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是临汾历史上获得赞誉最高的人物，之后恐怕就要算法显了。
作者 杨治平
【本文概要】法显身后社会上掀起三波法显热，一波是汉地僧侣纷纷效仿西行求法，完成了中国佛学对印度原始佛学的传译工作，为中国成为世界佛教中心奠定了基础。后来者中，最有影响的是唐代的玄奘；第二波是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年间。救亡图存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法显的精神激励了许多人。鲁迅把法显比作“中国的脊梁”；第三波就是以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的现在，法显先行者的身份和中外友好使者的价值进一步凸显。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7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他。
在临汾历史上获得社会赞誉度最高的是“尧”。“尧”是伟大的，但近年来史学和考古学家也发现一个“尴尬现象”，就是“尧”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类似于“王”、“皇帝”的称谓。尧是一个时（朝）代。由于“褝让制”是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圣贤者中进行，“尧”也是多个没有血缘关系自然人的集合。“尧”的形像不好“具像化”。比较下来，临汾历史人物获得赞誉度较高的反而是法显。
法显是一个符合“三立”标准的伟大人物。认识法显首先要认识法显精神的坚毅，其次要看到他行为的平凡，当然也不可忽略法显的“运气”。他的命运似乎一直被某种“业力”所加持。
法显的故事讲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然则不然。伟人之所以是伟人，与我们普通人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他（她）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既要看他活着的时候，更要看他（她）去世以后。越是伟大的人物，他（她）去世以后的影响力越大，持续的时间越长。法显当然算作伟人。按照这样的标准，他西行归来和在荆州辛寺圆寂以后的故事，也该是引起我们关注，至少是不可忽略的。
（一）历史上的三波“法显热”
法显从西行到现在过去了1600多年。根据各种史料和专家的研究，法显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力，犹如平静的湖水激起的层层涟漪，至少掀起过三次大的波澜。第一波是从他归国以后到唐代，掀起汉地僧众大规模的西行求法高潮。据学者研究，这一时期从汉地出发西行的僧侣近千人，归来有据可查的约三、四百人。按照唐（周）代武则天年间义净大师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那时西行求法的高僧有60人，其中7位是朝鲜人。这60人背后，代表的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义净留下一首诗，前四句是：“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西行归来的僧人，能被称为高僧者，大概也不会过“百之十”，这两个“百分之十”叠算下来，可见这一时期西行人数之多。
求法僧人河西走廊之路
在由法显掀起的僧侣西行求法“热”中，按照专家学者的研究，有过两次“小高潮”，一次是从东晋末年到南朝宋代年间。国学大师季羡林说：这一时期，汉地僧人西行求法，甚至成了“运动”。据史料，法显回国七年以后，有高僧沿着法显西行的陆路和海陆去了天竺。还有高僧组织起25人的僧团去了天竺；再一次是从唐高祖李渊到唐玄宗李隆基年间，汉地僧人西行，出了著名的高僧玄奘和义净。这两位高僧在自己的传记中讲，他们所以西行求法，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受到法显事迹的激励。玄奘在西行之前，专门云游了法显圆寂的荆州辛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讲，“法显，一时之士……能求法导利众生，吾当继之……安能坐致耶”。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讲“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胜途多难”，36岁时，义净从水路去了天竺。
这一波由法显掀起的持续了好几百年的汉地僧侣西行求法“热”，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大贡献，就是基本完成了中国佛学对天竺佛经的传、译工作，从此以后，在汉地和东亚，印度佛教加快了中国化的进程。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落，佛学不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逐渐成了世界佛教的中心。
法显西行掀起的第二波大的影响是从清未到民国年间。这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弘扬民族精神、救亡图存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许多思想者、革命者把目光都放在了法显身上，放在了法显事迹对民族精神的激励作用上。据史料，这一时期，对法显做出高度评价的人物有：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梁启超，他讲：“法显横雪山以入天竺，赍佛典多种以归”。国学大师章太炎说：“法显斯可为梵土前哲悲，亦为汉土尊宿幸足矣”。此外还有王国维、剪伯赞、汤用彤、钱钟书、章巽、柏杨、朱东润、南怀瑾、季羡林、楼宇烈、余秋雨等都对法显做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和宣传。这其中当然少不了佛学界的高僧大德，如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还有著名的太虚大师、星云大师等等，他们都对法显是顶礼膜拜。对法显评价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他在“日记”中讲自己用了13个晚上，手抄《法显传》（这里指的《佛国记》），意含法显，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把法显等称作“舍身求法的人”，赞誉为“中国的脊梁”。为此鲁迅还赋诗一首：“礼赞晋法显，空前之伟人。中华脊梁骨，名句万百存。此言非过誉，当之无愧人”。
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包括中亚、南亚、东南亚和欧、美、日国家的专家学者，这一时期也掀起了“法显热”。《佛国记》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在世界上以多种语言翻译出版发行。国外有据可查对法显给予热情关注的专家学者有：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美国历史学家、《亚州史》作者罗茨.莫菲，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那烂陀大学校长阿马蒂亚.森和印度历史学家阿里，克.辛哈，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沙勒，孟加拉学者师觉月，日本学者吉田兼好，足立喜六等等，这些学者对法显的关注、研究，虽然着眼点多放在研究历史、佛学和国际关系上，但对法显的评价都非常高。英国学者萨缪.比耳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即公元5和7世纪，中国两位旅行家所做的关于印度佛学历史和地理的详细记录，是目前印度及其邻国现有梵文和巴利文著作所不能比拟的，这实在令我们震惊！”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讲：“《佛国记》照亮了印度”；日本学者、联合国和平奖得主池田大作谈到法显，谈到《佛国记》时说，“我唯有心悦诚服，低头致敬”。
法显西行引发的第三波大的影响就是现在。近年来以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大背景，法显的事迹明显对中国搞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起到了助推作用，法显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身份被凸显出来。这一时期，对法显给予高度评价的人物首推政治领袖。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不同场合七次谈到法显。中国和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的其他领导人，如李克强、莫迪（印度总理）、帕蒂尔（印度前总统）等，在国际交往中都有文献记录谈到了法显。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9月16日，对斯里兰卡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在斯里兰卡主流媒体发表题为《做同舟共济的逐梦伙伴》的署名文章提出：我很高兴即将访问斯里兰卡这个美丽的国家，亲身感受“印度洋明珠”的璀璨之光。中国和斯里兰卡有高僧法显开启的千年佛缘……建交57年来，中斯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成为大小国家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典范……。再如，2019年10月11日，习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在尼泊尔《廓尔喀日报》、《新兴尼泊尔报》和《坎蒂普尔日报》发表题为《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的署名文章提到：中尼山水相连，世代友好。1600多年前，中国高僧法显、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互访对方国家，合作翻译了流传至今的佛教经典……这些友好佳话，激励着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相知相亲、携手前行。
近年来，国内和国外多地成立了法显文化研究会，组织学术界、宗教界、政界人士进行专题研讨，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著作（刊物）和宣传文章。围绕法显的行迹，比如山西临汾、长治襄垣，山东青岛，江苏徐州，湖北荆州等地建立了法显纪念馆、法显广场，起了法显塔，立了法显寺等等。特别是在法显出生地临汾，甚至还辟有法显种稻纪念地，持续举行纪念法显的“浇雪山”活动。
临汾市金殿镇“法显种稻之地”碑
在斯里兰卡，法显被视为中国人来访第一人，他的故事被编进了教科书。斯里兰卡政府把法显当年去圣足山走过的村庄，拜过的寺庙，住宿过的石窟都以法显命名，称之为法显石村、法显寺、法显洞。斯里兰卡还在法显西行的重要时间节点，举办国际性纪念活动等等。据说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法显的知名度非常高，一些地方甚至可以说家喻户晓。印度前环保森林部长兰密施讲：“像大多数印度人一样，我从小就听说法显和玄奘，在他们的记载中发现了印度的过去”。在中国南海，有岛礁以“法显暗沙”命名。
谷歌地图中的“法显暗沙”(Faxian Ansha)，北纬5度45分，东经112度33分。在义净礁南，为北康暗沙中一暗沙，水深9.1米。法显暗沙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政府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现在仍在持续的这波“法显热”，也为繁荣“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推动民心相通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相关地方政府也给予了重视。比如，临汾市法显文化研究会，利用法显文化这一纽带促成了斯里兰卡阿努拉德普勒市和临汾市缔结友好城市。临汾市政府为打造法显故里，在今年的市政府《十四五规划》有关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中明确提出：加强文化资源传承与保护。凸显法显文化……等地域特色文化，加快打造法显故里文化名片，加快法显文化研究，组织学术交流活动，以法显文化为纽带，在临汾创建法显文化交流圣地。
（二）“尧”是伟大的，但可惜“不是一人”
在临汾的历史上，如果要找出一位有名的历史人物代表临汾做形象宣传，找谁好呢？首先应该是“尧王”了，儒家文化把尧尊为“圣贤明君”、“文明始祖”，毛泽东一句“六亿神州尽舜尧”，天下皆知。“尧”的功德见诸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实证，可谓光耀华夏。近年来，考古和历史工作者也发现了一些尴尬现象，有些地方与史书记载存在矛盾，其中一点就是“尧”不是一个人，而是类似于“王”、“皇帝”之类的尊号；“尧”还是一个时代，是一个类似于后来如周王朝、汉王朝这样的朝代，我们姑且称之为“尧国”、“中国”或者干脆叫“尧时代”。“尧国”或称“中国”的最高领导者“尧王”不是一个自然人，是几位有继承关系但没有血缘关系的自然人。这也解决了长期困挠我们的一个问题，因为按古代文献推算，“尧”生活的时间至少超过了百年以上，以前我们讲到这一现象，总要费尽心机把“尧”说成一个寿命超长的神仙老人。考古发现，在“尧都遗址”范围内有“尧王”的王陵区，按此推算，平均下来每一个“尧王”在位的时间，也就是三、五十年，与当时人类的寿命基本一致。总之，“尧”是伟大的，但“尧”不是一个“具像化”的人物，其“形像”不好确定，把他做为临汾形象宣传的logo，是个难题。
2019年8月，临汾市法显文化研究会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法显文化与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论坛”合影
（三）平凡、坚毅和幸运，认识法显的三个关键词
确定历史人物作为地方文化宣传的logo，要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这个评价标准就是“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按此标准衡量，临汾历史上的“三立”人物是不多的，学富五车如荀子，英雄盖世如卫青、霍去病，他们都是有局限性的，法显虽然是个宗教人物，但是他的影响力早已跳出宗教以外，他的功绩当然首先体现在“三立”上，“立德”自不必说，“立功”不仅体现在法显的当世，也体现在他的后世，“立言”上也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法显还有许多伟大人物不可相比的地方，我们这里说三个方面，一是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就好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普通老汉。二是他给人深刻印象的是有常人不能比拟的钢铁般意志和矢志不渝的精神。三是他所以能成功，与许多人物一样，带有运气成份。不过法显比较特别，得到的福报很大，是一个特别幸运老汉。
立德立功立言——袁维学题字
这里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细看法显故事贯穿一条主线就是“平凡”。他的伟大是由一系列平凡的事情组成的，出身平凡，西行之前的事迹平凡，他的自述也就寥寥数语。从他西行和归国以后的过程看，也少惊天动地的故事，他像每一个求法僧一样，一步一步地朝前走，潜心向每一位向每一位大师请教，认真阅读学习发现的每一部经卷，禅精竭虑的修行、取经、译经、做事，在他身上投射着我们每一个平凡人的影子。法显单就建功立业的事情看，算不上轰轰烈烈，在临汾的历史上，明显不如荀子，荀子是儒家的三号人物，自己又开班讲学，培养出韩非、李斯这样大名鼎鼎的学生。也不如卫青、霍去病，卫青、霍去病统率千军万马，远征匈奴，扫除边患，使得长城都失去了它的防御功能。然则法显又是不平凡的，他的特别之处就是精进不止，一辈子不管眼前是什么样的路，都能奋力前行。特别是老迈年纪，竞能不顾生死，把命运与从事的事业纽在了一起，一步步走好眼前的路，办好当下的事，干好案头的活，最后竟然成就了惊世之功，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
再说第二个方面。法显的坚毅是我们认识他的一个关键词。当然，这个词的背景音是艰难、艰巨、艰辛，法显西行是前无古人的拓荒之旅，处处面对的是险恶的生存环境，经过的地方又是人地两生的国度，行者之路就是孤寂之路，信息闭塞是一种常态，面对各种困难，只能是一个人战斗。就连法显本人，西行归国以后都不忍回忆他西行的经历。法显在写完《佛国记》后的“跋”中讲述自己：“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也就是回想西行的事，现在都感到害怕。但是法显又是一个“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性情，65岁的年纪竟敢朝九死一生的未知道路前行，这对许多的人是不可想象的；到了天竺竟能不顾年迈体衰，不放弃任何一个佛祖的踪迹和求取经律的可能，几乎走遍了整个天竺，这不仅前无古人，后来的西行求法僧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为了早日回国，他把命运寄托于茫茫大海，忍受了更多的苦难和风险；回国以后他又以顽强的意志投入到更艰巨的事业中，在比他年轻，比他有“平台”的诸位大师中，成为他那个时代四位高僧大德之一。为什么他能“乘危履险，不惜此形”呢？他讲自己“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目的又是什么呢？还是法显在写完《佛国记》后的“跋”中，讲自己“以达万一之冀”，也就是为了一丝的希望，忍受着漫长的孤寂，付出着“身家性命”的努力，这是我们许多人望尘莫及的。
斯里兰卡：中斯友谊村——法显石村
法显的事迹中最让后人惊叹的是他语言的学习能力，这不是一个靠“不要命”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他沿途走了30余个国家，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是怎样与社会交流沟通的？法显写出的《佛国记》，为后世证明真实可靠，资料性非常强。取回的经卷，被佛学界认为价值非常高。译出的佛经也被视为珍宝，为后人珍藏。这除了不仅要有深厚的地理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要有高深的佛学造诣等因素外，语言交流能力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语言不通，一切皆无可能。法显在西行诸国中，原来属于汉朝的西域国家，估计还有些语言交流基础，但是在中亚、南亚怎么办？要知道，佛教经典不少是用梵语、巴利语写在贝叶上，俗称贝叶经，梵语、巴利语，又是与汉语的形、音、意完全不同的印欧语系，法显到天竺取经，必须要会看“天书”，这个“天书”就是指的记有佛教经典的贝叶经，梵语、巴利语相当于天竺语言中的古典文言文，设想一下，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汉语，但是让你阅读和翻译一篇古汉语文字，估计不少人都会打退堂鼓。在《西游记》故事快要结束时，讲到唐僧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到了西天，佛祖给唐僧准备好要带回的经卷，由此给人一种印象中，西行求法好像是个信使的角色。其实到了天竺，困难才刚刚开始，套用一句毛泽东主席说过的话：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的路更长，任务更艰巨。法显西行求法，连去带回路上走了5年多，在天竺访问学习的时间用了9年多，回国以后翻译经卷，又用了7年多。不管是法显也好，还是后来的玄奘也好，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一样的，能不能取到真经，完全要靠自己，对书写佛教经卷的梵文和巴利文，要比当地的普通人还熟练，否则取回的经卷就会有很大的盲目性，价值会大打折扣。从法显回国以后佛教界对他取回经卷的评价和他在佛学上的建树以及译经的情况看，法显在天竺时，梵语和巴利语的学识水平已非常高了。法显是如何掌握梵语、巴利语的？法显在出国前显然做了一定的准备，有了一些基础，仅管如此，他在西行途中，沿途还是恶补了语言文字。法显在自传体的《佛国记》中，可谓惜墨如金，类似于身体状况、生活起居毫无记载，但还是透露了他在天竺对语言和绘画知识的学习。语言是适宜青少年学习的技能，外国语言的学习一般是需要有人教授的，学习者还要下苦功夫，法显当年身在异国他乡，又是一个孤寂的旅行者，显然没有好的学习条件，又是一个比后来的玄奘大了37岁的年纪，他是用了多大毅力攻克语言关的，许多人谈到这个问题都对法显佩服之至。
图片斯里兰卡国际教科书中的法显和玄奘内容
这里说说第三个方面，法显的运气。法显最大的运气是在那样一个乱世，在那样一个佛教想要扎根中国土壤的时候入了佛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社会的底色是“乱”，北朝“五胡乱华”，南朝礼崩乐坏。军阀肆意横行，门阀世袭不倒。社会秩序混乱，弱肉强食惨烈。平民百姓被关掉了一道道生存的“门”；法显算是幸运的。这个时候，社会上成长于中国土壤的儒学和道学在破茧成蛹，逐渐成为两股力量强大的社会主流意识。天竺来的佛学在悄然进入，不断努力适应着中国的国情。东西方文化交流、借鉴、贯通逐渐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一股新潮流，先行者的步伐都在向彼岸靠近，这些现象，又给法显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打开了一扇闪着亮光的“窗”。法显幼年进了佛门，平阳那个时候的寺庙烟火已经很是兴盛，他靠着慈悲的本性，智慧的大脑，守拙的行为，坚毅的性格，明确的目标，生存的技能，竟然在时代的夹缝中，在没有活路的悬崖峭壁和荆棘丛中，硬生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也属于万千大众金光闪闪的一条大道。法显走的路，是与佛祖释迦牟尼心灵对话的路，是普渡众生的路，是开辟荒途的路，是追者如云的路。你看他的行为是孤苦寂寞的，再看他的精力是充沛燃烧着，远望他的身后是万人欢唱着。有个词叫“三生有幸”，知道了法显的故事，看懂了法显的行迹，你才能加深理解这一词汇的涵义，理解生命“业力”的涵义。
掩卷沉思，感到法显能够成功，能够成为平民中出身的伟人，命运似乎总被祥云笼罩。法显从西行到回国，一路险象环生，总是有惊无险，命运一直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加持。据说《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是玄奘，领略文学作品虚构的唐僧故事，我总感到其中也有法显的影子。在法显身上，有一系列的难解之迷：
斯里兰卡“法显洞”中的卧佛
一是独身还之迷。法显西行之路何其危险，按义净大师的认识，生命能保全者，十之一也。法显一众11人，唯法显一人，完整走了天竺各地，又是陆去海还，所行进的路线，还与他身后近年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吻合，实在是天意。归国以后，虽是高龄，法显又有好几年的光阴，完成他后续的事业，最后功德圆满。法显孤寂而又顺利的一生，确实笼罩着一个又一个诱人的谜团。
二是身体康健之迷。法显西行时毕竟是65岁的年纪，山高路遥，需要经年累月，前途渺茫，身体不出状况几乎是不可能，但是从他的传记和史料看，他从出发到圆寂，20多年时间，不见有大病记录，竟能康康健健奋斗不止。法显3岁出家，根据学者的研究，由于他的三个哥哥都因病幼年夭折，家人的直接目的就是保命，他的命不仅保住了，人生虽然经历了许多磨难，竟然活到了86岁，在那样一个年代，堪称奇迹。
三是总能逢凶化吉之迷。法显一生遇到的危险很多，从《佛国记》的记述看，他总是能遇难成祥，比如过沙漠、渡葱岭、翻雪山，小的伤害也没发生过。还有在斯里兰卡时，夜晚在山洞颂经遭遇猛虎，竟能不被伤害，真是奇迹。特别是在归国的大海上，遭遇狂风恶浪，所乘船只漏水，船主在把各种杂物仍进大海，以减轻重量时，有人竞要把他也丢弃，法显幸运地因一位施主的据理力争，坚决捍卫，逃过了一次大的劫难。
四是航船迷失方向，青岛登陆之迷。法显归国途中，在苏门答腊等了五个月信风终于乘上商船启程回国，航船的目的地是广州，法显原来的计划是从广州登陆，然后徒步北上回到老家或西行的出发地长安去，但是在大海上却迷失方向，行走了三个月余，虽然船只航向大大偏离了广州，但是误闯误撞，竟能漂泊到青岛，这反而可以省去法显徒步陆路的辛苦，这误差也太大、太巧了，可谓鬼差神使。中国当时由于战乱而时局动荡不安，当时的青岛恰好属于政权相对稳定的东晋政权统治，而东晋大地，佛教也很兴盛。不敢设想，要是早两年，青岛登陆的船只就会身陷混乱的南燕政权。如果当时船只航向再往北偏差一些，就会误入动荡的北燕政权属地。法显乘坐的船只，虽然与目的地发生了大的航行误差，这个误差不偏不倚正好到了青岛。冥冥之中，法显不是得到着上天的护佑吗？
下节讲述：
法显“之于临汾的危机”是许多人不知道法显是临汾人，当然谈不上打好“法显牌”，临汾有责任守护好法显的“临汾籍贯”