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虎藏龙音韵学
丁启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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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在中国传统语言文字之学中与文字学、训诂学构成三足鼎立之势。由于语言文字学最初（周朝）是为教育孩童识字读书服务的，所以又称小学。随着时间的流逝，文献漫漶，上古时代语言文字中原本简单易懂的东西渐渐变得深奥难懂起来，研究它的“小学”也随之成为一门高深的学问，研究小学的人往往被称为大学者，国学大师；传授小学知识的机构通常设在大学里，于是形成了“在大学里教（念）小学”的局面。比起文字学和训诂学，音韵学更加难懂，学习者往往知难而退，以至于出现后继乏人的景象，成为冷门学科，号称“绝学”。
一般而言，人们在选择学科专业时多是趋热避冷的。天赋异禀、头脑灵活的优秀人才大多会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选择热门学科；冷僻学科如音韵学，则只有一些脑子秀逗、不识时务、不通世故的书呆子才会选它为自己学习的科目，研究的领域，从事的专业。
但是，只要对音韵学的历史和音韵学家的情况稍微作了解，就会发现，事实迥异乎此。古往今来的音韵学者中，不乏胸有大志之士，不乏博学多识之人，不乏天资颖异之辈。一言以蔽之，音韵学领域乃是藏龙卧虎之地！
明代的陈第（1540-1617），他关于语言文字因时而变、因地而异的理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是中国语言学史上难得的通透见识，相对于宋人用随意改变读音以使《诗经》韵脚字的读音显得和谐的“叶音说”，那叫拨乱反正，是认识上的质的飞跃，是合乎科学的观点。他的《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就是在这种正确认识指导下的实践。
陈第的两种著作，虽然只是罗列了许多上古读音不同于唐宋中古读音的例字，并没有归纳出一个完整的上古语音体系。但是，他的正确观念和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引领、启迪后学，意义非凡。四库全书编纂者对《毛诗古音考》有这样的评价：“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正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毫无疑问，陈第是我国音韵学史上富有开创性、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位学者。
但是，陈第并非书斋里皓首穷经式的学者。如果说汉代的班超是投笔从戎、出使西域、为西域回归做出重要贡献而流芳后世的，那么陈第则反之，他是脱下戎装，挂甲向学而成为音韵学家，名垂学术史的。陈第少年时天资聪颖，喜欢谈论用兵之道。戚继光到他家乡福建连山一带组织抗倭，陈第得到给戚继光出谋划策的机会，初步展露了他的军事才能。从军之后，受到名将谭纶、俞大猷、戚继光等的赏识与提拔，在边关屡建奇功，成为一名战功显赫的将领。但是，谭纶去世、戚继光罢官之后，边防颓废，加上他又触犯了地方大员（巡抚）。武将原本就地位不高的明朝，陈第没有了用武之地。从此他绝意仕进，离开军队，离开边关，离开仕途，研究起音韵学来。陈第的知音、大学者焦竑对陈第不做将军、做音韵学家后的生活、性情有如下生动的描述：“身为名将，手握重兵，一旦弃去之，瓶钵萧疏，野衲不若”；“贯穿驰骋，著书满家，其涉猎者广博矣。而语字画声音，至于茧丝牛毛争其猥细”。生活上简朴至极，做学问时心细如发，陈第将军的华丽转身令人惊叹！
汉代有班超投笔从戎的佳话，唐代诗人有书生不如军人的感叹，例如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祖咏的“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李贺的“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说明在古代国力最为强盛的汉唐两朝，走出书斋，立功边关都是读书人的理想，梦想。陈第以一代名将而转身从事音韵学的研究，这可以说明这门学问具有非凡的魅力。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1613-1682），出生于江南望族，但是命运多舛，改朝换代之际，多位亲人死伤，自己也曾被人构陷入狱，遭受国破家亡之痛。因此他曾混迹商旅多年，进行反清扶（复）明的艰苦斗争。早年主要在江浙一带活动，中年以后以北方地区为游历托身之所，定居陕西华阴县，到山海关、居庸关等古代军事要塞考察凭吊，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省。顾炎武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顾炎武《书杨彝万寿祺<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金庸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出现过顾炎武伟岸的身影——跟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会面商议反清大计。
从事文学（诗文）创作的同时，顾炎武也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今天可以考见的顾氏著作计50余种，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历代宅京记》《音学五书》《韵补正》《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乃至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精湛的研究，为清代学术开辟了众多门径。他的学术世界真是广大宽阔，气象万千。
无毋庸置疑，顾炎武是古今难得一见的大才，通才，既博学且专深。倘若生逢其时，风云际会，当有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作为。不过，有如清人赵翼《题元遗山集》诗句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国破家亡的惨痛遭遇也成就了顾炎武旨在济世致用的大学问。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圣贤都是发愤著书的。天下太平、生活富裕的小时代，大概也出不了顾炎武这样的大学者。
顾炎武学问广博，但音韵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顾炎武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以明音韵为治学根本。他提出由音韵文字而通经子百家的口号，“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顾氏《音学五书》是学习研究古音者必读之书。所谓《音学五书》包括《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是清代研究古音的一部重要著作。在陈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正确认识及《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列举古今音异字例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审核《诗经》一千九百余入韵字与《广韵》韵部比对，离析唐韵，重定古韵为十部，开清人科学研究古韵部之先河。顾炎武自述写作经历：“予纂辑此书几三十年（《音学五书·后序》作二十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
顾氏本人对《音学五书》也相当自负：“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实有望于后之作者焉’。”（《音学五书》自序）自比孔子删订《诗经》。
顾炎武如此钟情、重视音韵学，足以说明音韵学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非同寻常。
近代名家章炳麟（1869—1936），既是大学问家，也是革命家。以他为核心人物形成的“章黄学派”，堪称近代国学第一门派，弟子众多，影响深远。但是在他的弟子鲁迅看来，章炳麟的人生价值主要在于革命者这一方面。鲁迅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为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但革命是历史过程，瞬间即成永久，无法改写。鲁迅所言，道理在此。
章太炎是一个革命家，有着政治上的远大志向。但是，他并不因此小觑语言文字学，相反，他对这些远离政治的学问始终怀有浓厚的兴趣。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在年岁渐长革命热情消退之后，他都醉心其间，著书立说，广招弟子。其中跟音韵学研究有关的著作，有《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等，章氏提出的上古韵部另立队部和声母“娘日归泥”说，在音韵学界都有着不小的影响。
顾炎武和章太炎都是胸有兼济天下大情怀之人，做学问是他们退而求其次独善其身的事业。这样的人都把音韵学当作他们学术研究的重要科目，个中道理不言自明。
如今人们普遍有重理轻文的倾向，认为对于国计民生而言，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价值与意义要比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重大。但是，古今有几位大学者全然没有这种想法，他们都有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施展本领、取得重大成就的天赋与修养，但是，他们或者分出相当部分时间精力从事音韵学研究，或者干脆转而以音韵学研究为自己的学术主攻方向。
我要说的第一位是清代学者江永（1681-1762）。一生清贫、以在家乡一带教书为业的江永，他的学术研究涉猎之广博、钻研之专深、思虑之缜密、成就之巨大，非一般学者所能同日而语。作为徽派学术的开创者，他除了经学、语言文字学、乐律之外，在数学、天文、地理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与成就。用今天的学科分类法，他是非常出色的理科人才。但是，他显然并不以研究数学、天文、地理取得成就为满足，而把今天看来比较枯燥不切实用的音韵学当作他重要的学术领域，写出了《古韵标准》、《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在清代的古音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江永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多达39种260余卷。乾隆年间，清廷为了编纂《四库全书》，遴选天下论著之善者，优者。江永一人被四库馆采入的著作多达16种共166卷。其著作被四库全书编辑者评为“考证精核”，“持义多允，非深於古义者不能也”。
第二位是当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语言学家赵元任（892-1982）。赵元任是一个有趣的人，从小喜欢学说各地方言，先后学会说保定话、北京话、天津话、常州话、南京话、苏州话，后来因为调查方言又学过长沙话、厦门话等。
出国留学，又掌握了英语、德语、法语等外国语言。他喜欢音乐，会作曲，写出过《教我如何不想他》、《海韵》等曲子，至今仍有音乐会偶尔演奏这些作品。读他的《语言自传》，会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赵元任是一位得天独厚的语言学家。但实际上，赵元任早年学习的主要科目并非语言学。1910年7月，清廷游美学务处在北京设考场，赵元任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这次招考共取正榜70名）。同年8月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15年赵元任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三年后获哲学博士学位。接着，赵元任在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1920年，赵元任在清华学校（当时还没有成为大学）教授物理、数学和心理学等课程。1920年冬天，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到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演讲，赵元任被请去担任翻译——以罗素的涉猎学科之广，当时国内能胜任翻译之职的人屈指可数。有趣的是，时隔五年，即民国十四年（1925）清华成了大学，赵元任被聘请为该校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跟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教授的科目不再是物理、数学和心理学等理科课程，而是一门文科课程：中国音韵学，附带教音乐欣赏！赵元任先是花了数年时间调查、研究汉语方言，写出了《现代吴语的研究》等影响巨大的方言论著；后来又转而研究汉语语法，在音韵学方面并没有做出太多特别的贡献，但是把瑞典学者高本汉的谐声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跟罗常培、李方桂合译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影响很大。
赵元任后来侨居美国，长期在加州伯克利分校任教，1945年赵元任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LSA）会长，“做了一个中国人自然是一件可以特别得意的事情”（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效法胡适当年谢绝行政院友人邀请其出任行政院秘书之职的做法，回电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第三位是陆志韦（1894—1970）。从东吴大学毕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学部心理学系读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讲授的都是心理学方面的课程，率先在国内介绍巴甫洛夫的学说，引进西方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七七事变后，他交卸燕京大学代理校长职务。因为心理学研究受阻，开始向王静如学习清代古音学和“高本汉学”。1943年9月完成代表作《古音说略》初稿。1952年燕京大学撤消，陆志韦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陆志韦晚年的职务和头衔，不同寻常：他是语言研究所汉语史研究组组长，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但与此同时，他又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筹备委员会主任，中国心理学会会长。据他的弟子俞敏说，陆志韦的业余爱好很多，“作新旧诗，欣赏西洋音乐，鉴赏国画，集邮，下围棋，打桥牌，都精通到各种程度……谁见着他也不愁没话说”，自然成了当年燕京大学“社交生活的中心”。
斯人已逝，我们无从了解赵元任、陆志韦等前辈学者弃理从文的真实想法。但是，可以肯定一点：对他们而言，音韵学都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北京有个地铁4号线鄙视链的戏说：自南向北，过了国家图书馆就是民族大学，然后是理工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后一站鄙视前一站，最后高居鄙视链顶端的是中央党校。大学里不同学科间实际上也存在着各种鄙视链，理科鄙视文科，理科、文科内部也有种种鄙视链。音韵学在中文系乃至整个人文学科中，不敢说位于鄙视链顶端，至少是较高的位置。因为许多人不懂，所以显得高深莫测，令人望而生畏。一般而言，中文系各门课程，写作课处于鄙视链低端——因此有西南联大时期研究《庄子》的刘文典嘲笑教写作课的沈从文躲空袭的故事，我有几年里主动给本科生开设写作课，有音韵绝学傍身，不怕他人鄙视——谁敢鄙视，我就跟他谈音韵学。
据说，如今在以理科著称的清华大学有一个说法：这所重理轻文的大学里，中文系的音韵学课，也无人敢鄙视。即使是最骄傲的理科生，对中文系学生笑着说去上像听唱歌一样的音韵学课，心怀敬意，不敢造次。三十六字母，二百零六韵，十六摄，平上去入，四声八调，开合侈翕，洪细等第，内转外转，清浊阴阳，音和类隔，戛透轹捺……一大堆术语名词，不经过专门学习，谁都会一头雾水的。
我当年念研究生时，参加一个学术报告会，我报告的题目是《从邪、船禅研究》。结果就有一个数学系的博士生跑来向我讨教：你的论文是研究什么方面问题的？他承认自己猜了很久，谶纬迷信、禅宗参悟、船舶行旅，好像都不是。
上文所述几位音韵学者的事迹，窥豹而已。音韵学，的确是一门有难度的专业，值得有志之士参与探索，挑战！
已于《澳门日报·新园地》分九次连载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