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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来越重的纳税压力下，辛多纳与教皇及其身边的几名亲信，在1968年的某天晚上秘密会面，商讨避税对策。辛多纳依旧坚持从意大利撤出投资。
（辛多纳）
这场密会，侧面显示出保罗六世对辛多纳的信任程度。向来以做决策优柔寡断闻名的他，不仅很快接受了辛多纳的建议，还在后来向其授予“罗马教廷首席银行家”称号。
梵蒂冈很快便开始了出售意大利公司股票、从相关董事会离职等行动，受此影响，米兰股市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下跌。
在这段忙乱时期，有两个人出现在了辛多纳管理的梵蒂冈金钱世界里。
一个是大主教保罗·马鑫克斯。
（马鑫克斯）
马鑫克斯极受保罗六世信任。他被教皇调到IOR，任职行政办公室秘书，负责监督管理该银行的运作（几年后的1971年，马鑫克斯被提拔为IOR总裁）。
辛多纳和他接触一段时间后，发现马鑫克斯实际上是个不懂金融、智商不高、极为自命不凡的人。很多人认为，教皇把这么一个人送到IOR，真实目的是为了在IOR内部安插一个眼线。辛多纳只能忍着。
另一个人叫罗伯托·卡尔维。
（卡尔维）
低调勤勉的卡尔维，有着与外在不符的强烈野心。他用几十年的时间，从一个出身普通的银行业新人，变成安布罗希亚银行（下文简称安行）权力最大的几名高管之一。
卡尔维一直想对安行进行现代化改革。他听说过辛多纳的大名，又恰好认识辛多纳的女婿，因此在后者引荐下与其相识。
二人第二次见面时，卡尔维便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安行的资产布局过于安全，因此希望与辛多纳合作，利用安行持有的大量资金，进行更激进的投资。但他也知道安行保守的董事会不会同意这种做法。
（卡尔维）
他希望辛多纳可以教他如何把这些资金，从安行繁琐冗余的管理体制里释放出来。
辛多纳心知，以IOR对安行的影响力，足以实现卡维尔的想法。而如果卡尔维能在安行继续升职，对IOR来说，也将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外部伙伴。
在辛多纳的引荐下，卡尔维很快便与IOR的理财团队见了面，并取得了这些人的认可。
（辛多纳）
1971年12月，卡尔维升职为安行总裁。在辛多纳的指导下，他将该银行转型为一家国际商业金融机构，并学会了如何在卢森堡、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等离岸银行天堂建立公司网络。
通过层层叠叠的复杂空壳公司网络，卡尔维不仅隐藏了安行的资产，也隐藏了该行与IOR的利益往来。
卡尔维通过背靠背操作，将安行的资金转移到IOR，IOR再将其转移到由卡尔维控制的离岸空壳公司。作为回报，IOR可以从中抽取0.25%的提成（后来降到0.16%），必要时也可以直接使用这些资金。
IOR亦通过多家空壳公司，持有安行的股票。
马鑫克斯与辛多纳在其他方面也许合不来，但二人对高风险的偏好却如出一辙。每当IOR内部对这些做法提出顾虑时，都被马鑫克斯一一驳回。他说：“你不能靠万福玛利亚来管理教堂。”
（马鑫克斯）
他受卡尔维之邀，成了后者控制的一家巴拿马银行的董事会成员。
于是，在马鑫克斯、辛多纳、卡尔维这些激进派的合力推动下，梵蒂冈不仅财政变得越发多样，政商关系也开始复杂化：
辛多纳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格雷厄姆·马丁的要求下，买下了影响力极大的罗马英文报纸《美国日报》，CIA秘密持有该报40%的股份；
（格雷厄姆·马丁）
五个月后，辛多纳以4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美国第18大银行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控股权；
在辛多纳的鼓动下，卡尔维通过安行购买了克利夫兰联合商业银行1600万美元的可转换债券；
前得州州长约翰·康纳利成了辛多纳和卡尔维的朋友与顾问，尼克松的财长大卫·肯尼迪成了辛多纳的密友；
（约翰·康纳利）
1972年，辛多纳为尼克松的连任竞选捐款100万美元（约合现在的540万美元）。
马鑫克斯本就高调，他种种引人侧目的财务部署，更是让许多神职人员深感不满，很多人盼着他下台。但马鑫克斯的仕途丝毫没有受这些纷扰的影响，甚至有传闻说，他可能会接替保罗六世成为新教皇。
马鑫克斯当然也遇到过问题。
（马鑫克斯）
1973年，美国司法人员在调查纽约五大黑手党家族之一的吉诺维斯家族18个月后，在罗马约谈了马鑫克斯。司法人员发现，吉诺维斯家族的一个低等级成员，不知从何处搞到了大量AAA级公司债券、股票，以及一些美国国债。
司法人员顺藤摸瓜，发现了一个与梵蒂冈有联络的中间人利奥波德·莱德尔。莱德尔是个有许多国际犯罪案底的诈骗犯。美德两地警方进行合作后，进一步发现，莱德尔只是吉诺维斯家族成员马提奥·迪·洛伦佐的白手套。
洛伦佐这些人在谋划的，是一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证券洗钱计划。一些梵蒂冈高级教士与意大利央行的高层合作，以6.5亿美元向纽约黑帮购买9.5亿美元的假证券，然后IOR用这个假证券向银行进行一比一抵押贷款。
如果没穿帮，IOR自然大赚一笔；如果穿帮，那IOR可以声称它自己也是受害者。
该案的破获过程可以单独另起一文，此处不再详述。总之，最后根据嫌疑人的指认，警方发现IOR总裁马鑫克斯也与此案有关。
面对警方的调查，马鑫克斯不断打太极，声称外界的指控都是因为对他的嫉妒。由于缺乏直接证据，最终梵蒂冈没有任何人被列为被告。
马鑫克斯的反对者本想利用这次绝佳机会，让教皇把他赶下台，没想到保罗六世反而认为，马鑫克斯未被起诉正好证明了他的清白。
（马鑫克斯与保罗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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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局势极为混乱，许多商人都在海外寻求稳定的资金去处。
在此背景下，辛多纳和卡尔维看中了阿根廷。他们这次凭靠的，是利西奥·盖利的关系。
（盖利）
作为共济会的一支意大利分支“宣传截止日”（下文简称P2）的负责人，盖利一直暗中支持阿根廷军事政治家胡安·佩龙。1973年，佩龙结束了18年的流亡，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重新掌权。
这次合作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却促成了两个结果。
一是卡尔维这边。他首次见到盖利，便被其深深吸引，遂加入P2，成了一名共济会成员。卡尔维坚信这会对他今后的生意有极大帮助。
（盖利）
二是辛多纳这边。这次失败令他意识到，意大利的商业环境已对他越来越不友好。意大利央行行长已授权对辛多纳的金融版图进行全面审查。为了补窟窿，辛多纳将他在意大利银行的全部股份，及SGI的一亿股股票作为抵押，从罗马银行得到一亿美元信用额度。
他开始将事业重心向美国转移。
但美国也很快出现了问题。辛多纳买下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已出现连续三个季度的亏损，该银行的合并计划也接连受挫。由于该行股票在10个月内暴跌，辛多纳当年投入的4000万美元，如今只值800万美元。
（辛多纳）
当初将辛多纳奉为财神爷的生意伙伴，如今都对他避之不及。卡尔维安排秘书，挡住辛多纳的一切联络；马鑫克斯禁止辛多纳的车像以往那样随意进出梵蒂冈。
而辛多纳对这些昔日“伙伴”的状况，也并不十分了然。当时，IOR已经向卡尔维投资了许多现金，已没剩下多少现金支援辛多纳了。
媒体也看出了端倪，报道说IOR在辛多纳投资的银行的接连倒闭中，遭受了巨大财务损失。教廷方面在持续的外界关注下，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撇清说与辛多纳并无过深利益往来。
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单是被清算的意大利私立银行，及即将倒闭的意大利金融银行，就已令对其进行大量投资的马鑫克斯肉疼不已。
1974年9月，米兰司法机关开始对辛多纳的离岸公司网络展开调查。这一消息令IOR和安布罗希亚银行极度惊慌，因为他们都与这些离岸公司紧密相关。
事态发展迅速，辛多纳的事业版图，在大西洋两岸此起彼伏地爆雷。
10月，米兰检方以伪造账目及欺诈等罪名，对辛多纳发出逮捕令。几天后，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破产，经调查后，美国证交会对包括辛多纳在内的该行9名前董事及高管提出欺诈指控。
辛多纳马上跑路了。他在日内瓦、香港、曼谷、台北等地辗转，最后别无选择地去了美国。
但辛多纳明里暗里的各种动作，丝毫没有减少。
他通过媒体向梵蒂冈传话，暗示自己不会拉教廷下水，并聘请公关人员为自己扭转声誉，还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高等学府开展讲座。
IOR的公开形象大受影响。当时有人猜测教廷因辛多纳案亏了7.5亿美元（约合现在的39亿美元）。
（IOR外观）
虽然教廷对这一说法给予否认，但其财政受到巨大影响是肯定的。教廷的1975年年度预算，相比上一年大幅减少。
财务丑闻还带来另一个问题。被震惊的不止是非教徒，还有许许多多虔诚的教徒。教廷的富裕程度影响了他们的捐款积极性。保罗六世曾抱怨说，丑闻让教徒捐款减少了数百万美元。
为此，教廷安排高级神职人员接受采访，不仅驳斥了教廷监管价值100亿美元（约合现在的430亿美元）的投资组合的说法，还顺便把大洋彼岸的“同事”们也拉下水，爆料说芝加哥大主教区的年收入为1.7亿美元。
反观卡尔维，却并未受到辛多纳案的影响，卡尔维甚至在调查进行期间升任行长。
（卡尔维）
他还利用辛多纳深陷困境的时机，向马鑫克斯争取，欲将辛多纳之前与梵蒂冈的生意，都揽到安行。到1975年底，教廷已与十多家卡尔维控制的离岸空壳公司产生利益关系，并以1680万美元的总价首次公开购买了安行的股份。
为了让卡尔维名下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通过政府审计，IOR会给这些公司借钱，而这些款项会在当天就通过一层层空壳公司，转回给IOR。作为报酬，IOR会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
截至1976年初，IOR已向卡尔维名下的离岸公司投资/贷款了1.75亿美元，到1978年时，这一数字已升至3.3亿美元（约合现在的12亿美元）。
但辛多纳身上发生的事，让卡尔维长了心眼。他在办公室和个人住宅安装了反窃听装置、防弹门、多重报警系统，将通勤车换成一台防弹奔驰车，随身携带紧急报警按钮，并将个人保费增加至1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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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在1976年底当选美国总统，辛多纳先前与共和党维持的关系，已起不到作用。
在意大利的催促下，美国的新司法部班子很快便让法院开出了针对辛多纳的逮捕令。除非他能偿还以非法手段得到的2.25亿美元，才会被判无罪。
绝望之下的辛多纳，向盖利求救。后者为此开展了大量游说工作，甚至向时任意大利总理的朱利奥·安德烈奥蒂提出此事，望其说服意大利央行拨款救出辛多纳。
（盖利）
但这一计划，遭到法庭指定清算律师乔治·安布罗索利的强烈反对。他反对使用任何公共资金来拯救辛多纳这样的人。
（安布罗索利）
卡尔维趁乱截胡的做法，令辛多纳很恼火。他让卡尔维给他打款50万，权当是救急，但卡尔维迟疑了。
于是，不久后，卡尔维便发现，与他相关的金融丑闻，被做成海报，在安行附近到处张贴，还被人有预谋地提前拍下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一本针对他的书出版，内容满是对卡尔维的虚构的诽谤。
卡尔维的生意伙伴催他去报警，但卡尔维心知自己并不“干净”，因此根本不敢报警。他转而向盖利求助，得到的答复是让他尽快打钱。卡尔维别无需选择，只能乖乖听话。在几个月后，辛多纳又用同样的套路，让卡尔维转账五百多万美元。
就在这几个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时，梵蒂冈换天了。1978年8月6日，保罗六世因病逝世。
（保罗六世）
新教皇的选举流程马上开始。但这次情况比以往更为谨慎。几个月前，梵蒂冈安全与警察部门进行了一次大扫查，发现了11个美国和俄罗斯的窃听器。
20天后，冷门人选约翰·保罗一世当选新教皇。
（约翰·保罗一世）
对马鑫克斯来说，这个消息简直坏得不能更坏了，因为他曾在几年前与这个新教皇有过很大的矛盾。
果不其然，针对IOR乃至整个梵蒂冈财政状况的调查马上开始了。据统计，在保罗六世担任教皇的15年里，教徒捐款急剧下降，如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如今的捐款，仅为十年前的一半左右。
调查还显示，IOR没有履行其宪章的主要要求，即为“指定用于宗教工作的资本提供保管和管理”。IOR有超过1.1万个账户，但其中只有1000个属于天主教组织。
调查人员很直接地告诉新教皇，IOR的一把手马鑫克斯，不是解决问题的人，而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于是，针对马鑫克斯的调查开始了。
虽然这些问题繁琐不堪，但财务问题，对新教皇约翰·保罗一世来说，只是需要他处理的海量事务中的一件而已。教廷建制派（包括欧洲与美国）对他这个新教皇的敌意，国际政局的动荡，随时代发展而越发强烈的宗教改革呼吁......哪件都比财务问题难处理。
（约翰·保罗一世）
上任仅33天后的1978年9月28日，约翰·保罗一世在他的房间里去世，被人发现时，手里还拿着一把锉刀。尸检结果称，死因为急性心肌梗死。
但这一说法难以服众，原因很多。
约翰·保罗一世患有慢性低血压，因而不太可能患上严重冠状动脉疾病，教皇也没有服用过任何相关药物。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这位新教皇死的人太多了。
在去世二十多天前，他接待了俄罗斯东正教高级主教尼科季姆。而尼科季姆在喝完新教皇杯子里倒出的咖啡后，毒发身亡。
很多人当时猜测，这个毒咖啡，原本极有可能是用来毒死新教皇的，结果误毒死了别人。
梵蒂冈以极为保密的方式，处理了与约翰·保罗一世之死有关的一切细节。
这么做，除以上原因外，还有一个隐情：第一个发现新教皇之死的，是一个修女。
一个修女，竟直接进入了教皇的私人房间，这实在很难向外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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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16日，约翰·保罗二世当选新教皇。
（约翰·保罗二世）
新教皇是自庇护十二世以来，最反共的教皇。上任伊始，他便与美国中情局的分析人士见了面，了解了美苏冷战的最新形势。他也像庇护十二世那样，积极参与世俗政治，资助反共组织。
马鑫克斯抱着忐忑的心情，努力讨好这位新教皇。他在约翰·保罗二世的外出行程里鞍前马后、打点一切，在许多事情的看法上，也处处顺着新教皇的喜好说。比如，上一任教皇约翰·保罗一世充满疑点的死亡，便被马鑫克斯说成是克格勃做的。
经过7个月的调查后，意大利银行的调查人员在1978年11月完成了一份长达500页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米兰的刑事检察官得到了证明卡尔维通过违反货币管理法获利的有力证据。
他们马上展开了行动，而卡尔维直到几周后，才通过报纸上的一篇报道，了解到自己正在接受刑事调查。
就在卡尔维看到这个报道八天后，5名蒙面男子，在米兰市中心，当街杀害了调查卡尔维案的检察官。
遇害的人，不止调查卡尔维的检察官。
上文提到的负责该案相关银行清算工作的律师乔治·安布罗索利，公布了一份2000页的报告，其中大部分内容，对辛多纳的违法经营，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陈述。
（安布罗索利）
其中，对梵蒂冈来说，最爆炸性的内容，莫过于辛多纳在卡尔维收购威尼托天主教会中的角色。安布罗索利发现，辛多纳将其中的约650万美元，转移到卡尔维名下的一个空壳公司，而这笔钱，很可能是支付给一个主教和一个米兰银行家的佣金。
这个主教，就是马鑫克斯；这个米兰银行家，就是卡尔维。
于是，从1978年12月开始，安布罗索利便不断接到死亡威胁电话，但他毫无畏惧，没有放慢调查的脚步。
1979年7月11日晚，下班后的安布罗索利，把车开到了他在米兰的公寓附近，步行回家。这时，三个男人转过街角向他跑来，并询问他的身份。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其中一个男子当即朝安布罗索利开了5枪。
针对司法人员的谋杀案仍在继续。
两天后，负责调查盖利所在的P2洗钱活动的安东尼奥·瓦里斯科，在罗马市中心的早高峰时间被杀；八天后，另一个调查人鲍里斯·朱利亚诺，在餐厅吃完饭结账时被杀；一年后，接替朱利亚诺工作的埃曼纽埃尔·巴西勒，在带着女儿散步时被杀。
这些谋杀案，迅速减缓了辛多纳案的推进速度，因为任何新接手的人，都很难在短时间内掌握一个已经绵延了多年的复杂案件。另外，也确实有不少司法人员，被接连发生的嚣张谋杀案吓到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戏剧化。
1979年8月2日，辛多纳的家人报案，称辛多纳失踪了。次日，他的秘书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说，他们绑架了辛多纳。
过了近两个月，也就是绑架时间拖过了辛多纳原定的开庭时间后，绑架者终于送来了第一封勒索信。送信人被警方逮了个正着。
在送信人被逮捕几天后，失踪76天的辛多纳电话联系自己的律师，说他被释放了。面对警方，辛多纳只说自己一直被绑匪下药，记忆力受到影响，什么有效信息都不说。
辛多纳不知道的是，警方已掌握所谓“绑架案”背后的策划人，只是他们暂时找不到辛多纳也参与其中的直接证据。但警方猜测，辛多纳演这一出，是为了筹款。
这件事也可从侧面反映出，辛多纳已经山穷水尽到了何种程度。
1980年，辛多纳在美国被判65项罪名，包括欺诈、作伪证、伪造银行报表和挪用银行资金等。
（辛多纳）
但这还不算完。之前受雇谋杀安布罗索利的凶手，因另一桩无关案件，被警方逮捕。在调查中，他招认出杀害安布罗索利一事，坐实了辛多纳买凶杀人的事实。
意大利要求引渡辛多纳，并以谋杀罪对其进行审判。辛多纳因买凶杀人罪名成立，在1984年被判处终身监禁。
由于辛多纳背景复杂，许多检察官都曾秘密提出大幅减少对他的处罚，以换取他在卡尔维案、P2案等重大案件上的合作。
为防止辛多纳自杀，有专人24小时监视他，有12名警卫专门看守他，连他的饭菜都是专人做、专人送的。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桩案子尘埃落定时，意外又发生了。
1986年3月20日，刚吃完早餐的辛多纳，跌跌撞撞地从他戒备森严的私人牢房出来，喘着气对狱警说：“我中毒了，我中毒了。”随后，他瘫倒在地。送医两天后，他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随后的医检表明，造成辛多纳死亡的，是咖啡里的氰化物。
是的，又是熟悉的毒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