回,刘东在酒馆喝多了打架,“用瓶子砸自己的头,哭”,顶着头上的血往人身上抹,然后污蔑对方打了他。派出所给张大鹏打电话,要求来接人,因为刘东一直提他的名字。张大鹏把他送回了家。

刘东租了个一居室的小房子,家里几乎没处下脚,到处一片狼藉。

张大鹏一时“犯贱”,把后备箱里几口袋水果放在了他厨房里。

刘东很快清醒过来,当着面说得千好万好,给你添麻烦了,对不住。可没过几天,张大鹏发现那封举报信又准时寄来了。

正好当时要对不满意群众家访,张大鹏特意挑选了刘东,他和队长一块去了刘东家。只是走到厨房角落,张大鹏发现自己送的苹果被搁在地上,一片心意长满了绿毛。

张大鹏懂了,刘东就是要自己一直欠着他,不愿意接受一点点小恩小惠。

然而过了几天,刘东居然给张鹏打了一个电话,很正式地拜托:“请你帮楚姐一个忙。”

楚姐是失踪儿童父母QQ群的一员,以前还给张大鹏提供过线索,在河南一个幼儿园里,那是迄今为止和刘小军长得最像的孩子,刘东去了,但不是。楚姐还愧疚地向张大鹏道歉。

楚姐是个苦命女人,老公年轻时连夜开大车翻沟里死了,留下一个遗腹女。于是楚姐也开上了大车,和那些穿着破烂汗衫,抽烟,粗声粗气说话的大老爷们别无二致,啃着干馒头,喝着矿泉水,双手不断修正方向盘,只为了维系一个家。

她的孩子13岁投奔成都亲戚去卖水果,结果被人贩子骗到河南去了。时隔4年,女孩偷偷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却是房东接到的。母亲再往回拨,发现是河南商丘的区号,并确定了准确的地点。

她身边没个亲戚,也没有什么朋友,当地的派出所迟迟不能出动,她就想找刘东和张大鹏一起去。

张大鹏很难拒绝,因为他见过楚姐的那辆大货车。

楚姐是热心肠,她的大车后半截做了特殊的处理,灰白色的漆外面糊上了一层蓝色的塑料布,布上全是失踪孩子的照片,大概有三五十个,照片右下角是孩子父母的联系方式。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车头处的一小块空地,她留给了自己的孩子,一小块黄色的塑料布上贴着红色的字——“冯云,妈妈想你”。

张大鹏想,自己没有理由不去帮助这样一位母亲。

当天,他和刘东分别坐火车赶到了河南。

张大鹏这一次不仅仅是刘小军的舅舅,也揭开了自己的警察身份。因为他安排楚姐和当地派出所的会面,吃饭,想拜拜地头蛇,好办事。

他们在一家火锅店碰头。说起张大鹏要找的那个村子,民警含糊地讲了一件事:两个月前,他们要收缴一批村里自制的五连发猎枪。指导员因为前一天巡逻,太过疲惫睡在了车里,结果被连人带车掀翻在地。颅骨骨折。派出所民警补充说,他可以帮忙联系当地的村支书。

张大鹏一下就明白了这名民警的意思,但楚大姐还在努力地讨好民警,饭没吃到一半,派出所民警就去前台结了账,走了。

楚大姐一阵阵哭得张大鹏心烦意乱。刘东也盯着他看。

“操,咱们走。”张大鹏说。

村庄接近安徽和河南的交界处,居民们穷到已经和现代生活严重脱节。据说连到长途汽车站买个票都没几个人会,语言也和其他地区不尽相同。别的村男人基本都在城里打工,这个村,家家老爷们都在。

三个人径直去了村委会。

屋里有几个人纳凉,村长总是最好认的一个,只有村干部去哪都不好好穿着上衣,非要披在肩膀上,像是怕脱了衣服不认识被狗咬似的。

那村长50多岁,见到张大鹏掏出了工作证,他才说,可以带着去找那户人家,但估计救不走人。“钱都花了,婚也结了,还咋带走?”

张大鹏刚被村民堵过一次,现在不太敢说话。

但刘东插了一句:“那是花钱买的,不是娶的。”

“那不是一样吗?城里人娶媳妇不也花钱吗?”村长敲敲烟袋。

“那我们就出钱,把人带走行不?”楚大姐也说话了。

“你们自己谈吧”。村长说。

张大鹏问村长村里这么干的人是不是挺多的,村长一摊手,“咋办,你们城里把好东西、女人全都吸走了,我们的光棍娶不上媳妇,我能咋办?”

下午三点多,张大鹏有些焦躁,执意要村长马上引路。村长不情愿地走在前面,4个人走在他身后。路上,张大鹏看到了架在铁杆上面的大喇叭,他就意识到,自己应该是被村长耍了。

村长要找人,直接喇叭里喊一下就行。

于是张大鹏特意抢到最前面去,逢人就问谁谁谁家在哪,那帮人看到村长跟着,就说了。

穿越长长的巷子,敲开门,一个形容枯槁,典型的农村妇女和楚大姐对上了眼神,两人都怔住了。

那名妇女连声叫:“娘,娘,娘。”

她一上手去抱楚姐,楚姐就像一泼水一样瘫下去了。

她家里没有人。

张大鹏当机立断要带着人走,村长也撕破了脸,说必须等家里人回来商量。更让张大鹏头大的是,楚姐的女儿也犹犹豫豫的,她说自己有孩子了,被婆婆带到亲戚家玩去了。

楚姐勃然大怒,说你才多大就生孩子了!说完就拿手打她的脸。

就在这时,女儿老公一家听到消息,都赶过来了。张大鹏不顾十几只胳膊的阻拦,要把人带走,但追撵的人越积越多,张大鹏衣服被越扯越长。

终于,他解开衣服,大喊:“谁敢上来。”

这次他带了枪。敞开的衣服下,别着枪套,装着一把报废了的六四,上面还拴着一根红绸子。

这是一把应该在1996年上缴的废枪,被遗忘在刑警队。自从2003年第五条禁令以后,配枪变成非常麻烦的事。出差带枪领导一天能给你打十个电话,所以会有民警带上假枪,甚至弄个塑料玩具枪放在枪套里。

人群散开了,大家伙都看着女儿的男人和婆婆。婆婆拿脑袋往张大鹏身上顶:“打死我,反正我不想活了!”

有个瘫子女人,在地上爬,嘴里还叫嚣着不能把村里的媳妇领走,让村里没媳妇。

最后是村长来谈话,让张大鹏到村委会慢慢商量。张大鹏身上全是口子,在人群簇拥下被推着走,如同古代押送犯人一样,前面就是刑场。

当一个警察掏枪却没射击的时候,他的优势会从出枪的一刻开始迅速流失。

草你妈的,张大鹏在心中暗骂。

快到村委会的时候,有个埋伏已久的大爷,推着粪车跑过来,一闻到味道,人群呼啦一下散开了。墨绿、奇臭无比的粪水洒在地上,张大鹏没能及时躲过去,沾了一裤脚。

他顺势攀着梯子,上了一个土坯房的顶上,向远处看,但刘东他们已经被人群挤散了。

没人再上来逼迫,张大鹏就在房顶上待着,腰上别着那把废枪。下面围了20多个村民。

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拿手对他指指点点,目露凶光,还有几个人捂着嘴笑。这位信奉“警察就是流氓”的民警,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似乎说什么都会显得傻逼。

然后他结结巴巴讲起了法律:“你们阻碍解救妇女儿童是非法的,是暴力抗法。”

说着说着,他才发现,这样做显得更傻。

罗列罪名有用吗?谁都明白这点事。

人群渐渐散去,他还是不肯下去。可能是因为裤脚上还有屎的味道,他就是不想让这帮老百姓看到落魄警察的样子。

有个大概6、7岁的小男孩跑到张大鹏下面,怪叫,扬手,让张大鹏不得不看着他。

他脱下裤子,背对张大鹏,弯下腰,紧接着,一坨屎落在双腿之间。然后他回头,用手指指张大鹏,笑着跑了。

张大鹏觉得愤怒而无助。

村长给了张大鹏台阶下。他很贴心地叫“张警官下来谈谈”,村委会备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条。他说就在前几天,村里有个“外来”(拐来)的媳妇办喜事,上面还来人吃饭呢。

他的意思就是,我根本不怕你们警察。

楚大姐和刘东过了一会就回来了,楚大姐的表情如悲似喜,刘东脸上说不上是什么样子。

他们和“亲家”谈好了条件,女儿仍然留在村里,楚姐可以每隔几个月来看一次孩子,不得阻拦。

张大鹏想了想,说:“大姐,不用顾及我,你要说今天把人弄走,我就和他们干到底。”

大姐连连摆手说,兄弟,我真不是那意思,这样也好。

然后她叹了口气,说要是真把孩子接回去,我有孩子了,可我孩子见不到她的孩子了。

说完她掉出眼泪,举起手擦眼睛,先用手心擦去脸颊的泪水,再用手指去擦眼角的泪水。她等等还能见一会女儿,她不想让女儿看到自己哭的样子。

刘东站在一旁,看着整个解救过程。他从头到尾也没怎么说过话。

回到北京以后,他第一次提出:“张大鹏,我请你吃顿饭吧。”

那晚,刘东找了一家嘈杂的酒馆,主动递过去菜单。张大鹏觉得受宠若惊,酒过三巡,他故意嘲讽地问刘东,是不是良心发现了?

“其实我早就不恨你了。”刘东开门见山,张大鹏吃了一惊。

“我就是觉得,要是不这样,对不起我儿子。”刘东说。

一股暖流涌上来,张大鹏眼眶都有点湿。有那么一瞬间,很短的一瞬间,他觉得自己愿意为了眼前这个男人做一切事。

“我搬了两次家,每次都带着儿子的床铺、被单。上个月我把他的被单洗坏了,准备再买一个。买不到了。我和超市管理员大吵了一架。后来想想多傻逼,他现在得有多高的个了?留着那床单有什么用?”

张大鹏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举起杯子来一饮而尽。

两个男人随即拿起酒杯,也不劝酒,像是要把自己灌醉。刘东喃喃地说他对不起儿子,对不起老婆。张大鹏糊里糊涂地劝,儿子还会回来的,会找到人的,现在有了DNA实验室了,一验基因就能比对上。

“我以前老想,这孩子他妈的应该挺有骨气,随我,不会认贼作父。后来一想,他要是不管人家叫爹,还得挨打。但这一叫爹,还有我什么事?现在他不会认我了。”

“算了,还是让他叫爹吧。”

“那时候看电视,里面演抓嫌疑人。我就故意把刘小军往坏了想,我想象他进了监狱,进了牢房,杀人放火无恶不做,姓名要是换了,我也不认识。可最后怎么样我都难受,现在我一看到电视里杀人犯就害怕。”

刘东又开了一瓶啤酒,倒进杯子里,泡沫滋滋地崩碎,漾化。

晚上,张大鹏送刘东回家,刘东在车上辗转腾挪,不停折腾,他对张大鹏说咱们都放放吧。声音满是哀求。

张大鹏没答应他。

最后下车的时候,他还是晕晕乎乎地。张大鹏叫住他:“刘东,继续保持信心。”

刘东没过脑子地说:“哥们,我就从来没觉得你真能把我儿子找回来。”

失踪儿童的家长们有个QQ群,里面大多是河南本地人。

张大鹏和刘东都在群里。这个QQ群最多时有100多人,最少时有20多人,2011年又增加到80人左右。

很多人无声无息就退出了,生了二胎了,离婚了。有的人说些绝望悲观、违反政策的话被踢了出去。只有一个贵州妇女在离家300公里远的地方找到了孩子,她无声无息地就退群了,没有表达感谢,也没有人献上祝福。

家长们转发的一般都是比较正能量的大段文字:每个孩子都不会有事,无非是从这家到那家而已,买得起孩子的肯定爱孩子,对孩子好。

然而那些失去了青春期女孩或男孩的家庭,却不愿意听到这种话,他们在2009年前后退出,成立了新的QQ群。

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的孩子没有被收养。

那些孩子不是在暗无天日的黑煤窑里,就是在那些不把女人当人的地方。

与此同时,张大鹏的家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他和妻子关系也十分紧张。刚结婚时,他觉得对方很善解人意,允许他喝酒,多醉都可以,只要记得回家。可如今,他做到了每天烂醉如泥,却被妻子拒之门外。争吵就像吃饭一样,甚至比吃饭更频繁。

真正让张大鹏头疼的是,和自己关系恶劣的父亲。这老头因为肝癌晚期住院,母亲一直催着他去看看。但是他有5、6年没和父亲说过一句话了。因为他一想到父亲,就会紧张,就会头疼,甚至膝盖都疼。

那一年的体检,张大鹏第一次出现了脂肪肝的问题,虽然不严重,但他立刻联想到了父亲的肝病。

他吓得要死,戒了酒、登山、骑自行车上班,但终究还是会抄起酒瓶子鲸吞牛饮。

他变得越来越焦躁。他需要一副“药”,他需要一点事做。

2011年12月份,要来了。

有个叫“王爱民”的家长,通过QQ联系上张大鹏,说刘小军的行踪有了线索。但对方要价5000元。

张大鹏没有通知刘东,自己一个人赶到了郑州。

算上这一次,张大鹏为了找回刘东儿子,直接或者间接跑了河南11次。他在报销单子背后贴上火车票,到财务处报销差旅费,看着火车票上的名字有时会觉得有点陌生。一个叫张大鹏的小人儿,去了11趟河南。像一场梦。

他等不下去了,他希望那是最后一次。

张大鹏出了郑州火车站,就碰到了嬉皮笑脸的王爱民。

王爱民是平时和警察最经常打交道的一种人。四方脸,中等个,穿着黑皮夹克,上面很多裂缝,破破烂烂的。他吃什么饭,喝什么酒,完全取决于头一天晚上麻将打得如何。他从来没有正经工作,但什么人都认识,也饿不死。

张大鹏第一次认识王爱民,就是在失踪儿童家长的一次聚会上。大家都在说过年话,只有王爱民态度朴实地大肆讲黄段子。他就一点看不出来在这种场合讲性是多么不适宜。

从此大家都开始冷遇他,故意不听他讲话。莫名其妙地,他就凑到张大鹏身边了,警察的言行对这种人就像磁铁一样。

王爱民最大的特点就是吹牛逼,你不拦着他,他一直吹下去。“核武器我找人也能弄过来。”

他喝多了之后就会板起脸,说话一本正经,手脚不受控制地乱抖。随后他又要告诉张大鹏,自己有多讲义气,以前为了哥们伤过人,还去医院补了仇家几刀。

张大鹏酒后一时冲动,说自己是警察。他就是想让王爱民闭嘴。

从火车站往外走的时候,张大鹏脸上挂着笑,暗暗支起半个胳膊肘顶着王爱民,才没被对方贴上脸。

王爱民迫不及待讲起了线索:在郑州附近的黑煤窑,有个煤工叫老三,自称见过北京来的小孩,还一起下煤矿干过活。老三说那小孩就12、13岁左右,因为身体太瘦,只能在外面拿着破筐干点杂活。

“那现在还能找到人不?”

“能,老三说了,5000块钱,一半给矿主,带着我们找去。”

张大鹏故意问,那小孩是不是戴眼镜,左耳朵有点聋。这都是现场瞎编出来的。

王爱民也不接茬,肩膀动了动,说哥,这真不好说,人啥样我也没见。

王爱民这么爱顺杆爬的人,说话都谨慎了,倒是可信了不少。

到了晚上,王爱民非要安排个“大场子”给大哥接风。张大鹏心烦,想回宾馆睡觉,王爱民搂着他一条胳膊去了歌厅。

那歌厅在城乡结合部,楼上就是宾馆,门牌破破烂烂的。歌厅右侧是美容美发兼洗头泡脚,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地方。

王爱民找来服务员,大声招呼一个叫“可可”的头牌,那是个艳俗的中年女人。两个人一见面就像仇家一样吵,女人指责王爱民逃单,王爱民逼着她再好好安排一次,给他个面子。

“这是我大哥!北京来的警察!今天必须安排好了知道吗?谁再跑谁骡子操的!”

女人这才带点鄙夷似的对着张大鹏扬了扬头。脸上写着不信。

“操,要不是还得一起找孩子,估计她早跑了。”王爱民点起一根烟。张大鹏这才知道这个女人是王爱民的妻子。

那天晚上王爱民千杯不醉,满面红光。

他说了很多醉话,但主题都是死亡。

他说起死在出租房里一个月,因为味道太大才被房东扔到外面的父亲,被发现时眼珠都是蛆。

王爱民说,自己父亲总给别人添麻烦,到死还要用这副容貌吓唬别人。换成他自己,绝不会让儿子看到自己这样,直接找个河沟一跳就完事了。

但实际上,他的儿子早已失踪多年,就算他马上死掉,也没机会看。

王爱民说着说着,张大鹏想起自己的父亲,来了情绪,抓起啤酒瓶就往地上扔,“啪嚓”。

王爱民也骂骂咧咧砸了一个。旁边的姑娘投来惊讶的目光,他掏出一百块钱扔在桌上,我草你妈看什么!没见过啊!

现在看起来,这些征兆太过明显了。王爱民对于第二天要发生的事情,明显有了一些超自然的预知。

两个人在小宾馆里对付了一宿。

第二天中午,王爱民一心要自己去见煤工老三,让张大鹏最好先把钱给他,然后在旁边等着。“你是外地口音,这帮人不会和你聊,容易露馅,你在旁边等着我。我还能跑吗大哥!您是警察啊!”王爱民很严肃。

张大鹏再三思量,只能照办。两人来到郊区,在一个钓鱼的小水库附近停下。

成排的树木掩映着一条甬道,对面的饭店就在甬道的尽头,招牌写着“黄河大鲤鱼”,透明玻璃门上还印着几样早餐名字。

王爱民整了整夹克,伸出手管张大鹏要钱。张大鹏说他们得拿出线索,我才能出钱啊。

张大鹏掏了2000块给他,让他先去交个定金,有进一步下落了再给钱。

于是王爱民抖抖肩,要进去了。

临走时,他突然给了张大鹏一个孩子般的微笑,熟练的微笑。

张大鹏找了一个视野好的地方停下车,熄火,摇开窗户。天上飘起点点雪花,飘过窗户,打湿了张大鹏的衣衫。张大鹏一阵躁热,脱下了外衣。

他看见,两个身上沾着血的小白点走进饭店,用立在门后的笤帚扫了两下,变成了两个浑身黑煤渣的矿工,和王爱民坐到了一起。

前一秒钟,三个人的身子还是前后摇晃,很放松的样子。但很快,张大鹏感觉王爱民好像往自己这边指了指,另外两个人立刻僵住了身体。

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

两个矿工有动静,一个好像给了王爱民一耳光,另一个大概是拍了拍王爱民的肚子——前后一秒钟都用不到。他们就匆匆地骑着一辆破电动车离开了。

然后王爱民从椅子上滑下来,像面条一样软了。

还没等张大鹏从车里赶过去,他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左手捂着脖子,右胳膊捧着一串肠子,不顾周围人的尖叫,缓缓走出了门。

张大鹏冲到他身边时,王爱民还在门框上倚着,在阳光下看着自己洁净发蓝的肠子。

“我错了,大哥。救救我。”之后整整20分钟,王爱民倒在张大鹏怀里,始终重复这一句话,直到咽气。

毫无疑问地,王爱民死于大出血,他的脖颈和腹部都有开放性伤口,任何一处都可毙命。但让张大鹏想不通的是,对方杀害王爱民的动机。

因为王爱民死的时候,2000元钱还放在口袋里,两个矿工甚至没有去翻一翻兜。

而且,王爱民死之前,在饭馆里,出示的照片是他自己儿子王小虎的。刘小军的照片还放在他的男士手袋里。

案发过去好久,张大鹏才得到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说法,就是王爱民是被人骗了,来的人只是两个想抢点过年钱的矿工。但是王爱民也骗了张大鹏,他想借张大鹏的钱把自己儿子的事解决了。至于为什么矿工提前动手就全凭猜测了。

张大鹏觉得,王爱民应该是说出了常年挂在嘴边那句话,“我大哥是北京警察!我看谁敢欺负我?”

有可能是这句话刺激到了对方。

王爱民死了,在他儿子看不到的角落死了。

回到北京以后,张大鹏连续15天疯玩,打牌、跳舞、喝酒,不睡觉也不回家。其实他是害怕黑暗,他不能一个人呆着。

因为对于王爱民的死,张大鹏还有一种更直截了当,简洁而令人信服的解释。

王爱民是替他死的。

雪地里抱着肠子的人,本应该是他。

没有人能够一下子意识到自己抑郁了,张大鹏也不例外。

都是从微小的线索一点点浮现出来的。张大鹏在2012年开始,浑身哪哪都不对,干什么什么都错,突然间就一蹶不振起来。

他的食欲几乎消失了,几个礼拜之内上半身狂瘦,只剩腰间的一圈肉。睡觉时会做特别长特别逼真的梦,就像一部以个人经历为题材的电影,全是过去的案子、老哥们和酒局。

“男人也是有更年期的,只是男人不愿意承认罢了。”张大鹏这样说。2012年的他41岁了。

随之而来的,自然是事业上的滑坡。以前可以为之疯狂的命案侦破也没了意思。大概是案件弄得多了。他算了算,距离刘小军被拐案,已经过去了9年。

2012年7月,张大鹏带着手下两个民警,在天津寻找一个非正常死亡者的亲属,因为连轴转了几个班,大家都没睡觉,脸色很不好,似乎都在等着张大鹏讲笑话激励氛围。

张大鹏突然就急了,谁也没招他。“哥几个想不想干?不想干咱就找个宾馆闷灯蜜(睡觉)得了。”张大鹏丧气地说。

后来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崩溃是从父亲去世的那一刻开始。

事实上,他和父亲的关系并不要好,可以说是极差。

父亲得的是肝癌,死得非常痛苦,最后什么也不吃,极度衰弱,差不多是自尽的。

母亲找张大鹏,要他去医院好好看看。张大鹏回答:“帮我求求他,让他快点死。”

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张大鹏回忆着。这老头年轻时眼睛很有神,能力欲望都很强,敢想敢干,习惯于支配别人。

但张大鹏后来发现这优点换个说法,就是暴君,独裁,喝了酒就耍酒疯,打人。

他没少挨父亲的打,但强悍而成功的父亲成功激起了少时张大鹏强烈的模仿和追随心理。张大鹏一直以父亲为骄傲。

父亲是最早一批下海开加油站的,工作很忙,周一到周五在家里住,周六周日要喝酒应酬基本不回家。

张大鹏老家是个小地方,风言风语很快就传过来,有人说,他父亲在县里还有个家,孩子比他略小,同一所学校。张大鹏初一,那男孩小学四年级。

张大鹏当时学习很刻苦,他知道要拼取父亲的支持。父亲喝到红光满面时,会当着一众客人的面,让张大鹏背古诗词,背一首就给十元钱。张大鹏总是兴奋而自豪地上前背诵,这成为父子二人一个经典节目。

直到很久以后,爷爷去世,张大鹏去参加葬礼,却被大爷、叔叔们拦着不让进灵堂。

他那时才知道,自己才是小三的儿子。那边是原配。

从此,父子成了仇人。

张大鹏的青春期来了。他打架,抽烟,逃课,和父亲对骂,离家出走,双方拒绝向对方妥协。

父亲无奈只能给他找了一个厨师学校,并安排他去一个大饭店当厨师。仅仅当了一年,他听同学说,警察招人,就立刻扔下大勺去当警察。工资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借着警察的身份,张大鹏把青春期延续到了中年,始终肆意妄为,保持愤怒。

但父亲的去世,突然消解了这种愤怒,也消解了张大鹏的一切斗志,还给了他过去自己也意识不到的内疚。

好久以后,母亲和他促膝长谈。

老太太报仇一样,把老爷子的话转述给他:在他心里,张大鹏一直是没上小学时候的样子,那时候他和张大鹏母亲过于担心,贴在门口倾听,听到张大鹏哭泣,咒骂一个个动画片里的怪物,他们又不敢进去劝,因为张大鹏会把他们推出门去,独自面对那些看不见的怪物。

小时候,张大鹏3岁才学会说话。有一天,嘴里突然冒出一整句一整句的大人话,他们都不知道这些话张大鹏是从哪学的。

父亲还说了,他最自豪的就是张大鹏初中时在操场上打架,对方是两个高年级的同学。张大鹏疯了一样冲上去,就是因为他们欺负了张大鹏的同班同学。他知道自己儿子一次一次摔倒,磕掉了牙齿,受伤那么厉害,但不肯服输。

他说张大鹏和他一个脾气,讲究人。

以后能成事的只有张大鹏,能够把家里买卖接下来的也只有张大鹏。可惜。

最后,母亲告诉张大鹏:老爷子死之前,眼睛一直在盯着门口。他在等一个人。那个人只能是你。

张大鹏觉得有成吨成吨的东西在胸中崩裂,又有温暖而坚硬的东西填满他的心,哽住了他的喉咙。

他一直流泪,控制不住地流淌。他的8岁儿子吓坏了,抬起头问自己爸爸怎么了。他看着儿子忽闪忽闪的眼睛,摸着他头顶软软的小头发,一边哭着,一边说没事。

他的儿子很生气,他的儿子想要听爸爸的心里话。

就像曾经的张大鹏一样,他儿子把自己关到了屋里,不和任何人说话。

一生中,张大鹏最渴望着儿子的认可,如今梦想实现了,他有了一个比自己强得多的儿子,并获取了儿子的爱。

他渴望坚强起来,像他的父亲一样。

然后有一天,张大鹏突然想起那个叫刘小军的孩子。这孩子还困在身边人的谎言之中。他的养母会不会骗他,说是他的爸爸不要他了?她是在垃圾箱旁边捡了他?或者干脆洗脑,抹去刘东的存在?

他要亲自找到刘小军,告诉他,他的爸爸从来不会放弃。

张大鹏的少年时代,因为父亲的欺骗而极其叛逆,等叛逆成了惯性,他就成了别人口中的“混蛋”。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长大后会成为和父亲一样的人:强横、暴戾、终日酗酒。他在往儿时最崇拜的形象逐渐靠拢。
最初,他因为对父亲的仇恨,连带着对性格同样暴戾的刘东也抱有敌意。如今,他懂得了父亲对自己的感情,又联想起失去孩子的刘东。他说起那时的感受:“懂得才会痛苦。”
很快,他的痛苦就要结束。他准备赌上自己身为警察的前途,为刘小军找到一条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