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上午十时许,江宁府的校场上总督阅射进行完毕。每月的二十五日,都是两江总督马新贻亲临校场阅射的日子,因昨日下雨故阅射的时间推迟一天,改到了二十六日。

阅射结束后,马新贻由侍卫簇拥着箭道步行回府,走到半路时,忽然有人大喊着“大帅伸冤”从道旁冲到了剑道上跪了下来,拦住了马新贻的去路。侍卫们冲上前去想赶走来人,被马新贻制止。马新贻健步走向来人,准备盘问究竟,就在此时,猝不及防的一幕发生了。来人突然抽出短刀向马新贻胸口刺去。马新贻毫无防备,当下便被刺穿胸口,仆倒在地。突如其来的状况发生在瞬息之间,让一旁的侍卫根本来不及反应,等他们反应过来,立刻一拥而上,夺走刺客手中的短刀,将刺客扭倒在地。而此刻的马新贻,已满身鲜血,不省人事。

次日正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他的官邸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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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京师,紫禁城内的慈禧大为震怒,立刻钦点漕运总督张之万作为钦差大臣赴江宁会审。按理说,刺客当场被擒,想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应该并不是什么难事。然而朝廷一再督促彻查此案,张之万也查了五个多月,依然没什么结果。对张之万寄予厚望的慈溪大失所望,连下三道谕旨严加训斥张之万。

为了平息慈禧的怒气,张之万匆匆上了一道结案报告。正是这份报告让原本迷雾重重的案件更加扑朔迷离。据刺客交代,他叫张汶祥,河南河阳人。他之所以刺杀马新贻,动机有三点。一是有人霸占了张汶祥的妻子和钱财,张汶祥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报案,但马新贻拒绝受理此案,气急之下,张汶祥只好逼妻子自尽。刺杀的第二个动机则是说马新贻有一些海盗朋友被马新贻捕杀。此外,马新贻明令禁止私自经营典当行,断了张汶祥的财路。 张汶祥人财两空,加上之前的恩怨,于是迁怒马新贻,决定行刺,和他同归于尽。

慈禧太后

这封报告反复强调张汶祥的刺杀行为纯粹是个人行为,没有人指使,反而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让多疑的慈禧更加疑窦丛生。此外,报告中关于张汶祥刺杀的动机完全站不住脚。张汶祥被人夺取了妻子和钱财,为何不去杀那个夺走他妻子钱财的仇人,反而去杀一个不受理案子的官员呢?于情于理,这都很难说得通。

慈禧对张之万彻底失去耐心和信任。她本来想着张之万是京官,和当地官员没什么瓜葛,派他去审理此案再合适不过。可是张之万辜负她对他的信任,她更加觉得马新贻遇刺这件事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两江总督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如此级别的朝廷重臣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杀,死的不明不白,这让朝廷的脸面往哪搁?更何况马新贻是她亲自选定派往两江的心腹,负有特殊的职责,自己的人在大清朝的国土上被人刺杀,张之万查了五个月都没查明白,这分明是在打她的脸,无论如何慈禧都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思虑良久,慈禧决定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接替张之万赶赴江宁再次审理刺马案。

郑敦谨接到慈禧的旨意后,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往江宁。到达金陵城后,郑敦谨不顾旅途疲劳,立刻召集了南京的大小官员一起讯问案情,这其中就包括接替马新贻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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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曾国藩早早地便接到了慈禧的旨意,接任两江总督职务,同时弄清楚刺马案的缘由。可他接到旨意后便未立刻起行,而是称病数月在家休养,直到慈禧第二次催促,他才不慌不忙的来到江宁。来到江宁后,他也不忙着文案,而是每日翻看纪晓岚的志怪小说,悠闲度日。直到郑敦谨抵金陵后,他才开始调阅案卷。

南京的一众大小官员悉数到场,先后参与审讯的官员们依次向郑敦谨禀报案情,所言之事几乎都和张之万报告的内容如出一辙。再细问下去,所有参与审讯的大小官员则言语闪烁,似有难言之隐一般。郑敦谨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便决定亲自审讯刺客张汶祥。

刺客张汶祥被带到大堂上,郑敦谨开始了审讯。张汶祥对刺杀一事供认不讳,对其他问题则闪避不答。对于最关键的刺杀动机,张汶祥坚称是自己气愤之下,一人所为,没有幕后主使。审讯陷入僵局, 毫无进展,只得草草收场。而令人奇怪的是,同样作为主审的曾国藩,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一言不发,对审讯的内容漠不关心,仿佛这件事和自己没有关系一般。

次日早晨,郑敦谨来到了刺杀现场,陪同前来的还有马新贻的护卫方秉仁。刺杀发生时,方秉仁离马新贻最近,亲眼目睹了整个刺杀事件的发生。他向马新贻详细描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同时也说出了刺杀过程中的一个细节。整个刺杀过程中,刺客动作娴熟迅速,显然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但令人奇怪的是,刺客得手之后并没有逃走的打算,侍卫将他控制的过程中,张汶祥也没有任何反抗,只是不停的大喊道“刺客就是我张汶祥”、“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之类的话。

张汶祥的反常举动到底意味着什么?“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到底又是谁养的兵?所有的一切如一团乱麻扰的郑敦谨心烦意乱。而恰在此时,关于马新贻渔色负友的故事在坊间流传,一时间流言纷纷。

说是咸丰年间,张汶祥和他的朋友曹二虎参加了捻军,一次和清军的作战过程中,他们抓住了一名清军将领,此人正是马新贻。张汶祥、曹二虎二人本就有投降清军的打算,于是便偷偷放走了马新贻,并且和他结为兄弟,一起为清军效力,镇压太平军。兄弟三人南征北战,立了无数功,马新贻也扶摇直上,成了清廷的高级官员。

曹二虎有个很漂亮的妻子,马新贻一直对她念念不忘,便起了歹心,想要害死曹二虎和张汶祥,霸占曹二虎的妻子。这事被张汶祥知道了,便立刻找到曹二虎,将这事告诉了他。就在二人商量对策的时候,马新贻抢先下手,将曹二虎杀死,张汶祥则逃脱了。

张汶祥逃脱之后,发誓一定要给曹二虎报仇,便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准备刺杀马新贻。

马新贻死后,他的小妾在家中上吊自杀,有人便趁机符合传言,上吊的小妾正是马新贻的结拜兄弟曹二虎的妻子。传言传的言之凿凿,一时间大街小巷传的沸沸扬扬,茶楼酒肆中也全是关于刺马案的唱段。

喜欢看电影的朋友看到这个故事可能会觉得很熟悉,没错,由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主演的电影《投名状》正是根据这一故事改编的。

投名状剧照

正当马新贻渔色负友的传闻愈演愈烈之时,马新贻的儿子马毓桢找到了郑敦谨。

父亲死的不明不白,死后还要蒙受不白之冤,令马毓桢愤恨难平。马毓桢称传言漏洞百出,毫无根据可言。传言说马新贻和曹二虎、张汶祥在安徽结为兄弟,其实早在同治四年,马新贻已经升任为浙江巡抚,人根本不在安徽。至于传言中提到的那个小妾,更是无稽之谈。马新贻只有两房侍妾,均已年过四旬,服侍马新贻长达二十多年,根本不存在什么年轻貌美的小妾。

可当郑敦谨问马毓桢对幕后主使有何看法时,马毓桢面有难色,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一般。在郑敦谨的一再追问下,马毓桢终于说出了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

原来,马新贻在临终之时,反复叮嘱家人,千万不要赴京告状,一定要忍气吞声,方可自保。在给朝廷的遗疏中,他只是对自己不能再给朝廷效力深感遗憾,对追查凶手一事只字未提。种种迹象表明,马新贻很有可能知道刺杀自己的幕后主使是谁。而他一再要求家人放弃追查凶手,说明他对凶手存在着深深的忌惮。

马新贻

那么什么样的势力能让马新贻如此忌惮呢?马毓桢提到的另一件事让郑敦谨更加坚定了之前在他心里隐约有感觉但又没有勇气说出来的秘密。

同治六年,马新贻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按照惯例,马新贻上奏请求进京陛见请训。同治七年,马新贻进京陛见。慈禧太后先后十余次召见马新贻,最后一次是在慈禧的住处养心殿。

这次召见马毓桢印象深刻,他陪同父亲一起进宫,马新贻进殿面见慈禧,马毓桢在外等候。

刚升了官,又得到太后赏识,马新贻很是高兴,意气风发的进了养心殿。但等到他从养心殿出来时,马毓桢惊恐的发现,马新贻好像变了个人一样。时值六月,马新贻出了一身的汗,将朝服都浸湿了。并且神色慌张,面露惊恐,一改先前意气风发之态。

这次见了慈禧之后,马新贻请了二十天的假,匆匆离京回乡祭祖。假期期满后,马新贻遵制启程赴任闽浙总督。刚到济宁,新的任命便来了。

两江总督著马新贻调补,毋庸来京请训。钦此。

两江总督总管江苏(含今日上海)、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马新贻的前任是湘军的创始人曾国藩,八年前,曾国藩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的职务后,湘军便迅速发展,没过几年便彻底消灭了太平天国,曾国藩也一跃成为挽救大清朝的英雄人物。

太平天国灭亡后,号称三十万的湘军一直是慈禧眼中的一根刺。尽管曾国藩一再向朝廷表示自己忠贞不二的决心,并且亲手将自己创建的湘军裁撤,但由他来坐镇江南,慈禧始终是寝食难安。在经过了四年的蛰伏之后,慈禧终于出手了。

同治七年(1868年),一道谕旨突然下达,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由马新贻接替。

直隶总督是疆臣之首,地位自然在两江总督之上。表面上看曾国藩确实升了官,但其实这里面慈禧的意图昭然若揭。曾国藩在两江经营多年,湘军虽然番号遭到裁撤,但气势还在,实力还在。湘军的势力范围遍布两江的各个政治军事机构。此外,两江地区富甲天下,清朝每年的税收三分之一来自这里,曾国藩在这里是如鱼得水,权势滔天。而直隶总督虽为疆臣之首,但靠近京师,在天子脚下做事,难免诸多掣肘。慈禧的意图很明显,曾国藩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万一哪一天他有了异心,振臂高呼必然一呼百应,靠着湘军的势力和两江的财富,想建立起一支和清廷分庭抗礼的势力是易如反掌的事。她必须将他调离他的大本营,放在自己眼皮底下,这样她才能安心。

马新贻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所面对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庞大的政治势力,这一势力在两江地区盘根错节,隐在暗处观察着自己,稍不留神,自己便会跌入万劫不复之中。他没有选择,他肩负慈禧的使命,必须竭力去消除湘军在两江地区的影响,事实上,这无异于飞蛾扑火,但生性好强的他从来不服输,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在这场斗争中,他得罪了很多人,想要置他于死地的大有人在。据传,马新贻到任后不久,便收到了一封密信,信纸上并无一字,只画了一幅画——一匹死马。

敢以如此手段赤裸裸地威胁两江总督,其背后必然有很强的靠山。很多人猜测,其很可能来自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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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名状剧照

目标锁定了湘军,那么到底又是湘军中的什么人所为呢?会是湘军的领军人物曾国藩吗?

事实上,很多人都认为,马新贻遇刺一事,正是在曾国藩的授意下进行的。而被曾国藩委派刺杀马新贻的,则是江苏巡抚丁日昌。

丁日昌之所以被怀疑是因为他和马新贻之间有矛盾。丁日昌的儿子和侄子犯了法,丁日昌将二人藏在自己家中,百般阻挠地方政府办案。马新贻知道后,一纸奏疏上奏朝廷,要求朝廷严惩丁日昌。就在等待朝廷回复之时,马新贻遇刺了。而由丁日昌联想到曾国藩,是因为丁日昌在刺马案前夕,收到一封密令,收到这封密令后他立刻离开苏州赶赴天津。刺马案发生的前一天,丁日昌抵达天津,随即便与曾国藩密谈良久。

这么多线索都指向曾国藩,难道都是巧合吗?一时间怀疑曾国藩指使刺杀了马新贻的流言甚嚣尘上,但郑敦谨却并不为所动。他认为刺马案是曾国藩授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是刺马案发生的前夕,曾国藩正深陷天津教案的漩涡之中。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因怀疑法国传教士在天津开设的育婴堂杀死婴儿数十名,数千名聚集到法国教堂示威。示威的过程中爆发冲突,法国领事丰大业开枪击伤天津知县随从,随即冲突升级。愤怒的群众将丰大业及其随从杀死,之后又杀死了数十名法国传教人员、侨民及中国教众。

事件发生以后,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且调集军舰驻扎在在渤海和天津沿线,威胁清政府如果不妥善处理此事将再次从大沽口登陆兵临北京城下。

慈禧委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处理此事。

此时的曾国藩正饱受病痛的折磨。似乎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临行前,他给自己订了棺材,并细心地向家人交代了自己的后事。

来到天津以后,曾国藩对此事展开了调查。他发现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在法国的强烈要求下,最终决定将杀害洋人的首犯16人处死,充军流放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9万两白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曾国藩的处理结果一经上报朝廷,立刻引来了文武百官和舆论的强烈不满。慈禧为了平息汹汹民意同时又不得罪洋人,刻意删除了曾国藩奏章中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将曾国藩推到舆论的风口做了替罪羔羊。于是一时间,曾国藩受尽众人唾弃,被强加上卖国贼的称号,“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 湖南人甚至要求削去曾国藩的湖南籍贯。

马新贻被刺杀之时,曾国藩正处在焦头烂额之际,加上自身饱受病痛困扰,情绪沮丧,早已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连遗嘱和后事都准备好了,又怎么会有心思和精力去处心积虑地杀害马新贻呢?

不仅如此,据郑敦谨朝廷的亲信密报,丁日昌之所以匆匆赶赴天津,是因为收到了朝廷的密令。当时曾国藩处理教案不利,于是朝廷选中了有洋务能人之称的丁日昌赴天津协助曾国藩处理此事。他们密谈数日,协商的内容正是如何处理教案。

案情一时间陷入了僵局,眼看着似乎有眉目了,又突然陷入了另一个漩涡之中。

正当郑敦谨愁眉不展之际,江宁营务处总管袁保庆找上门来,他向郑敦谨提供了一个线索,这个线索让原本迷雾重重的案情再次变得复杂起来。

原来天津教案发生之后,英法等多国纠集军舰在天津附近海域游弋,以武力向清政府施压。在这种情况下,有大臣向朝廷上奏,建议立刻调兵在京畿和海口布防,以防洋人突然袭击。为了保证江苏上海的安全,首要的任务就是整顿湘军控制的长江水师。

这份奏折颇合慈禧的心意,她早就想将长江水师的控制权从湘军手中夺过来,却苦于找不到机会,此时借机整顿长江水师,既能将长江水师的控制权从湘军手中夺回来,又能加强长江的防务,何乐为不为?于是她立刻命马新贻以布防的名义整顿湘军水师。

长江水师的控制权一直由水师提督黄翼升掌控。黄翼升此人过于宽厚,驭军不严。长江水师在他的手中风气日渐败坏,军纪不严,操练松懈。部分官兵甚至公然抢掠,为害一方。朝廷对此多有怨言,但奈何湘军势大,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时机下手。

黄翼升清楚朝廷明着是要整顿长江布防,实则是要对付自己。另外长江上巨大的经济利益是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轻易放手的。此刻马新贻想要夺取自己的指挥权,他说什么也不可能答应。于是两人矛盾激化,马新贻费尽心思想要从黄翼升手中夺取长江水师的指挥权,黄翼升也在思考着对策对付马新贻。

六月二十八日,慈禧再发上谕,要求马新贻迅速调动长江水师后不久,他遇刺了。

如此,事情的脉络逐渐清晰了起来。刺马案即便不是黄翼升所为,也肯定是湘军中的某个势力暗中策划的。马新贻任两江总督两年,大力裁撤湘军,被裁撤的湘军大部分并未回湘,而是参加了当地的黑帮势力,到处游荡掳掠,成为当地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对这些散兵游勇非常严厉, 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这些人对马新贻恨之入骨。

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刺马一案,曾国藩也许不是主谋,但曾国藩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关系。如果事情被查得水落石出,那么曾国藩必然会受到牵连。一旦朝廷下令处理曾国藩,势力庞大的湘军会不会抱团来对抗朝廷呢?又或者,这个庞大的势力会不会允许让真相浮出水面呢?如果再继续追查下去,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马新贻呢?

所有的一切都犹未可知。郑敦谨越想越心烦意乱。

恰在此时,江宁将军魁玉的到来验证了他的猜想。魁玉向他透露了一个惊人的内幕。原来马新贻遇刺后,他第一时间将此事奏报朝廷。朝廷立刻就此事连下四道谕旨,其中的三道是公开发布的,只有一道是以密旨的方式发给了安徽巡抚英翰。密旨的内容是要求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

英翰是满人,不属于湘军一系,可以说,是朝廷在两江唯一能够信任的实权人物。 很显然,秘密交代英翰加强防务,就是预防可能的兵变。

马新贻一遇刺,朝廷立刻就想到预防两江兵变,很显然,从一开始湘军就被列为怀疑的头号目标。既然如此,那又为何让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呢?

对于朝廷而言,马新贻遇刺已成事实,当务之急是稳定两江地区的形势,而不是捉拿凶手。那么谁能稳定两江地区的局势呢?答案只能是曾国藩。

湘军虽然遭到裁撤,但势力依然根深蒂固,连朝廷都很难撼动,即便是知道马新贻之死与湘军有关,朝廷也未必有决心和湘军撕破脸皮,同湘军彻底决裂。毕竟马新贻一人的性命,与大清江山的稳定实在是微不足道。自己如果再执意追查下去,万一激起湘军兵变,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想明白了这一点,郑敦谨浑身发冷。此时自己的处境何尝不是和当初的马新贻一样。深陷两大政治势力斗争的漩涡之中,一不小心便会被绞得粉身碎骨。真相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平息这深藏在这水面之下的暗流汹涌。

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刚过,紫禁城中的慈禧收到了郑敦谨的结案报告。这份结案报告沿用了张之万之前的结论,张汶祥的行刺行为完全是个人行为,与他人无关。奏章的最后一句话颇值得玩味。郑敦谨写道:“该犯供词,尙属可信”。在他之前,张之万的结案报告中同样用“尙属可信”结尾。

慈禧接受了这份报告,她下令将马新贻厚葬,将刺客张汶祥凌迟处死,并掏出他的心肝在马新贻的灵柩前致祭。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最终以这个小人物的悲惨结局收场。

投名状剧照

而这一切都和郑敦谨没有关系了。未等到张汶祥正法,郑敦谨便毅然离开了江宁。他没有回京,而是上疏声称自己得了重病,回乡养病去了。到底是不是真的生病了,只有他自己知道。

十几年后,郑敦谨在他的家乡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曾国藩在张汶祥被杀一年后死去。在他死后,两江总督之位一直把持在湘军一系手中,其他人丝毫不敢染指。近代军阀割据的源头由此开始。

参考

纪录片《暗藏玄机》——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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