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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庞大而复杂的权钱网络，要从一具尸体讲起。
这具尸体，悬挂在伦敦泰晤士河一座桥下的脚手架上，时间是1982年6月18日早上七点半。
死者手戴百达翡丽表，怀揣价值1.37万美元的各国纸币，以及写着意、英政要联系方式的地址簿。他身上的西装因塞满石头而变形。
比死状更古怪的，是随后公布的相关信息。死者叫罗伯托·卡尔维，是意大利最大的私人银行之一的安布罗西诺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罗伯托·卡尔维）
当时，卡尔维身处一桩尚未了结的刑事欺诈案的上诉期。他违法潜逃，等到一周后再次映入公众眼帘时，已是一命呜呼。
卡尔维出生于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曾一手将安布罗西诺这个地方银行，打造为国际级商业银行。他还通过共济会的一个秘密分会，与一些意大利顶级权力掮客产生牵连，进而成了梵蒂冈顶级人物的心腹。
随着命案调查的推进，警方发现的疑点越来越多。
卡尔维死前几天的路线、他两个同伴的行踪、他与家人的最后通讯，似乎都有隐情，命案现场的各类痕迹，及卡尔维的身体状况，也不像自杀。
（案发现场）
不过，经过几番商议，九人陪审团最终裁定卡尔维为自杀。
这一结果遭到卡尔维家人的强烈反对，其妻子克拉拉对一家意大利媒体表示，自己的丈夫是梵蒂冈激烈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这番话不是无来由的。
就在卡尔维死前几天，他还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写了一封私人邮件，并在其中写道，安布罗西诺银行背负的18亿美元债务（其中大部分由梵蒂冈银行担保），将会给教会带来严重破坏。他请求与教皇立即见面，以便解释这一状况，并欲向教皇递交一份重要文件。
（约翰·保罗二世）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个案件经历了数番波折：
卡尔维的家属提出上诉，案件最终被英国法院改判为未决案，成了一桩悬案；
卡尔维家人聘请的美国和英国调查公司，都认定先前的两次判决均存在严重证据漏洞；
1998年，也就是卡尔维离世16年后，他的家人获批挖出他的尸体，并由米兰的一家研究所进行了彻底的尸检，最终得出极复杂、但仍无定论的结果。
（案发现场）
直到2002年，罗马的专家才通过当时最新的科技，复原了卡尔维的死亡现场。又过了整整三年，警方才找到了足够证据，对五个嫌疑人提出了谋杀指控。
这些嫌疑人里，包括卡尔维所属的共济会秘密分会的前会长，以及卡尔维离世那天和他一起待在伦敦的弗拉维奥·卡尔伯尼。
2005年10月6日，这场吸引了许多眼球的审判拉开序幕。不过，最终的审判结果出人意料：所有指控均被判不成立，嫌疑人全部被无罪释放。
2010年、2011年，意大利的两家上诉法院继续维持了无罪判决。一个检察官对此评价道：“这个结果，是对卡尔维的二次谋杀。”
所以，这个卡尔维背后究竟有什么秘密，以至于离世近30年都无法安息？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把聚光灯对准梵蒂冈内部的权力和金钱版图。在其背后，是几个世纪来神职人员围绕巨额财富开展的斗争。
卡尔维之死只是序幕。只有了解水面下的暗流，才能看懂罗马教廷现今发生的丑闻，才能全面了解教皇方济各试图进行改革时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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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原为中世纪教皇国的中心，1870年教皇国领土并入意大利后，教皇退居梵蒂冈。1929年，梵蒂冈同意大利签订条约，成为独立国家。
国家的管理成本，及其神职人员奢侈的生活费用，直接导致梵蒂冈不得不持续寻找各种各样的赚钱渠道。
千余年前，教皇国主要采取的是征税、出售赎罪券和赦免令等方式。但百姓对教会的忍耐，在1513年利奥十世上任教皇时达到临界点。
（利奥十世）
出身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利奥十世，自小便过惯了挥霍无度的生活，当上教皇后在花销上没有丝毫收敛，欠下巨债，还打击马丁·路德等异见者。
到了18世纪末期，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席卷西欧，社会的动荡在法国大革命时达到高潮，教会的现金流和社会地位越发不稳。
这股动荡，直到19世纪上半叶也丝毫没有减弱，教会收入显著下降。
有些顾问建议教会开发一些信徒捐款之外的收入来源，但被尽数驳回。大多数神职人员认为现代经济理论是应受谴责的，梵蒂冈把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列为禁书，便是很典型的表态。
在这种背景下，1831年就任教皇的格列高利十六世的应对之策，便显得石破天惊：他向欧洲银行豪门罗斯柴尔德家族借了40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四千多万美元）。
（格列高利十六世）
这笔钱成了教会的救命钱，该家族的巴黎负责人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成了“教皇的银行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犹太背景，更是在教徒中引发巨大反对声浪。
（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
格列高利十六世亦有其局限性。
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当时教会的财务管理混乱不堪，其人员缺乏财务知识，没有独立的审计，挪用公款的行为频繁发生，亟待进行金融改革。但格列高利十六世拒绝了。
他的继任者庇护九世上台后，不仅老问题依旧，新问题也汹涌而来。
（庇护九世）
1848年，西西里岛爆发革命，庇护九世做了许多法律政策层面的让步，但为时已晚。那年年底，他逃离罗马，流亡了九个月，才终于再次回到梵蒂冈。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教会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庇护九世走投无路，最后极不情愿地再次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求助，借了总计5400万法郎。作为回报，庇护九世象征性地拆除了罗马犹太聚居区周围的围栏。
庇护九世还做了一个重要人事任命：将他最信赖的心腹贾科莫·安东内利，任命为红衣主教国务秘书及教皇财政部长。
（贾科莫·安东内利）
安东内利甫一上任，便进行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
他结束了梵蒂冈对神职人员的财政补贴；提高了教皇国的关税，并加征新关税；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达成协议，将梵蒂冈的所有未清偿债务打包成一笔40年的贷款，并拒绝了该家族想把梵蒂冈的许多房地产作为抵押物的想法。
在安东内利的强势操盘下，1859年，教会的财务在进入19世纪以来首次达到平衡。
安东内利很快就有了新的计划：他打算绕过帮了教会大忙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直接给教徒出售债券。
他在两份神学报纸上进行了试售，募集资金比预计的还高一倍，大获成功。1860年，教会发行了六千万里拉的债券。
经此一役，成功甩掉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庇护九世，马上把原先拆掉的罗马犹太人隔离区的围墙重新建起来了。
但好日子没有持续太久。1861年，教皇国绝大部分领土被并入撒丁王国；1870年罗马城被并入意大利，教皇国领土退缩至梵蒂冈。
政治动荡再次引发财务危机。经过多轮商议后，庇护九世及其智囊团决定恢复教徒的献金制度。在光景好的年份，献金制度仅在特殊用途中使用。如今，教会需要献金来勉强维持日常运营。
不过，即便危急如此，庇护九世对其他更为激进的募资手段（例如发行彩票来募资）依旧很排斥。他不信任资本主义。一来他认为资本主义将导致政教分离，二来他认为资本主义是犹太人的邪恶行当。
时代浪潮滚滚而来。1874年，意大利禁止学校强制开设宗教课程；1876年，议会通过法案，禁止神职人员布道时发表政治言论。每一个变化，都遭到庇护九世的激烈抗议。
（庇护九世）
1878年，庇护九世去世。意大利政府的间谍已渗透至梵蒂冈，并带回消息说，教会高层正密谋在其他国家选出非意籍新领袖。
为防止诞生一个强硬派外国教皇，意大利向梵蒂冈传话说，如果他们敢出国开会，将永远被禁止返回罗马。梵蒂冈只能乖乖听话。
最后，利奥十三世当选新教皇。
（利奥十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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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十三世接手的“遗产”，约为3000万里拉，其中有黄金、银行存款，还有许多根本收不回来的借据。另外，他还继承了4500万里拉的赤字。
利奥十三世还吃惊地发现，这个财务烂摊子，很大一部分正是由之前的财政部长安东内利造成的。他在位期间，不仅积累了巨大的个人财富，还把他的四个兄弟都提拔到梵蒂冈各机构的高层。另外，他还部署了一个秘密网络，将信徒捐赠的珍贵藏品出售，并将钱款带出意大利。
（贾科莫·安东内利）
利奥十三世还发现，许多基层神职人员极度缺乏财务常识。这一切，导致他决定在财务问题上事事把关，亲力亲为。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偏好稳妥投资的利奥十三世，将大部分信徒捐款秘密投入到罗马的房地产市场中。他在房产市场大规模投机潮的早期阶段入场，吃到了巨大红利。
在此基础上，他对新成立的罗马银行进行大额投资，购买了罗马有轨电车系统的股份，控股了一家英国供水公司。
此外，利奥十三世还和房产泡沫破灭后上任的罗马银行新总裁厄内斯托·帕西利成了极亲近的朋友。
（厄内斯托·帕西利）
当时梵蒂冈和意大利政府的关系依然紧张，人脉广博的帕西利于是成了这两方的非官方中间人，起到了极大的调解作用。
利奥十三世一直没有放弃完全恢复教皇国的天真幻想，屡遭挫折也毫不气馁。帕西利见状，便劝告教皇，说教会的力量不在于世俗外交，而在其财政的独立性，及随之而来的权力。
在帕西利的影响下，教皇开始对银行、建筑公司、公共事业公司进行投资，开通了全意大利范围的农民联盟、工人工会、粮食合作社，以帮助意大利的穷困工人和农民。截至20世纪初，梵蒂冈已在意大利各地开设了44家小型天主教银行。
不过，利奥十三世的财政观念虽然很开放，但他的政治路线却是极端保守乃至反动的。他反对政教分离，反对天主教的现代化运动，即便在他的支持者看来，他的某些想法都太脱离时代了。
（利奥十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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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十三世于1903年逝世。经过十轮投票后，新教皇庇护十世当选。
（庇护十世）
庇护十世是史上第一位出身普通工人阶级家庭的教皇。他极端保守、性格谦逊、纪律性强，且作风朴实，与以往过着奢靡生活的教皇们形成鲜明对比。
庇护十世是很想做出实绩的。他一开始便向梵蒂冈冗余庞大的官僚机构开刀，下令将37个部门减少至19个。但教廷的建制派并不把他当回事。
两方力量较劲的结果是，梵蒂冈的机构设置只换了个形式，实质丝毫未变。
庇护十世对天主教现代化运动的反对措施，也流露陈腐之气，但这反倒令那些同样保守的极端派教徒很欣赏。媒体每报道一次教皇和美、英、法等国家的领导人发生言语冲突的新闻，教会收到的教徒捐款就会创新高。
（庇护十世）
在充裕的现金支持下，庇护十世购买了许多地产项目，使梵蒂冈的资产规模增加了一倍。由于精简机构不成功，庇护十世索性又买了三座罗马宫殿，为教廷提供更宽敞的办公空间。
为抵抗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庇护十世一直努力提高教会的政治影响力。1908年的地震发生后，教会在灾后救援方面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教皇还破天荒地解除了教徒不可竞选公职的禁令，效果立竿见影，1904年、1909年、1913年均有天主教徒当选意大利国会议员。
庇护十世还和意大利政府达成允许教会不受限地买卖财产的协议。从此，教会再也不用通过“白手套”代持资产了。
这一改变，也使得帕西利这样的金融家的作用越发突出。庇护十世和帕西利维持了继承自上一任的良好关系，到了1913年，梵蒂冈一半的收入来自其在罗马银行的巨额股份的利息。
在帕西利的指导下，梵蒂冈的投资遍布意大利、法国、瑞士、德国、西班牙等国，教会也给了他相当大的权限。
例如，教皇对当时新兴的电影技术很抵触，但当帕西利这个当时意大利唯一的电影制片人要求他们拿出一部分资金投资在电影行业时，教会无人反对。
但这段合作关系，在1911年意大利发动侵略利比亚的殖民战争后画上句号。帕西利代表罗马银行，要求教皇公开表达对这场战争的支持，但庇护十世坚定地拒绝了他。而帕西利随后的百般游说，更是把二人的关系降到冰点。
庇护十世直到1914去世时，都一直没有原谅帕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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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笃十五世继任教皇之位时，没赶上好时候。
（本笃十五世）
那时正逢一战炮火喧天，直接导致来自欧洲各国的教徒捐款骤降；由于和帕西利闹僵，教会没有靠谱的财务顾问；恶性通货膨胀，使得里拉的购买力大幅下降；本笃十五世本人挥霍无度......
如此种种，导致本笃十五世上任一年后，教会连神职人员的薪水都付不出来。
本笃十五世不仅不擅理财，在政治领域也表现不佳。他私下兜售战争贷款，为意大利筹集资金，购买了大量的奥地利股票（这一决定后来给教会造成巨大损失），还把罗马的一处不动产租给为德国提供武器的制造商。
1917年，即战争爆发的第三年，本笃十五世发表了一篇和平计划，试图以此成为战争的和平调解员，结果遭到各方耻笑，进一步削弱了教会的影响力。1919年，同盟国拒绝让梵蒂冈派人参加巴黎和会，本笃十五世的外交影响力降到最低点。
战争结束后，本笃十五世领导下的教会已经损失了近6000万里拉，约占其总资产的40%。
1922年1月，本笃十五世因流感并发症意外身亡。他的葬礼举办费用，是教会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借的。
经过14轮投票后，新教皇庇护十一世诞生。
（庇护十一世）
他上任后立即开展内部财务审计，推行了一系列降低运营成本的措施，并任命他的长期女仆琳达夫人管理梵蒂冈庞大的内政系统，使其成为史上第一个在梵蒂冈工作生活的女人。
庇护十一世需要处理的烂摊子，远不止财务问题。
1922年上台的墨索里尼，在政治立场上与教皇可谓针尖对麦芒，但由于意大利98%的民众都是天主教徒，他选择谨慎地与教廷维持暂时和平状态。
教廷也选择了相同的应对策略。他们别无选择。
1928年，庇护十一世上任伊始便开展的审计工作，历经六年终于完成，并得出一个其实所有人已心中有数的结论：梵蒂冈是真的没钱了。
庇护十一世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但他走错了方向。他没有放宽针对教会的繁琐财务限制，反而把幻想寄托在墨索里尼身上。
（墨索里尼）
真正起到作用的是教廷的美国分部。由于大量欧洲移民的到来，使得美国的天主教徒数量迅速增加，再加上美国很早就进行了天主教的现代化改造，因此天主教在当地的发展相当蓬勃。
梵蒂冈以抵押贷款的形式，从美国借来300万里拉。作为回报，庇护十一世在接下来几年里，向一百多个美国公民授予教廷最高荣誉。
也正是从美国借来的这笔钱，使梵蒂冈得以从沉重的财务负担中解脱，有精力考虑政治事宜。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谈判，1929年2月11日，梵蒂冈与法西斯意大利签订《拉特兰条约》。条约内容由三部分组成：政治条约、关系协议、金融公约。
根据政治条约，梵蒂冈成为独立国家，教皇相当于世俗君主，但被赋予了神权。意大利政府承认教堂婚姻的有效性，公立学校必须接受天主教宗教教育。
根据关系协议，天主教是法西斯意大利的唯一宗教，共济会被取缔，私人家庭福音会议被禁止，新教圣经被禁止，所有教会节日都是国家假日，牧师无需履行服兵役和陪审的义务。
根据金融公约，教会享有免税待遇。作为签约条约的补偿，教会得到一笔巨额和解款（约合现在的13亿美元），占当时意大利全年政府预算的三分之一。梵蒂冈本想让意大利再加价，但发现确实已经榨不出更多油水，于是改为要求意大利支付25000名教区牧师的薪水。
《拉特兰条约》使墨索里尼在信奉天主教的民众心中地位有了极大提升，一个月后的全国选举中，国家法西斯党赢得了98%的议会席位。
而教会得到这笔史无前例的巨额财富后，却很苦恼，因为庇护十一世没有靠谱的财务顾问。经过多番打探，他觅得人选：伯纳迪诺·诺加拉。
（伯纳迪诺·诺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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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加拉是名校毕业的天主教徒，在意大利银行有过辉煌的工作成绩。另外，他通过以往的工作经历认识了墨索里尼，因此顺利通过了意大利方面的入职审核。
庇护十一世对诺加拉的重视，可从他为其提供的待遇窥见一斑。他为诺加拉成立了名为罗马教廷特别行政部的新部门，该部门全权负责巨额和解金的使用方式，连红衣主教都无权干涉。
诺加拉只向教皇汇报工作，而他提交给教皇的年度报告只有教皇本人可以看到。他平日住在毗邻教皇私宅的总督宫内的庞大公寓里。
教廷的建制派对这个地位优越的新人自然心有不满，但诺加拉也不是吃素的，他在竞争激烈的意大利银行打滚多年，人事斗争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
他迅速雇佣了几个老同事，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还令他们的理财工作更加神秘低调，与教廷其他工作区块彻底分离。
诺加拉还管到了建制派头上。他要求梵蒂冈每个部门准备年度预算，并发布每月的收支报表。这些事对普通企业来说司空见惯，但对梵蒂冈来说实属新奇。
诺加拉真正的大动作在后面。他把梵蒂冈原本集中于罗马银行和债券上的投资，扩大到瑞士、法国及其他意大利银行，还投资于匈牙利及德国的重工业中。
在庇护十一世的授意下，诺加拉还掀起了梵蒂冈最大的建筑热潮。通过不断的盖楼，教廷有了自己的邮局、电报局、火车站、发电厂、印刷厂、广播电台、贵宾接待处、博物馆、画廊、图书馆，以及由车库、商店和工厂组成的工业区。
随之兴旺的，还有人员。在签订《拉特兰条约》后的两年里，教廷增加了五百多个新职位。
诺加拉没有投资美国股市，但30年代初的美国大萧条波及全球，梵蒂冈也没有躲过。教徒捐款锐减，梵蒂冈在欧洲各地的资产不断贬值，发往全球的贷款无法收回......
到1933年底，也就是大萧条形势最严峻的时期，梵蒂冈的经济损失超过了1亿里拉。74家天主教社区银行倒闭，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损失了总计超过10亿里拉的存款。
为应对危机，诺加拉在短短几个月里给梵蒂冈储备了价值400万美元的金条，并大举投资英国、法国、瑞士因大萧条影响价格暴跌的优质房产。
诺加拉还非常先锋地使用了套利手段，通过倒卖不同国家的政府债券，从中价格波动中获利。
不过，这种金融手段对教廷来说太激进了。诺加拉于是在欧洲各国注册了不同的公司，以层层嵌套的方式秘密持有教廷的资产。
大萧条引发了意大利的信贷危机，许多银行的股价受到重创，教会损失惨重。诺加拉联合其他银行家和商人，组建了一支团队，游说墨索里尼建立一个名叫工业重建研究所（简称IRI）的政府机构，其作用就是给这些银行兜底。
IRI成立后，诺加拉说服其允许梵蒂冈赎回其在银行的部分股份，使教会避免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并将债务转移给了意大利财政部。
他还通过内部消息，以不到四分之一的价格，购买了意大利的重要天然气公司“意大利天然气”的多数股份。这笔交易后来成了教廷最赚钱的投资之一。
在动荡时期，诺加拉无疑是稳定教廷财政的大功臣。但他同时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
随着金融危机缓和，梵蒂冈和墨索里尼彻底交织在了一起，进而，使教廷与纳粹德国产生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