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命运，向来是坎坷多舛的，自元代以来，民间就一直有着九儒十丐的说法。
即使到了几十年前的特殊时期，读书人仍旧是摘不了“臭老九不如狗”的帽子。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历代读书人沦为社会底层，我们还要从“九儒十丐”一词的原文说起。
“九儒十丐”一词原出于南宋遗民英雄郑思肖的《铁函心史·大义略叙》一文。
文中如此写道：“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
鞑法即是蒙元统治者所既定的等级制度，在这套体系中，儒生的地位名列第九，仅次于丐，毫无疑问，在当时，儒生的地位是低等下贱的。
后有学者指出，这套说法并非是蒙元统治者的官方声明，仅仅是民间“滑稽之雄”的戏言。
然而，无论是官方声明还是民间戏言，元朝歧视读书人的相关政策与实情是毋庸置疑的。
元朝初年，适逢孛儿只斤氏方方取得天下，既是建立王朝那么肯定是需要搬出一套治世之法的。
对于读书人，尤其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南方汉族人士，孛儿只斤氏的态度是全盘否定。
在他的眼中读书人是个既没有用处，还时不时来捣一下乱的群体。
于是乎，孛儿只斤氏将此类人等一并划为异类，弃之于娼丐之间。
当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位的愈发稳固，元朝统治者也发现这群“捣蛋精”还是自有其用的。
他们从西域诸儒处得知，孔子教化的本质是服务封建王朝的统治。
要想着这王位坐久些时日，靠飞机大炮可以，但靠铁骑刀马那是决然不行的。
所以说，治国还得从上层建筑下手，文武兼施，也因此儒生的地位终归稍微有所改善。
到了清代，读书人的地位水涨船高。
即使是康雍乾这仨位文字狱高手皇帝，对于那些愿作顺毛驴的大多数儒生还是网开一面，给够了出路的。
同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爱新觉罗氏远比孛儿只斤一家子懂得爱惜儒生的道理。
然而在多数人脑海之中，那根深蒂固的九儒十丐观念仍余音绕梁。
在清代咸同年间就有这么一个叫黄钧宰的诗文家说过这么一句话：“若伶官沙的等授平章，宜乎九儒仅居十丐上也。”
这句话是怎么个意思呢？
大抵是说，如果这个叫沙的的伶官戏子都能当个平章（约等于部长级干部），那这个官的地位也就仅仅能管管乞丐了。
到了民国时期，文人意识逐渐觉醒，所谓的“九儒十丐”观念自然也就烟消云散。
但是，读书人穷酸的状态未变分毫。
抗战时期，国统区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里的水深火热说法略显夸张，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烧不起柴火的。
时人有俚语传说：知识分子“薪水低于舆台”。
“舆台”本是古代奴隶的名目，后泛指壮工一类从事艰苦体力劳动的人民。
在彼时，劳动人民的薪资可不比现今，即使是纯体力的小工每日都能有100往上的收入。
那时的苦力，个个都是点把火就能造反的主，其薪资待遇可见一斑。
如此想来，知识分子的温饱在那个时代必定是个棘手的难题。
作为大中学生的小知识分子更是夹缝生存。
当世之时，叫苦不迭的国民党士兵统称“丘八”，而这些大中学生则一并叫做“丘九”，按元朝人的话来说，那真可谓是“八兵九儒”。
陈寅恪先生曾愤笔题诗，对民生凋敝，儒者困顿的社会境况做出强烈抨击：“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
奈何不仅仅是当时政府不给活路，日军亦要赶尽杀绝。
日军在对待中国知识分子的策略上，和蒙元贵族是异曲同工的。
但相较蒙元统治，日军在具体方式上则显得更为刻毒严厉，因为在日寇眼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尤为强烈，从骨子里就不是爱当顺民的料，故而必须要施以最强烈的迫害。
这点，老舍先生曾在自己的短篇小说《恋》中 写实的记录过。
现实中的类似片段更是屡见不鲜，著名作家孙犁和王元华都曾遭遇过日军的“抑化”追捕，为了防止被迫害，他们不得不亲手丢掉自己所心爱的藏书与收集，将证明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证据全权销毁。
当然，有一点还是要承认，日军之所以对知识分子如此重视，其原因和之前几种是截然相反的。
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的轻文现象，期间原因或有巧合但总有相似。
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规律耐人寻味。
俱往矣，当今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然挺起腰杆，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社会地位。
这回我们再不必担忧成为那“万年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