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7日下午，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其因“毫不妥协且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而获奖。
那么古尔纳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为何会因难民主题而获奖？在接下来诺贝尔奖的官方说明中，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
图/获奖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古尔纳出生于1948年，在印度洋的桑给巴尔岛长大，并在19世纪60年代末以难民的身份抵达英国。
1963年12月，桑给巴尔从英国殖民统治中和平解放出来后，经历了一场革命。在阿贝德·卡鲁姆总统的政权下，这场革命导致了一场针对阿拉伯裔公民的迫害和大屠杀，而不幸的是古尔纳是被迫害群体中的一员。
1968年，在完成学业后被迫离开家乡——逃离当时刚刚成立的坦桑尼亚共和国，当时他仅有18岁。直到1984年，他才有机会回到桑给巴尔，在父亲去世前不久，父子才再次见到对方。
退休之前，古尔纳一直是英国坎特伯雷肯特大学英语和后殖民文学教授，主要关注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恩古齐·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和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等作家和作品。
古尔纳发表了十部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难民”主题贯穿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他在21岁时开始流亡时就用英语写作。
尽管斯瓦希里语是他母语，但英语也成为他文学创作最主要的语言。他说，“在桑给巴尔，他几乎无法找到斯瓦希里语文学，而他最早的作品严格来说不能算作文学”。
阿拉伯和波斯诗歌，特别是《阿拉伯之夜》、《古兰经》是他早期重要的创作源泉。但英语文学，从莎士比亚到维·苏·奈保尔(V.S.Naipaul) ，对他而言则显得意义非凡。尽管如此，必须强调的是，他的作品有意识地打破常规，颠覆了殖民观点，以突出当地突出土著人的视角。
因此，他的小说《遗弃》(Desertion,2005)中讲述的一段爱情，与他所谓的“帝国罗曼史”形成了鲜明的矛盾。在“帝国罗曼史”中，在那里，一个传统的欧洲英雄从国外的浪漫之旅中归来，故事在此基础上达到了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结局。在古纳尔的心中，故事继续在非洲的土地上上演着，远没有结束。
古尔纳的作品全部是在他流亡时期创作，而作品的内容与他离开的地方息息相关，这就意味着记忆对他作品的渊源有着至关重要的重要。
他的处女作《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1987)写于1987年，讲述的是一场失败的起义，将人们带到了非洲大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主人公试图摆脱沿海地区的社会困境，希望得到内罗毕一位富有叔叔的庇护。但事与愿违的是，他被羞辱并回到了破碎的家庭，不得不面对酗酒暴力的父亲和被迫卖淫的妹妹。
古尔纳经常精心构建叙述来引出一个来之不易的洞见，其第三部小说《多蒂》(Dottie, 1990)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有着移民背景的黑人女性，在20世纪50年代充满种族歧视的英格兰的恶劣条件下成长。由于她母亲的沉默，而使得她与自己的家族历史失去联系。
与此同时，她在英国这个出生和成长的国家中却感到一种漂泊感。女主人公试图通过书籍和故事创造自己的空间和身份；读书让她有了重塑自我的机会。尤其是名字的变化在这部小说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展现了古尔纳深深的同情心和心理上的机敏，完全没有多愁善感。
古尔纳小说对难民经历的处理中，重点是身份和自我形象，这在《赞美的沉默》(Admiring Silence,1996)和《海边》(By the Sea,2001)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两本第一人称小说中，“沉默”是难民保护自己身份不受种族主义和偏见影响的策略，也是避免过去和现在发生冲突，产生失望和灾难性自我欺骗的手段。
古尔纳对真理的执着和对简单化的刻画十分厌恶。这使他变得黯淡而不妥协，同时他以极大的同情和坚定的信念追随个人的命运。
他的小说回避了刻板的描述，打开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东非，这是世界上许多人所不熟悉的地方。在古尔纳的文学世界里，一切都在变化——记忆、名字、身份。
这可能是因为他的作品在任何确定的意义上都无法完成。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有一种由知识激情驱动的无止尽的探索欲。如今，在《来世》(2020)中，这样的探索同样突出，就像他在21岁时开始写作一样。
文/白墨
编/江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